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宗岗的历史小说观_毛宗岗评三国演义

　　 [摘要]在古代文学评论界对小说漠视的情况下,毛宗岗以李卓吾评本为基础,对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增删,并详加评点,其评点反映了毛宗岗对历史小说的认识,即在结构组织上注重连贯,在事件叙述上不排斥虚构,在人物塑造上倾向于奇绝。
　　 [关键词]毛宗岗;《三国演义》;历史小说观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2-0061-03
　　
　　 《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清康熙年间,毛宗岗以李卓吾评本为基础,对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增删,并详加评点,毛本一出,遂成为《三国演义》流传最广泛的本子,可见毛宗岗的修改、评点是成功的。因此,从评点中探讨毛宗岗的历史小说观,对我们更好地理解毛本《三国演义》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在结构组织上,历史小说更注重连贯
　　 古代长篇小说受史传文学影响很深,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学,人物的组织与安排富有特色。但是,若把它们的人物组成方法搬到历史小说中,这就有些行不通。毛宗岗看到这种区别,于是在《读三国志法》中指出:
　　
　　 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
　　
　　 《史记》记人采取本纪、世家、列传三级并存的方法,各国分书,各人分载,这不仅适应了历史上国别分立、人别分散的实际情状,也给历史家的叙述带来了极大方便。就叙述效果而言,纪传体极易写出人物性格,是“最易显露人物性格”的写作方式。但是,《史记》这种各自独立的史传叙事方式,也使其人物散乱无章。毛宗岗从长篇小说的艺术需要出发,认为纪传体的人物组成模式,使得人物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即使表层联系也不易看出,人物的精神更无法持续贯彻。这不适合更不能写出长篇小说所讲究的人物性格。要使人物之间具有联系,必须“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长篇小说所需要的人物构成模式。“总成一篇”,点明了在人物组成的艺术处理上小说与正史的根本差别。
　　 针对《三国演义》的艺术实践,毛宗岗在第130回夹批批评道:“以下按下蜀、魏,专叙东吴。”像这样在第1回中便将鼎足分裂的三方人物汇聚起来,实行联合叙述,在《三国志》中根本看不到。毛宗岗又在第140回夹批批评道:“以下按过蜀将一边,再叙魏将一边。”两边交叉叙述,将不同的关系体交织在一起,正是小说人物描写的特殊要求。此外,在《三国志》这样的历史著作中,帝王、将相、方士、烈女绝对不能置于一“传”加以叙述。但在小说《三国演义》中,他们却被叙述者集中在一起。《读三国志法》曰:
　　
　　 人但知《三国》之文叙龙争虎斗之事,而不知为凤、为鸾、为莺、为燕,篇中有应接不暇者。令人于干戈队里时见红裙,旌旗影中常睹粉黛,殆以豪士传与美人传合为一书矣。
　　
　　 第8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貂禅先后与吕布、董卓会面。毛批曰:“写得好看。不意《三国志》中有此一段温柔旖旎文字。”所谓“温柔旖旎文字”,就是指豪士与美人在一起的情节。
　　 由此可见,在毛宗岗看来,历史演义这种文学样式在结构组织上与史书相比,体现出更自由、更灵活、更集中、更为连贯的艺术原则。它拆散了本纪、世家、列传之间按照人物身份、地位、能力或贡献等衡量标尺所切割而成的等级壁垒,将他们置放到一个统一的艺术世界中去接受读者而不是叙事者的审判。正如现代研究者所指出的:“小说之所以为艺术,是使读者自己看见,而并不告诉他怎样去看。”毛宗岗能意识到这一点,确实值得称道。
　　
　　 二、在事件叙述上,历史小说不排斥虚构
　　 首先,毛宗岗指出了《三国演义》既不同于一般以虚构为主的小说,又不同于历史著作,它揭示了历史小说在事实和虚构之间徘徊的特点。他在托名金圣叹的《序》中说:
　　
　　 余尝集才子书者六,其目曰《庄》也、《骚》也、马之《史记》也、杜之律诗也、《水浒》也、《西厢》也,已谬加评仃,海内君子皆许余以为知言。近又取《三国志》读之,见其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史册相表里。由是观之,奇又莫奇于《三国》矣。
　　
　　 这一段话一方面是与《水浒传》、《西厢记》比较,肯定《三国演义》有历史著作的价值,划清与一般以虚构为主的小说的界限。另一方面,也承认它不是“史册”,而是“堪与史册相表里”的演义。虽然毛宗岗没有提出历史小说的概念,但在评点中仍然贯彻着历史小说不同于历史著作和一般小说的清醒认识,注意到了历史小说在历史和虚构之间徘徊的特点。
　　 其次,毛宗岗强调历史小说对历史事实的依赖性,却并不反对合理的虚构。在第39回评《博望坡军师初用兵》的描写时他指出:
　　
　　 若一味直写,则竟以《纲目》例大书曰“诸葛亮破曹兵于博望”一句可了,又何劳作演义者撰此一篇哉?
　　
　　 既不能不依赖于历史事实,又不能照抄史书而“一味直写”,在尊重历史的原则下,毛宗岗要求作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甚至可以根据史书上的一句话敷演出一幕曲折生动、威武雄壮的戏剧。而经毛宗岗修改过的《三国演义》,仍被章学诚讥为“七分实事,三分虚构”,同样证明在毛宗岗看来,历史小说在事件的叙述上不排斥虚构。
　　 当然,毛宗岗评点和称道的是一部“庶几乎史”的历史小说,难免较多地谈论如何“以文运事”,而未能充分论述“因文生事”的虚构,但他并不认为历史小说的虚构仅限于《三国演义》一种模式。在第23回回评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尝读《昙花记》,见冥王坐勘曹操,拷之问之,打之骂之。或曰:此后人欲泄其愤,无聊之极思耳。予曰:不然,理应如是,不可谓之戏也。古来缺陷不平之事,有欲反其事以补之者:一曰邓伯道父子团圆;一曰荀奉倩夫妻偕老;一曰屈大夫重兴楚国;一曰燕太子克复秦仇;一曰王明妃再入汉关;一曰侯夫人生逢炀帝;一曰岳武穆寸斩秦桧;一曰南霁云立灭贺兰。斯皆以天数俯从人心,以人心挽回天数。然则董承剑起,曹操头落,忠魂所结,竟当作如是观。
　　
　　 无庸评说,毛宗岗对历史小说与历史事实的关系的看法,是相当灵活的,他所谓“据实指陈,非属臆造”云云,完全是就《三国演义》一书的所为而言,并非片面地为历史小说立法,而在实际的小说评点中,他还是在认可历史小说中的虚构。
　　
　　 三、在人物塑造上,历史小说倾向于奇绝
　　 在中国古代小说评点上,明确地用“奇”、“绝”来概括人物形象所具有的审美特点并做出详细阐述的,毛宗岗是第一人。他在《读三国志法》中说:“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关羽、曹操是毛宗岗最欣赏的三个人物形象,他之所以推崇这三个人物形象,是因为他们达到了“奇”、“绝”的审美高度。他分析诸葛亮的形象时说:
　　
　　 历稽载籍,贤相林立,而名高万古莫如孔明。其处而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歼,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
　　
　　 同样,关羽之儒雅、英明、大节、神威、谊重、磊落之心、严正之意,胜过了古今所有将才;曹操之似乎忠、似乎顺、似乎宽、似乎义,又令天下古今所有奸雄逊色。毛宗岗又说:“有此三奇,乃前后史之所绝无者,故读遍诸史而愈不得不喜读《三国志》也。”
　　 三奇只是《三国》人物之盛的代表。三奇之外,又有奇绝之人、绝奇之事。《读三国志法》第三则,毛宗岗遍观“三国之前、三国之后”,作了全面总结。他一口气列举了37种88位奇绝之人和事。他以惊叹的笔调写道:“求之别籍,俱未易一一见也。”又评曰:
　　 炳炳��,照耀史册。殆举前之丰沛三杰、商山四皓、云台诸将、富春客星,后之瀛洲学士、麟阁功臣、杯酒节度、砦市宰相,分见于各朝之千百年者,奔合辐凑于三国之一时。岂非人才一大都会哉!入邓林而选名材,游玄圃而见积玉,收不胜收,接不暇接,吾于《三国》有观止之叹矣!
　　
　　 合中华历史1600年之人物,其“奇”、其“绝”竟不及一部《三国》之人物。《三国》真可谓是“人物观止”。可见,对人物形象奇绝的集中赞叹是为毛宗岗历史小说观中最突出的特征。
　　 上文仅是对毛宗岗的历史小说观的简要分析,其实,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的时候,并未有意识地把它当作历史小说来看待,毕竟当时对小说的分类并不明确,他还是以小说的眼光来审视《三国演义》的,只不过《三国演义》在体裁上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因此,当他谈论《三国演义》与其他小说的不同时,实际上所谈的便是历史小说与其他体裁小说的不同,从中反映出他对历史小说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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