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到处流传【爱情不再流传】
陈如军，男，1976年3月出生，湖北竹溪县桃源乡人。曾在《北京文学》等刊物上发过文学作品。致力于整理、挖掘和开发巴山文化，以巴山文化做底色进行文学创作。 有些事情说不清楚，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是说不清楚的。多年以后我们娶妻生子，才慢慢懂得，父母当初那些怪异的举动，那些让人不可理喻的行为，其实都是他们感情的冲突，正面，侧面，或是短兵相接，或是遥遥相斗，那是父辈别样的爱情。
父亲、母亲相互为之。他们的相识、相知极为普通，住在同一个村，从天空到地面，从家长到里短，都是辈辈儿清，还能有个什么花样呢？但是他们的相爱却不同了。
母亲说，父亲到她家的那一天，乌鸦在门前的槐树上落了黑压压的一片，她就知道不是什么好兆头，结果就被父亲给祸害了。我们听得心惊肉跳，不好多问又不敢妄加推论，只有看着父亲在旁边嘿嘿嘿地傻笑。
我想，那真是极不寻常的一天。
其实，在这之前，父亲的婚事拖得所有的人都心焦。他固执地认为当兽医的就不应该结婚。天天猪啊羊啊的，怎么结婚呢？怎么去碰女人呢?
姥姥后来又告诉我一个秘密，她说不知母亲当初是怎么想的，她是有人的，定情的布鞋都做了，唉……
豁了牙的姥姥长叹一声，我就知道那个人不是父亲。
父亲不喜欢兽医这个行当，他是被逼的，这在当时全大队人所共知。父亲的理想是当一名人医。在部队当兵时他就跟着一个老军医奠定了扎实的功底，并对世界性的医学难题——麻风病有了一定的研究。老军医曾断言，如果父亲一直坚持着走下去，医学界肯定会出现一个让人震惊的奇迹。可没想到命运却是一个顽皮的小孩，他捉弄人不给通知，让人世间总是重演悲剧。
那时候，父亲在镇上，母亲在乡下。而父亲又是一个当过兵受过严格的政治教育，学雷锋学焦裕禄学傻了的人，不到国定假期他是从不回家的。这就势必造成了牛郎和织女要隔着银河遥遥相望的状况，也势必给父亲的人生带来又一次危机，正如他当初很无奈地做了兽医。
母亲生育得比较早，据说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反正都那样了，无从说起。母亲在生完中海以后，身体就进一步升级了，几乎成了一个全新的版本。当然不是我们通俗概念中的那种臃肿，而是在我们乡村所说的健壮，在城市叫做性感和丰满。怎么说呢，那简直就是六月的六月桃，八月的八月柞，十月的十月红，芳香四溢，饱含汁液，熟得不能再熟了。
总之，年轻时的母亲将少妇的风韵毫不费力地就推到了极致。这就势必要引出一些蓄势待发的故事，势必要闹出一些天翻地覆的动静。虽然那些事现在看来再正常不过，只是生活中掀起的一朵或几朵小小的浪花，但那时还是引起了父亲甚至村里所有人的愤怒和猜忌。
事情主要是缘于我们同院子一个李姓的四叔。
四叔比母亲要小几岁，读了一点书，喜欢咬几个文字，喜欢说说笑笑。这与木讷的父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重要的是正当母亲风华绝代的时候，四叔长大成人了，虽然还有点娃娃脸，显得稚嫩，但已有了男人味，高大帅猛了。
那时候，乡下的文化大餐只有两种：一种是乡野民间的生活俗事，连给牛马配种他们都能从中找到乐趣。那种日子，生产队长也知道大家无心生产劳动，索性就放假半天，在村里最宽阔的地方用绳子围出一个圈，酷似现在的拳击赛场。人们围着圈子相互撞着，挤着，东家的肘子碰到了西家的*子或是西家的手捏了东家的屁股，于是，嬉笑声，打骂声此起彼伏，再苦的日子也变得甜了。主场的戏开始，他们更是兴奋不已，开始口喷白沫，指指点点，或是仰俯偷看。随着公牛、母牛艰难的操作，他们又配以准确、夸张、不怀好意的尖叫，关健时刻就集体高喊，中了，中了……人们欢呼雀跃，就好像那公牛是趴在他们自己身上一样高兴。我就跟着母亲去看过几回，但后来父亲却不准了，他说把小孩都看坏了。父亲那时就已懂得了早期教育，真是难得。因为那时我还很小。而母亲的看法却不同，她狠狠地剜了一眼父亲，抿着嘴，就笑了。
那时候的第二道文化大餐是看电影，也是人民政府关心人民群众的一种方式。放映的前几天，队上就要派几个精壮的小伙子去背机器，那时候的机器是又多又大的，不像现在随手提着就来了。人们知道了信息就眼巴巴地等着，盼着，干什么都有了力气。因为看电影历来都是比较复杂的，往往捆绑有其他的内容，那才是人们真正的节目。
放映的当天下午，队长早早地就收了工。男人女人们一阵吆喝匆匆回家，开始洗头洗澡收拾一新，临出门时还不会忘了抹上一点儿用花花草草自制的香水。所以那时候站在放映场上，就像是站在果树林里或是麦浪中间，满是粮食、水果、地球身体的香味，让人迷醉……
天还没黑，人们就开始拖儿带女，拖家带口地纷纷出动。由于放电影大多集中在秋收过后，天气已经有了凉意，所以人们抱着添加的衣服，扛着长凳，有的还拎着火盆，成群结队的，急吼吼地往一个地方赶。一时间，山歌唱起来了，荤话说起来了，心也悬起来了。孩子们开始哭笑，狗仔们呢也集中了，它们快乐地在人的裤裆间钻来钻去，像是要故意揭穿男人女人们的那点秘密。总之，那一夜是极不寻常的一夜，整个半边山都动了，活了。
看电影的过程也有故事，人们最怕的和最期待就是烧片子和烧机器。那时候的电影都是制在胶片上，由于放的次数多了就很容易被卡断一截，称为烧了片子，不过那都是小工程，放映员用不了多久就会鼓捣好，接着放。而烧机器就不同了，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修好的，人们刚开始还沉浸在电影里，好不沮丧，好不恼火，但清醒过来以后就笑逐颜开了，因为在这修机器的间隙里，他们有了机会和理由去演自己的戏。于是，在银幕的后面，在墙的拐角处，在茂密的小树林里，到处都是三三两两的人，隐隐绰绰，鬼鬼祟祟。而更远处的黑暗中有时还会传来一声抑制不住的声响，更是使人心潮荡漾。空气里也迅速就充斥了一种异样的活性物质，迎合着烧片子烧机器的气味，整个夜都开始飘起来了。当然，也正是由于他们心中有了自己的戏，所以一部电影总是百看不厌，有时候这山跑那山，徒步几十里也要撵着去。我记得放映电影《杨三姐告状》的日子，我母亲带着我就跑了三四个大队，转战几百里山路，至少看了不下十遍，至今有好多情节都还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