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稳健来抗击世俗:世俗

　　读罢季羡林先生的新著《病榻杂记》，我对季先生决意辞去“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的举动有了一点新的解读。 　　季先生的“三辞”见诸于媒体报道后，举国上下一片赞扬声，大多是表示钦佩季先生的人品，称赞他的谦虚，对当今热衷于浮躁、发烧、图虚名的学术界不啻是一贴清凉剂。这样说当然不无道理。可是仅仅这样理解是季先生的本意吗？
　　季羡林先生绝不是什么“谦谦君子”。有些所谓“谦谦君子”嘴里总是十分谦虚，甚至谦虚过了头，心中却未必以为然，只是当作一种政治作秀或学术作秀的姿态而已，其实他们内心里往往十分自负、自诩。我以为季羡林先生的“三辞”并非谦虚之言，而是一位诚实、严肃的学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学术精神。他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这才是季先生晚年心境和学术精神的真实状态和写照。
　　自由自在身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或作家的本质特性，是保持旺盛创造力的源头活水。丧失了这种心态，学者或作家的创造力就会枯竭、窒息，坚持了自由自在身，就不易被权势、金钱、荣誉、地位所腐蚀和异化，也不需要考虑学术或创作之外别的附加的人为因素。自由的翅膀一旦折断，就不能在学术和创作的天空中翱翔；而翅膀倘若用黄金铸就，鸟儿还能飞得起来吗？自由自在身是一种大彻大悟，返璞归真。季先生其实并不偏激，无论学术或为人都相当稳健，但他以稳健来抗俗。鲁迅先生说过：“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致章廷谦》,见《鲁迅全集》11卷532页）何况还不是一般的名人，是“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国宝”呢！倘若一个人戴上了如此华丽而沉重的三顶桂冠，捆上了那么多的精神绳索，还会有真正的自己吗？鲁迅是始终保持了自由自在身的。季羡林先生也保持了自由自在身，清醒地辞去三顶桂冠就是例证。他有五分成绩绝不说成六分，不能容忍任何一点浮夸不实。同时对自己的学术成就他也绝不自我贬低，该是什么成就就是什么成就，用不着什么谦虚。他说：“我自己觉得，桂冠取掉，里面还不是一堆朽木，还是有颇为坚实的东西的。”且不说他以往的学术成就，单说这位历尽人生沧桑的老人耄耋之年学术生涯犹未见颓势，写出了长达80万字的《糖史》，通过糖这一日常用品阐明了一段重要的人类文化交流史。他还在吐火罗文研究上取得新突破，译出了《弥勒会见记剧本》。正是自由自在身使他一直保持了旺盛的创造活力。这些学术成就他毫不含糊，如实道出。读读季先生的《病榻杂记》多篇文章，就会感受到他的“三辞”确实是一个诚实的学者理性思考的结果，而不是一时情绪性的闲话了。
　　自由自在身是一种浩然之气，始终保持自由自在身最是难能可贵。“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史学家陈寅恪一生推崇“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他说：“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在陈寅恪先生那里，自由思想含有坚守气节、独立思考、为文化续命等多重意思，是其一生的精神与学术追求。季羡林先生的“自由自在身”，当也是继承其师辈的这一理想信念，崇尚学术自由，呵护文化生命的表现。季先生拒绝那种“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式的外表威仪，却坚持了知识分子内心的自由精神家园的真正的高贵和尊严。季先生有自己鲜明的原则和立场，既不掩饰隐藏，也不因势利而改变。他耄耋之年书生本性依旧，坚持说真话，说实话，即使看来似乎是小事一桩他也十分认真地要搞个清楚，因为他认为这类小事中包含着真实的大道理。如他在读一篇《论狂狷》的杂文时，对文中记载“xx”中红卫兵闯进钱钟书先生家抄家，钱氏一介书生据理力争，最后与红卫兵以拳相向，大打出手这一情节不相信，就直截了当地写了题为《论“据理力争”》的文章表明自己的看法，且以自己在“xx”中的亲身经历为依据，得出结论：所谓“据理力争”只能是传闻，而且是失实的传闻。在那样的时代，哪里有狂狷存在的余地呢？季先生不会飘然世外，只醉心和沉寂于自己的一方学术天地。他关注这个世界，关注整个迅速变化着的鲜活世界，也铸造了自己一介学人的鲜活的文化灵魂。
　　如此看来，季先生辞去头上的三顶桂冠是势所必然的了。没了这三顶桂冠，季先生活得更自由自在，更潇洒真实。人世间，贵在自由自在身，季先生说自己不是哲学家，可他是真正懂得和运用生活哲学的智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