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山歌社”的民歌活动|贵州民歌山歌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情歌》（《跑马溜溜的山上》）因在海内外流传，最近受到广泛重视。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民歌・中国》、文艺节目制作中心音乐部、社教中心西部频道编辑部、教育电视台以及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康定县领导带领的赴京小组先后来访，了解《康定情歌》采集、编配、传播的情况。为此一再查阅历经浩劫幸存下来的尘封多年的“山歌社”有关资料。已发黄的土纸，精心刻写的种种油印曲谱，唤起许多令人动情的记忆。２００５年是山歌社诞生６０周年，感慨很多。
　　抗日战争时期，１９４０年在四川重庆郊区青木关山上筹建的国立音乐院，设国乐、理论作曲、声乐、钢琴及管弦乐五个组。初创时只有两个班级，一百名学生。１９４２年教学秩序已较稳定，招收了７０多人。其中理论作曲组的新生最多。仅在江定仙先生班上学习的就将近１０人，是理论作曲组人数最多的一个班。因为这个班将在１９４７年毕业，故称１９４７级。我们几个有志发展民族音乐的同学，着手搜集民歌，于１９４５年９月，以“国立音乐院理论作曲组１９４７级”的名义编选了一本简谱《中国民歌》（第一辑），其中包括蒙古民歌５０首、绥远民歌８５首、新疆民歌１５首、青海民歌８４首（共１８２首）。
　　编选民歌过程中我们曾多次向杨荫浏老师求教，杨老师为歌集撰写了内容丰富的《杨序》，阐明民歌在音乐艺术中的重要地位，并指出同学们编选这本民歌的意义：“国立音乐院作曲组的几位同学，学习到了相当阶段，渐渐觉得了解西方作曲技术还不是民族音乐合理的出路，便转向本国音乐中间寻求作曲的材料。他们第一步是从搜集和整理民歌开始。他们的想法是在分析这些民歌之后，能产生出西方作曲学中所未曾加以特殊注意的问题。由解决这问题的尝试，导向民族音乐的途径。他们第一次搜集所得，缮印成了一本小册子。对于这本小册子的准备，他们曾发生无穷的兴趣。在这本小册子及以后梦想中其他本国曲调小册子中间，他们正寄托着无限的期望。这种兴趣与期望，正在自然地发展之中。健全的萌芽，得到适宜的保养，可望结成有益的果实。”
　　编者在《自序》中阐明对民歌的认识：“民歌是人民生活的反映，为广大人民所熟悉和热爱。因此，民歌得以广泛的流传。民歌也是人民真挚情感的流露。经过无数人一代代口口相传的洗炼，造成一种朴质而优美的作风，在艺术上获得了不朽的价值。所以我们无论是基于提高民众音乐水准或是建立有世界荣誉的民族音乐的立场，都要研究民歌。”序言写于１９４５年３月５日，在当时这应是对民歌的很有见地的认识。《自序》中阐明收集民歌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改造民歌。无可讳言的，民歌的作者缺乏技巧的训练，有的不免粗糙，有的不免流于低级趣味。我们想试着将它们再加一番洗炼，使人民从自身的艺术上提高起来。第二，由民歌的研究着手而创造出民族的音乐。民歌既然是人民生活的产物，那它的节奏、旋律等都与人民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创建真正反映人民生活的音乐，便要去研究民歌的旋律、节奏和调式的规律，并且从旋律中去寻求一些可能的和声体系。我们以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可以寻找到一条创作真正民族音乐的道路。”
　　从曲集中注明的民歌来源，可以看出这些歌曲选自：陶今也编译《蒙古歌曲集》（１９４０年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李凌编《绥远民歌集》（１９４３年桂林立体出版社出版）、王洛宾编译《西北民歌集》（１９４２年重庆大公书店出版）、王云阶赠送的一组他记谱的青海民歌手抄谱，还有少量零星收集到的歌曲。
　　歌集刻写及手抄的笔迹出于潘名挥、郭乃安、谢功成、朱石林、严良�之手，他们是整个民歌活动的创意者、积极参与者与组织者。在编辑歌集的同时，他们将油印的民歌在全院师生中间传阅，发动为民歌编配钢琴伴奏，以便在音乐会上演唱，一时形成编配民歌的风气。不仅理论作曲组的同学积极参与此种有意义的活动，钢琴组和声乐组的同学也写了一些民歌伴奏。为鼓励同学们开展的民歌活动，陈田鹤老师动手为《在那遥远的地方》和《送大哥》两首民歌写了钢琴伴奏。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收到一批附有钢琴伴奏的民歌。为演唱这些经过编配的民歌，音院学生自治会在大礼堂举办了民歌演唱会，全院同学以极高的热情参加此次演出活动。
　　民歌演唱会上演出了两组男声齐唱、三组男女声二重唱、三个女声独唱、三个男声独唱（共１１个节目）。７位声乐组的男女同学和理论作曲组的张文纲担任独唱与重唱，６位钢琴组的同学担任钢琴伴奏，许多理论作曲组的同学参加齐唱，共演出一位老师和２０位同学编配的３１首经过编配的民歌。这样的民歌演唱会在我国是第一次。
　　经过如此集中的展示，民歌的魅力显现出来了！“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塞地玛利亚”、“城墙上跑马，掉不回那个头”、“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塔里木河水在奔腾，孤雁飞入天空”、“大板城的石路硬又平，西瓜呀大又甜”、“走不到的天边哟走不尽的平原”、“半个月亮爬上来，伊拉拉爬上来”……同学们几曾听到过这样多姿多彩的歌曲！朴质、深情、优美、婉转、深沉、欢快、诙谐、轻松，三言两语就展现了各自的特色，眼前呈现的是一片前所未见的新音乐天地。
　　参加首演这些新编民歌的同学，多能摆脱他们演唱外国歌曲时的拘谨，很快投入音乐表现之中，唱得洒脱，敢于作创造性的发挥。一些歌曲成为他们终生的保留曲目。
　　这是我国专业音乐教育按西方模式建立以来，第一次众多人依共同的发展民族音乐为目的的集体实践，成果令人高兴，遇到的问题也不少。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２日“１９４７级”贴出名为《山歌》的墙报，在实践基础上研讨民歌活动的意义和前途。如何为建立在民族音阶调式上的单曲调民歌配置多声部的钢琴织体自然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展开了对民族音阶调式以及和声民族风格的探讨。自此将创作、演出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建立民族新音乐的探索从此较前更清醒更有主动性地开展。《山歌》墙报出现以后，“１９４７级”就成名为“山歌社”的松散社团。
　　第一次民歌演唱会为整个音乐院增添了蓬蓬勃勃的气氛，从此以后一有机会同学们就想举办民歌演唱会。８月１５日日本投降，全国欢腾。这一年的元宵节同学们过得欢快，举行了闹元宵的晚会。现存《生活快报社》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８日编选的油印《闹元宵》歌曲集，收入的歌曲除新编的节日歌曲外，主要是民歌。
　　１９４６年戴爱莲领导的舞蹈小组自边疆采风回重庆，带回一些边疆舞曲，同学们为之编写小乐队的管弦乐伴奏，在青木关演出。为迎接戴爱莲先生，学生自治会于１９４６年４月８日举办了民歌演唱会，管弦伴奏的诗歌朗诵《序诗》以后，演出的主要节目是男女声独唱、对唱及合唱民歌。
　　这些民歌演唱会中不断出现新编配的民歌，也筛选出一些经常演出的曲子。１９４６年６月４日以“山歌社”名义编选的油印五线谱《中国民歌选》（第一集）出版，封面红蓝两色套印，共印２５０册，向校内外发放，其中有２１首师生们编配的民歌。这是我国最早的附钢琴伴奏的民歌集，从中可以看出这两年编配民歌的多种尝试。
　　赵元任在１９１３年就将民间乐曲《花八板》和《湘江浪》结合编配成钢琴曲，其后相继将自己记忆中的和听到的２０首民歌小调的各种方法配上钢琴伴奏。可惜当时同学们无法参考这些珍贵资料，只能从民歌表现的内容及风格特点寻求各自的编配方法，直接从民歌的曲调中寻找和弦、织体、前奏、尾声等等。曲集中的２１首曲子既表现了民歌风格与其构成的多样性，也表现出当时同学们追求民族风格写作的多种尝试。
　　谢功成编配的南疆民歌《我等你到天明》和屠咸若编配的新疆民歌《黎明之歌》都是建立在大调七声音阶上的曲子。谢功成用功能和声编配，多用降记号的变化音及凝重的和弦，表现歌者久等未能见到期待中的恋人的黯淡心情，和声写法严谨，是歌集中和声最丰满的一首曲子。屠咸若是钢琴组的同学，他选用＃Ｆ大调，伴奏主要在黑键上弹奏，突出五声音阶的音响；四个声部的轻快节奏织体贯穿全曲，四、五度叠置的和声结合，完全离开功能和声的概念，有迷�空阔的效果；音域由极低的混沌音区向明亮的高音区缓缓移动，音响由弱至强；连续不断的织体在一个琶音和弦上停止，只留下“啊！白羊奶子拌炒面”的歌声，有豁然开朗的效果，歌声与钢琴共同刻画了草原欢快的黎明景色。
　　陈田鹤老师的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和严良�的新疆民歌《马车夫之歌》都用调式和声编配。陈谱自歌曲曲调中寻找和弦，用歌曲曲调素材写了一个明快的前奏，伴奏和原民歌浑然一体，笔调严谨简洁。严谱也用民歌曲调素材写了一个前奏，全曲节奏跳宕起伏，变幻不定。歌曲中的半音变化在伴奏中被一再强调，增添了原曲的欢快与调侃，是一首织体变化丰富的曲子。
　　潘名挥编配的绥远民歌《天天刮风》和伍雍谊编配的绥远民歌《小路》，都注意对歌声进行处理，而不仅着眼于钢琴伴奏。潘谱用不加改动的民歌曲调写成严格模仿对位式的二重唱。原民歌是五声音阶曲调，伴奏中将五声音阶中的音叠置构成和弦，多四、五度音结合，少用三度叠置，意在探求新的和声效果。《小路》的曲调由ＣＤＧＡ四音列构成，结尾处才出现一个＃Ｆ。全曲只有“房前的大路乡乡你莫走，房后边走向乡乡一条小路”两句亲切的嘱咐。编者在原曲结束时新写了一个婉转的甩腔，再将原曲重唱一遍，使殷切的嘱咐与期盼得到更充分的表达。因原曲调建立在四、五度跳进的框架上，所以钢琴伴奏用四、五度叠置的和弦配置，远离课堂中学习的大小调功能和声。
　　赵元任在《新诗歌序》中说，中国单音之乐只有一“度”的变化自由，“要是有不同的音乐同时进行呐，那就有两‘度’变化的自由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单曲调的民歌配上有和声织体的钢琴伴奏，有两“度”的变化自由，表现力丰富多了。《黎明之歌》表现的意境，在钢琴伴奏中着意渲染，显得更加真切。《我等你到天明》的抑郁色调因伴奏中黯淡的和声织体而更加凝重。跳宕多变的钢琴织体使《马车夫之歌》的调侃更加泼辣。郑亚通编配的新疆民歌《流浪之歌》表现人的一生像走不到的天边、走不尽的平原一样不断探索。钢琴前奏中步履蹒跚的节奏织体刻画艰辛的流浪步伐，这个织体一直伴随着歌声。歌声停止，它仍在延续，直至消失，显得流浪是无尽头的。谢功成的晋北民歌《绣荷包》五段歌词曲调基本相同，配上三种不同的钢琴织体和小小的前奏与尾声，形成完整的变奏性结构，艺术魅力增强，品味提高。单曲调的民歌经专业作曲家之手，与多声部钢琴伴奏结合，改变无定谱的自然状态，成为有定谱具有专业素质的新音乐品种，宜于歌唱家在音乐会上演唱，才迅速在海内外流传。
　　编配这些民歌的多为理论作曲组二、三年级的同学。他们当时正在学习和声、对位等作曲技术课程，正式的作曲课程尚未开始，全凭自己对民歌内涵的感知编配民歌，在民歌的启迪中寻求乐思与适当的表现技法。没有对西方音乐的模仿，也不受西方作曲规范的禁锢，是自民族音乐着眼，探寻民族音乐发展的群体尝试。有些人大概是平生第一次从事专业音乐创作，作品有些稚嫩在所难免，但在活动中展现了勃勃的生命力。
　　编配、演唱、研究民歌是全院性的学术活动，需要一个跨专业和级别的团体。理论作曲组１９４７级作为发起人，于１９４６年３月３１日举办了全院性的“山歌社”成立大会，会上通过的“山歌社”组织简章中阐明了社的宗旨：“本社以集体方式采集及整理本国音乐，介绍及吸收西洋音乐，普及音乐教育，提高音乐水准，而达到建立民族音乐之目的”；规定了社员的权利及义务；确定了社的组织形式；选举了１１位理事及两位候补理事，其中包括了全院各年级的同学；推举郭乃安为理事长，总揽全社工作，下设常务理事、总务部、研究部、出版部、演出部、函授部、服务部；各部下设分管具体工作的组。全院各年级的同学分管各种工作。这一次有宏大抱负的会开得生动热烈，建立民族新音乐成为四十多位社员的共同目标。
　　抗日战争胜利后，因避战祸迁重庆的各机关、团体、学校都将迁回原来所在地。音乐院是战时在重庆的新建单位，决定在南京新建校舍。１９４６年第一学期结束后学校停课，准备迁校。不少师生纷纷离校，一些“山歌社”的同学也分散各地。留校社员组织了一些活动，如传阅吕骥同志在延安发表的《如何研究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与松林岗分院同学联欢等。不少留校的“山歌社”同学是抗战时期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的进步学生组织《中国学生导报》社的成员。１９４６年５月间留校的“山歌社”同学为该社酬答捐款人及赞助人，在重庆胜利大厦及北碚复旦大学举办了三场民歌演唱会，演出了男女声独唱、二重唱及双四重唱民歌。当时重庆的一些知名人士参加了音乐会。当年９月留校师生乘两辆大卡车告别青木关，经贵阳、长沙、过洞庭湖抵武汉，稍事停顿后，乘船直下南京。
　　根据社章中分散各地的社员可组织分社的规定，潘名挥于停课后和几个同学在家乡遵义组成了“山歌社”分社，担负编印《山歌通讯》的任务，联络各地社员，并组办音乐讲习班。我在遵义将《山歌》壁报上关于五声音阶研究及其和声配置的文字整理为《五声音阶及其和声》的小册子，油印出版，散发各地。
　　师生们到达南京时，新校址尚在建设中，男同学在雨花台下的天界寺暂时栖身，女同学在城内珠江路租民居房居住，学校处于分散状态。１９４７年初新校舍建成复课时，“山歌社”一些同学因各种原因未能返校。７月间１９４７级返校的五位同学开过毕业作品演奏会即先后离校。学校开除了一批包括“山歌社”同学在内的同学，特勤庭又关押了另外几位同学，学校进步力量被削弱。新学期开学时，学校当局将一些职业学生安插在新生中，与学校的进步同学抗衡。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已发动内战，南京在其严格控制之中。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在１９４７年抗议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同学的抗暴游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五・二０”游行、１９４８年的“四・一二”运动中，“山歌社”的同学都是进步力量的核心。１９４７年暑假后，国立音乐院党支部成立，自此以后“山歌社”就在党的领导与关怀下活动。《中国学生导报》社的回忆录《号角与火种》中，童弋青的《长夜漫漫放歌行》一文系统地记载了“山歌社”在校内历次斗争中的核心作用。
　　在此种严酷的形势下，民歌活动受到制约。１９４７年初，曾在中央广播电台争取到一个民歌演唱栏目。台方发现参加演唱的是一些进步学生，栏目很快被停播。宁沪各大学学生串联中，音院同学常演唱民歌。现存“山歌社”１９４７年２月配合民歌演唱油印的小册子《民歌选唱》。同年江定仙老师为“山歌社”校编了《中国民歌选》，１４首已编配的民歌中包括他新编配的引起许多人关注的民歌《康定情歌》。此歌集１９４９年由上海中华乐学社出版，是我国第一本正式出版的附钢琴伴奏的民歌集。
　　离校的“山歌社”同学一部分为逃避迫害，到李凌同志１９４７年在香港创办的中华音乐院香港分院任教，把民歌活动带到香港。１９４９年该校新年音乐会中，经编配的民歌与西方古典音乐、我国老一代作曲家的作品、马思聪的新作《春天大合唱》同台演出。严良�指挥了谢功成新编配的新疆民歌《阿拉木汗》等民歌合唱，叶理平演唱了《在那遥远的地方》。编配后的民歌已成为音乐会中经常演出的新音乐品种。李凌到香港创办中华音乐院分院后，将他创办的上海中华音乐院交给一些在沪的“山歌社”同学接办，唱民歌是学校各种活动的重要项目。《五声音阶及其和声》一书１９４９年在上海由文光书店正式出版，引起更多人对此问题的关怀与研究。在遵义分社集中的另一批“山歌社”同学继续研究民间音乐，并在当地开展音乐教育。遵义版、南京版、香港版的《山歌通讯》联络着各地的“山歌社”同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山歌社”停止了一切活动。社员或参加各种工作，或继续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各得其所。
　　“山歌社”的活动是一群青年音乐学子从民歌起步，探索民族音乐发展道路的集体实践。一些原来并不广为人知的民歌，由于他们的编配、演唱、研究具有了新的素质而在海内外广泛流传，并使民歌开始进入原来以传授西方音乐为主的音乐院校。他们从发展民族音乐的角度审视高度发展的西方音乐及其严格的作曲技法规范，并启开了对民族音阶调式及民族风格和声的系统研究。这些都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几年间我国音乐艺术发展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这个实践是短暂的，一些原有的设想未能实现。探索仅仅是初步的，只开了个头，所以一些出版物都只有第一集，但其影响相当深远。半个多世纪过去，一些当年从编配民歌起步写作的青年音乐学子，大都终生为民族音乐的发展而探索。今日健在的已都是八十岁上下的垂垂老人了！
　　
　　王震亚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