跨越海峡的生命桥课件【跨越海峡的苦涩婚姻】

　　来源：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2012年6月　　执笔：Sara L. Friedman　　编译：寒若　　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的婚姻在内地并不太引人关注，但却常常是台湾媒体的头条话题。2003年，在台湾注册的每五桩婚姻中就有一桩包括了大陆人。到2009年，这一比例稳定在了大约十分之一。鉴于海峡两岸的争执关系，成百上千大陆人的涌入（以女性为主）在台湾激起了广泛的争论：如何才能令这些女性更好地融入台湾社会？
　　婚姻进化史
　　尽管与外籍及中国大陆配偶的婚姻数量在过去几年有所下降，但台湾从移民输出地到移民输入地的转变仍在继续。历史上，从大陆到台湾的移民被视作是前往边疆地区的内部人员流动，他们大多来自东南沿海的福建和广东地区。随着国民党败退至台湾，这一情况也发生了改变。这一波跨越海峡的婚姻始于1987年台湾去往内地旅行的开放。
　　在内地与台湾的联系恢复后，第一批去往内地的游客是于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随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的退伍老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到达台湾时尚未结婚，当时军队的规定也禁止他们在服役期间结婚。即使在正式的婚姻禁令解除后，由于他们长期与社会隔绝，加之收入低微，想要在当地找到妻子十分困难。直到20世纪末，还有很多已经步入中老年的老兵仍是单身，无人照料。前往内地探亲为他们提供了在老家寻找愿意随自己回到台湾的伴侣的机会。
　　老兵在家乡结识的妻子一般处于离异或是寡居状态，她们在青少年时期往往经历了*****，教育经历被政治动荡所打断。她们大多在城镇的国有或集体企业中工作。在市场化改革之后，由于单位被重组或是破产，年龄和教育背景都不具备优势的她们面临着非常黯淡的就业前景。对于再婚及获得更高收入的希望使得她们愿意嫁给台湾老兵。但这一决定是具有风险的，因为她们没有独立的信息来源能够确认老兵的生活状态和收入水平。到达台湾后，很多人发现自己面对着糟糕的居住条件和吃紧的生活预算，不得不过上节衣缩食的日子。
　　第二种类型的跨海峡婚姻中，一方是来自台湾的、在本地婚姻市场中竞争力不足的工薪阶层或中产阶级男性，另一方则是来自内地的背景各异的中青年女性。男方要么身有残疾，要么收入不高，可能从未结婚，也可能从前一段婚姻中育有需要照顾的子女。出于这些原因，他们难以在台湾找到妻子，于是将注意力转向了中国内地及东南亚地区。
　　这种类型的夫妻结识的渠道多种多样，有的是通过正式的婚姻介绍所，有的则是通过亲友的介绍，有的是在网上认识，有的则纯属旅途中的偶遇。这些女性在跨越海峡之前，往往已经经历了去往内地或沿海找工作的第一次迁徙。
　　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前往内地求学和找工作，第三种类型的跨海峡婚姻数量与日俱增。这一类夫妻具有相近的年龄和背景，在工作与学习过程中相识，其中有些夫妇会继续留在内地工作。在这一类别中，还出现了台湾女性嫁给内地男性的情况。传统上将内地妻子视作寻求更好生活的人、将台湾丈夫视作在本地缺乏竞争力的观点已经无法反映复杂的现实了。与此同时，内地女性也不仅仅将经济因素作为出嫁台湾的唯一原因。情感或事业失败后改变环境的愿望，享受更好的教育、福利与基础设施，同样成为了促成跨海峡婚姻的动机。
　　婚后障碍重重
　　跨海峡婚姻与跨国婚姻的最重要区别在于对夫妻的管理政策不同。虽然嫁给香港居民的内地人需要等待十余年时间才能获得在香港定居的许可，但一旦满足要求后，他们面对的移民政策与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夫妇别无二致。同样，尽管嫁到北美的中国人在初次入境时，需要接受更为严格的调查，但一旦入境就将和所有外国夫妻一样面对相同的归化程序。
　　然而，与台湾人结婚的内地人面对的移民机制却是与众不同的。这一区别是由于内地人在台湾模糊不清的地位造成的：内地人既不被视作“外国人”，也不被视作当地“公民”；他们构成了一个例外的中间区域，面临着特殊的管制与法律。海峡两岸长期的对峙关系令台湾社会对于内地人的婚姻动机以及彻底融入台湾社会的能力感到忧虑。
　　现行移民机制成形于1992年，当时台湾当局面对跨海峡婚姻不断增长的事实进行了政策调整。1992年通过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允许台湾居民将来自大陆的配偶带到台湾。
　　以这一条例为基础的移民机制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大致可以区分为四个阶段。首先，从1992至1999年，内地配偶获得定居权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步是为期三个月的探亲签证，三个月后必须出境，并重新申请入境；在这段时间内，可以申请居留地位，获得工作和不间断居住的权利。居留权的授予受到配额限制，在1992年时，全年配额仅有240个。居住满两年后，方可申请定居权。
　　2000年时在探亲和居留阶段之间新引进了“团聚”阶段，使得配偶能够在台湾待上整整一年。随着婚姻数量从1999年起大幅增加，居留权的配额制度难以维系下去了。于是从2002年起制定了一个双轨制的制度：等待配额已经超过四年者和在台湾合法居留达两年者可以立刻获得配额。此时，内地配偶距离成功获得定居权等待的平均时间是八年。
　　与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配偶相比，这些管制措施既冗长又复杂，与此配套的官僚机器令内地人和台湾人都常常感到一头雾水。其他国家的配偶一旦入境就获得了居留权与工作权，在四年时间内就可以获得归化资格，时间要远远短于内地配偶。
　　归化阶段的配额限制同样是一大瓶颈，这一阶段的等待时间在2007年被延长了一年。更长的等待时间增加了内地配偶面临的不确定性：在这段时间之内，其丈夫（妻子）可能会要求离婚，或是放弃财政支持。一旦离婚，除非获得了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否则就得离开台湾。
　　进退维谷的选择
　　针对如此严厉的障碍，台湾的官员认为，出于政治和实践的考虑，加强管理是合理的。一方面，他们认为在移民过程中提前给予内地配偶工作权会导致“虚假婚姻”（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地位而签署的婚姻合同）的问题加重，而且，从内地涌入的劳动力会加剧失业问题。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管理措施既有利于安抚亲独立“议员”的情绪，又能保护台湾免受来自内地的更大冲击。显然，将内地配偶定义为“外国人”是不明智的，这无异于宣告独立的行为。但是，对内地人进行区别化的管理，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全社会对于内地配偶能否完全融入台湾社会的担忧。
　　面临着严厉又漫长的移民程序，很多内地配偶会声称自己不想成为“台湾公民”，但最终，一旦符合条件，他们还是会申请定居权。这么做的原因之一在于，如果不能获得安全的定居地位，同样不能获得永久“非公民”地位，从而摆脱对台湾配偶的依附关系。
　　许多内地配偶在作出这一决定时充满了疑虑与不安，尤其是因为台湾要求他们同时取消在内地的居留权。他们会因此失去在内地的退休金和保险吗？考虑到内地的经济不断发展，工作前景看好，他们有朝一日是否还会再迁回内地？他们在台湾能有“在家”的感觉吗？放弃内地居留权是否会让他们切断与故乡的联系？这些艰难的抉择常常萦绕在内地配偶的脑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