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高发与水污染有直接关系的背后】 水污染喝了会得癌症吗

文章提交者：菁菁远山 加帖在猫眼看人【凯迪网络】

原题：谁在纵容这种断子绝孙的发展模式

⊙菁菁远山

早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央便提出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但我们的理论家总是乐于挖掘其中蕴含的政治学道理，却丝毫没有人在操作层面上进行可行性研究，而陈腐的体制仍然在支撑和主导着旧的发展模式，那么所谓的“口号”不管如何撩人，它最终只能充当弊政的“盖头”。

近年来，“癌症村”的层出不穷对这种罔顾人民死活的发展模式提出严峻的挑战。自环保部在2013年2月官方文件中首度承认中国存在“癌症村”的事实后，更有民间专家估计，若包括非官方数据资料，全中国大陆的癌症村约达四百五十九个，且有逐渐往中国中西部扩散的迹象。

今年6月25日，《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数字版出版，这是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团队长期研究的成果，首次证实了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的直接关系。随后，《新京报》记者对安徽省颍上县新集镇下湾村进行了调查，发现十余年来，这个不足1000人的村落，近200名村民被检查出各种癌症陆续去世，目前三分之一的村民患有肝炎。

对此，国家疾控中心研究团队得出结论，“初步确定该地区恶性肿瘤高发与水环境污染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这是他们8年来才得出的初步成果。其实，这里的河水早在20年前就已经变质，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地方政府重视经济效益，各种制革厂、造纸厂、玻璃厂、化肥厂纷纷出现在沙颍河两岸，从此一直成为人们饮用水源的沙颖河流着的就是劣五类黑臭水，整个河岸寸草不生。

改革开发以来，“我们坚决不能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一直是各届政府的“口头禅”，极具讽刺意义的是，这条老路我们已经走了一半了，唯独后一半还没有开始或是仅仅在开始。但就在今年5月份，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还在《瞭望》上撰文：《西方“先污染后治理”老路在中国走不通》，如此说法让我们如何来面对现实呢？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中国奇迹”这个“神话”的创造过程，发现“低人权”是与其相伴始终的，而在环境方面的表现，用“过度透支”来形容毫不为过，它可能超过了西方国家当初的表现，因为我们的体制机制对民意诉求是极度排斥的，而西方国家的政治状况往往要比我们好的多。

下湾村的水污染状况可以证明这种透支的程度，据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说，尽管现在地表水质已有所改善，但癌症发病率的正常回归，起码还需10年。令人唏嘘的是，淮河流域的水污染早已经引起过高层的重视，1996年国务院发布《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要求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确保1997年实现全流域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2000年实现淮河水体变清的目标。”

这种“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有体制的原因，也有“唯GDP论”的原因，当然也和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面对这怵目惊心的污染，颍上县卫生局副局长白祥成仍然认为，癌症高发是否与水质污染有直接关系，目前尚无定论，“就好比吃辣椒炒肉，你吃没事，我吃了可能就得病，说不清楚。”这和人民日报不久前的“PX致癌性和咖啡类似”何其相似，这位副局长的话是谁授权说的？如果是替领导说话，那么注定会让他的医德碎了一地。

如果探究中国诸多“癌症村”的成因，它和民意被压抑息息相关。严格说来，民众对环境的诉求通道是被阻塞的，他们表达诉求的方式也只能通过法律所不允许的极端方式才能解决。但国家公器却是掌握在利益相关方，因为政府官员与企业都能从“透支环境”上得利，那么受损害的只能是民众了。当然，如果加上腐败的推波助澜，只能让这种情况更加糟糕。

民意是如何被压抑的，我们仅从《环境保护法》对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限定上就能找到答案。6月2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将审议《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该修正案中，将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仅仅限定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一家。而中华环保联合会是从属于环保部门的半官员组织，靠收取企业的会费来生存，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这种与企业一个鼻孔出气的利益共同体，它维护的可能仅仅是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利益。

民众的诉求无法得到回应，它们只能转而寻找其它途径，而地方为了维稳的需要，无所不用其极地对这种行为进行打击和压制，从而让涉及环境的“群体事件”不断发生，这已经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并不断地蚕蚀着执政根基，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势必会爆发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问题爆发的节点，可能就是政治和社会危机爆发的开始。

中国无疑已经进入了一个环境问题集中爆发期，这是多年来以透支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带来的，在这种模式下，官员和企业各得其所，却把灾难留给了社会。如果这种模式继续延续下去，它无疑会点燃戾气横飞的社会情绪。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仅要放弃这种断子绝孙的发展模式，还要为社会诉求打开一个出口，及时回应社会的环境诉求，正视并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舍此别无他途。

其实，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失为中国治理环境问题的经验。西方国家从污染走向治理，无不是在强大的民间组织推动下完成的，这根本不是政府的功劳，而是政府积极回应民意的结果，最根本的原因缘于这些国家在民主法制的框架下存在一种纠错机制。如果我们不学习这种“老路”，那么究竟要走一条什么道路呢？

至此，我们也可能已经知道是谁在纵容这种断子绝孙的发展模式了。其实，如果把发展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这终归不是长久的东西。何况我们的发展仅是数量上的，而在质量上却不值得推敲呢。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政治透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