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商_蓝水闽商

　　在徽商、晋商谢幕的历史断档里，外接南洋，内衔大陆的福建逐渐形成了人称“蓝色闽商”的群体。跨洋越海、冒险经营是闽商的最大特点。置身于海洋文化惊涛骇浪之中，闽商从来处变不惊，敢拼敢赢，通过海洋在与异质文化的交流中获得了顽强的生存能力。他们闯荡全球的历史显现出典型的海洋文化特征。
　　
　　海商崛起
　　
　　明朝有这样一种说法：“海者，闽人之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习俗，决定了闽商的文化基因，而从航路网络、造船技术、航海技术、海神信仰，到600年前郑和下西洋，福建的航海和贸易历史，则证明了闽商顽强的生存能力。
　　
　　A
　　破门而出　闽风尚贾，自古而然。“闽”字有虫蛇出没之地的意思，意指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恶劣，土地贫瘠，不适宜农耕。靠海吃海，出海从商成了闽南人的必然选择。
　　拼死的飘族
　　福建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生存环境恶劣，使闽人尤其是沿海而居的人们不得不一再迁徙，寻求生路。
　　福建人这样解释“闽”――在家是虫，在外是龙。所以，福建人注定四海为家，不惜一切要“破门而出飞天，冲门而出翔海”。他们的先辈先“浪迹”东南亚，再飘洋过海遍布世界各地，哪里好谋生，就飘泊到哪里，“走江湖”地域之广，影响之大，非常罕见。
　　 的盛况。
　　宋代古船　泉州湾古船陈列馆内，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一艘躯体巨硕的宋代古船了。这艘宋船的载重量约为200吨左右。
　　船内珍贵文物也形象地反映了宋代泉州与亚非，阿拉伯和南洋诸国海上通商贸易、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其中有4700余斤香料木(包括降真香、檀香、沉香等)以及贵重药物，500多枚唐宋铜铁钱，50多件宋代陶瓷器，90多件木牌木签，2000多个暖海贝壳，还有许多椰子壳和桃、李、橄榄、荔枝等果核及船上水手娱乐用的象棋子。
　　伊斯兰教圣墓　位于泉州灵山南麓，是伊斯兰墩穆斯林贤人的墓地。当时还没有清真寺，所以很多人都到这里来礼拜。后来穆斯林教徒不断增多，到宋朝有了阿拉伯人出资建造的清净寺。
　　墓地正中有亭，亭中有两座花岗石雕的长方形墓盖石，墓盖底座环刻莲花瓣图案，简朴无华，衬托贤者的高洁品德。墓后还有郑和下西洋一行香碑。
　　
　　回廊正中一方青草石雕琢的阿拉伯文石碑刻，记载了元代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一批阿拉伯穆斯林远渡重洋来到泉州，为圣贤修墓的过程。
　　蕃商列居
　　许多外国商人、水手，使节和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泉州，使泉州成了“古代神学文化的宝库”，至今犹存婆罗门教，基督教、天主教、摩尼教等各种外来宗教的遗迹文物，形成多种宗教共生并存的奇特现象，其中尤以伊斯兰教最引人瞩目。
　　唐朝时很多阿拉伯商人定居泉州，并与当地人通婚。北宋年间，主导泉州对外贸易的也是蕃商，即阿拉伯商人或回回商人，他们成千上万定居泉州城南，形成蕃人巷，最具代表性的是丁姓回族居民聚居于晋江陈棣，号称“万人丁”。这些列居的蕃商，有的是应朝廷招徕，有的是自行前来贸易，久住成定居。直到南宋，蕃商及其后裔仍是闽南海贸巨擘，如蒲罗辛，罗智力、施那帏、蒲亚里，蒲寿庚等。泉州现在的蒲、郭，丁、白，铁、金等姓多是其后裔。
　　清净寺　初建于公元1009年的清净寺，又称艾苏哈卜大寺，是极为珍贵的伊斯兰史迹奇观。相传泉州历史上曾有过7座清净寺，惟独这座犹存，成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史迹之一。寺内明代《敕谕》石刻上有明成祖于明永乐五年颁发保护清净寺伊斯兰教的圣旨，令“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漫侮欺凌”。
　　
　　此地古称佛国
　　远自印度传入的佛教在泉州根基深广。早在公元558年，印度僧人拘那罗陀前来丰州九日山翻译《金刚经》，后由泉州乘船往棱伽修国，随着风浪飘至越南。公元565年再度由泉州更换大船返国。唐玄宗天宝年间，泉州超功寺和尚昙净随同鉴真和尚东渡日本，足见中外宗教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开元寺　建于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以荟萃各种不同宗教文化为主要特色而著称于世。经过历代修茸，依然香火鼎盛。
　　泉州石雕名扬四海，开元寺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石雕柱子才是真正的宝贝。一处是百柱殿的柱子、有宋、元、明各时期的海棠花式柱、圆柱、方柱、楞棱柱、蟠龙柱等。另一处是立在山门的梭柱，呈梭子状，据考证为唐朝的风格。最引人瞩目的是殿后廊檐下那对16棱石柱：两根十六棱柱似方似圆，柱石方处有两段，各面都有一幅雕像，雕刻着古代印度和锡兰流传的大神克里希那的故事和花卉图案24幅，线条简朴，构图大胆，充满异域风情，这种俗称“欢喜佛”的形象是印度教“性力”崇拜的证明。
　　“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这是南宋大理学家朱熹所撰，近代高僧弘一法师所写对联，是古城泉州浓厚宗教文化色彩的真实写照。
　　开元寺正殿前月台须弥座束腰处的72幅狮身人面像和狮子浮雕，都是修殿时从已毁的元代主印教寺移来的，它们是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繁荣发达，中外文化友好交流的历史见证。
　　耸立在拜庭两侧广场中，相距约200米的八角五层楼阁式仿木结构石塔就是泉州东西塔，它是开元寺的重要文物。既是中世纪泉州繁荣的象征，也是这座名城特有的标志。东塔于1997年入选全国四大名塔邮票，可称得上石塔之王。西塔略低于东塔，有男性有须观音及猴行者浮雕。即使没有到过泉州的人也常说：做人要“站着像东西塔，躺着像洛阳桥”。
　　闽中桥梁甲天下
　　为了物流需要，刺桐人架起了一座座跨海石桥。仅宋代，泉州地区就兴建石桥215座。从当时建桥的布局以及桥梁特殊的构式，可知造桥热潮和外贸发展的密切关系：绝大多数桥梁都是近海、靠海，或伸入海湾、或连接岛屿，尽量用桥梁把各个港区、码头和泉州市区连接起来，以来往便捷，素称“闽中桥梁甲天下”。最负盛名的当推“跨海长虹”洛阳桥和长达五里的“安平桥”，此外还有顺济桥、石笋桥、凤屿盘光桥、海岸长桥、永春东关桥等。
　　
　　中国第一座跨海石桥――洛阳桥
　　被我国桥梁专家茅以升誉为“福建桥梁状元”的洛阳桥，采用“筏型基础”、“悬机浮运”和“种蛎固基”等具有开拓性的工程技术，成为世界海湾建桥史上的创举。此后泉州一带建造的桥梁，大多效仿洛阳桥。
　　中国古代最长的跨海石桥一安平桥
　　晋江安平桥，长810丈，为当时全国最长的桥梁。桥心亭石柱镌刻一笔力雄劲的联句曰：“天下无桥长此桥”。概括了它的最大特点。全桥用坚厚的长条花岗石垒砌而成，每块巨石重达数吨，其工程量之浩大，令人叹绝。
　　一部泉州海外交通史，也是一部泉州古城兴衰变迁史。由于明清之际，实行“禁海”，“迁界”的禁锢政策，使得“风樯鳞集”的“东南巨镇”刺桐港渐趋萧条。
　　洛阳桥　位于泉州城东13功利，与卢沟桥、赵州桥、广济桥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桥。它是当时广东、福建进京城的必经之路。唐朝初年，迁到泉州及闽南一带的多数为河南，河水和洛水一带的人士，他们这里的山川地势很像古都洛阳，就也取名为洛阳，此桥因此得名。
　　泉州天后宫
　　泉州天后官位于泉州市区南门天后路一号，始建于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地处城南晋江之滨，“蕃舶客航聚集之地”。泉州天后宫初建时，以宋徽宗赐额“顺济”为庙名，即“济以顺风”之意。官府常在此为出海商船举行祭海大典。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少监张谦出使渤泥(今加里曼丹岛文莱一带)，从泉州浯江启航，“实仗神庥”，归奏于朝鼎新之，改宫号为“天妃宫”。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施琅征海，师次于此，“神涌潮济师”、“有助顺功”。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后”，后易宫名为“天后宫”。天后宫历代有重修，现在建筑群还保存宋代构件和明清时代木构建筑，为我国现存建筑规格最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妈祖庙。
　　
　　天后正殿，虽历经沧桑，但明清木构建筑至今依旧保存完好，门窗弯枋雀替，雕花精致细密，纹饰丰富多彩。托木部位有凤凰戏牡丹，寿梁中作如意访心，表现女性神庙。
　　正脊是天后殿至高点，两端五彩瓷型 双龙戏珠，造型精美，光泽鲜艳，表现整个大脊龙的至高题材，四岔脊头组合凤凰图案，对应大脊成龙凤呈祥，背面作人物故事，配以龙凤，麒麟、玄武、双虎，体现了吉祥如意。庆贺长寿，为闽南建筑艺术一绝。
　　
　　月港
　　明朝中后期，泉州港开始没落，通商口岸的重心开始向漳州月港转移，月港逐步发展成为福建最大的民间海外贸易港。万历年间(1573－1620年)，月港进入全盛发展时期，拥有7条往西洋，3条往东洋的直接航线，基本上覆盖了马六甲海峡以东的传统东亚贸易网络，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对外交通贸易中心，也是当时从中国经马尼拉(吕宋)至美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启航港。每年进出月港的大海船多达200多艘，贸易商品多达114种，征收船舶税占福建省税银的大半，月港因此享有“闽南一大都会”、“亚洲一个重要商港”的美誉。
　　清初，月港开始急剧衰落。清康熙中期以后(17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被厦门港取代。
　　漳州平和县克拉克瓷
　　在中国外销瓷中，克拉克瓷无疑是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品种之一。
　　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截获了一艘装有近10万件中国青花瓷器的葡萄牙商船。荷兰人称这艘葡萄牙商船为“克拉克”，意思是“葡萄牙战船”。船上的瓷器因产地不明而被称为“克拉克瓷”。这些瓷器第二年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拍卖，引起轰动。
　　
　　目前，已考证生产克拉克瓷的窑口有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漳州平和五寨南胜窑等100多个窑址。近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得知，烧制五彩瓷器的窑址有漳州平和南胜镇的花仔楼窑址、五寨乡的狗头窑址、通坑内窑址，尤以田坑窑址发现的五彩瓷器标本最多。
　　400多年前，从华安、平和、漳平甚至江西境内，无数的贷物顺着九龙江支流聚集月港，等待出洋。其中，最供不应求的，莫过于平和县的克拉克瓷了。
　　克拉克瓷画风率意，了无拘谨，绘者心态从容闲适。纹饰繁简得当，满而不乱，疏可走马，继承了明末民窑瓷器中大写意的画风。这种画风曾被世界写意大师毕加索称为“抽象画派的先行者”。
　　
　　
　　C
　　闽商图腾／湄州　尽管闽商也受儒家思想影响，但其海洋文明特质中，还是秉信着妈祖文明这一精神支柱。妈祖文化在中国沿海地区、内地商埠和海外华人社区的信仰范围不断扩大，印证了闽南商人的海外商业范围及商业思维的不断扩张。
　　湄洲岛，就是妈祖的故乡，被誉为“东方麦加”。
　　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相比，向大海讨生活要艰难得多。气候、潮汐、洋流、岛礁变幻莫测，样样攸关生死。拯救海难、解人危厄的妈祖，应祈求平安的需要而产生。
　　宋代，阴阳学说流行，认为“天属阳，地属阴，水在地上也属阴”、“男属阳，女属阴，水神应为女性才合适”，富有传奇色彩，以拯救海难为怀的妈祖正中其选。
　　
　　天后天妃天上圣母妈祖真名林默，幼年时就比其他姐妹聪明颖悟，八岁从塾师启蒙读书，不但能过目成诵，而且能理解文字的义旨。长大后，她决心终生以行善济人为事，矢志不嫁，父母也都顺从她的意愿。她专心致志地做慈善公益事业，平素精研医理，为人治病，教人防疫消灾，人们都感颂她。
　　生长在大海之滨的林默，还洞晓天文气象，熟习水性。人们传说她能“乘席渡海”。她还会预测天气变化，事前告知船户可否出航，所以称她为“神女”、“龙女”。
　　妈祖逝世时，乡人感其生前治病救人的恩惠，于同年在湄洲岛上建庙祀之，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湄洲妈祖庙。明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航海家郑和曾两次奉旨来湄屿主持御祭仪式并扩建庙宇。莆田湄洲岛上的妈祖庙，天津的天后宫，澳门的妈祖阁，台湾北港的朝天宫和鹿港妈祖庙为我国天后宫有名的大庙。
　　妈祖在宋元明清受到的国家祀典就达36次，其最长封号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佑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天后之神”。
　　传说中妈祖登天处。妈祖眼望的正前方就是台湾。在台湾鹿港朝天宫也有一尊模样相同的妈祖石雕像与之隔海相望，共同祈求台湾海峡海不扬波、和平安宁。
　　妈祖祖庙
　　海内外2亿多妈祖信众向往的妈祖圣地――湄洲妈祖祖届，位于被誉为“海上明珠”的湄州岛的北端，经屡次扩建修茸，到清代后期，已有99间斋房，号称“海上龙宫”。如今已建成集朝庙、观光、度假于一体的妈祖文化景观。
　　自大牌坊起到山门、圣旨门、观钟鼓楼、奔正殿、进寝殿、跨朝天阁、入升天楼、望佛殿、观音殿等等，可朝圣或观光的大小建筑36处之多。平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妈祖信众。纷至沓来，寻根谒祖，焚香朝拜，每逢三月二十三和九月初九妈祖节庆，更是人山人海，香烟萦绕。
　　三清宝殿　位于南山天妃行宫的左侧。明宣德六年(1431年)春，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在长乐驻港伺风时，施财将建天妃行宫的剩余材料建造了这座三清宝殿。三清宝殿遗址中现有郑和史迹陈列馆。在建造三清宝殿的同时，郑和、王景弘等人，为三清宝殿铸造了一口铜钟。铜钟原件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礼佛重道
　　郑和本姓马，出生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家庭，父亲还是一位朝觐过麦加的“哈只”。郑和起初服侍明太祖，因聪明伶俐，善解人意，很得太祖器重，称他“三保太监”。后来他在太祖儿子朱棣手下做事。朱棣造反篡夺王位时，郑和也在军中。因为有功，成祖朱棣在永乐二年(1404)元旦，亲自写了一个“郑”字，赐予他做姓，他才改名“郑和”。
　　郑和是一位穆斯林，却既礼佛又重道，尤其崇敬妈祖神。每次从长乐“开洋”，必举行祭祀妈祖仪式，若从太仓、南京启航，亦同样如仪。足迹所及，无不或布施或奉祀或修建诸神祗宫庙祠宇，并且对非主祀妈祖者，但凡可能，则予配祀。驻节长乐期间，“奏建”天妃行宫，“每就修葺”南山塔寺，“施财鼎建”三清宝殿，修建文石天妃庙，重修云门寺、龙峰书院并朱子祠，此外还修葺南山塔，铸造铜钟等。
　　
　　据说当年新皇帝朱棣环顾众官员，问：到底该派谁下西洋以宣天威?
　　有官员力荐郑和，称其面部粗如橘皮表明他身经沧桑；印堂太窄显示其精力专注；剑眉虎额反映他具有军事统领能力；口阔如海表示口若悬河；眼光烁如激流显示其精力充沛。这些足以证明郑和可胜此任。
　　慧眼识长乐
　　郑和七次下西洋，每一次都要先到福建长乐太平港，“累驻于斯，伺风开洋”。由此可见，如果说南京是决策地、策划地，太仓是始发港、起锚地，那么，长乐就是驻泊基地和开洋起点。
　　由于地理、历史原因，当时的长乐早已是一座以水路谋生为主的城镇，太平港水深港阔，潮汐涨落稳定，地处福建最大河流闽江入海口的南岸，是全国少有的淡水港湾，几乎“无湾不造船”。同时，福建闽北盛产造船的赤白杉木等木材，可以沿闽江顺流直至福州长乐。其 宽阔的水域，不但便于数百艘海船停泊，更有取之不尽的饮用淡水。太平港背靠大陆，又面对数个小岛屿，如天然屏障减弱台风对船队的袭扰。尤为上乘的是，每年10月至翌年3月，多刮东北大风，大大便于船队扬帆出洋。
　　郑和宝船
　　拥有二百余艘船只的郑和船队无疑是六百年前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舰队。但是，郑和的宝船究竟有多大，这在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争议。神秘的宝船，民间传说长44丈，是比故宫太和殿还要大三倍的“海上巨无霸”。
　　
　　据说，成祖曾问郑和：“我国的宝船，究竟有多大?”郑和答说：“单单一个舵，大概有三四丈高。”成祖听了，有些似信非信。因此郑和又奏说：“明天我带领船夫，把一只船的舵，拆下来放在空地上供皇上御览。”这个船舵直到明朝亡国以后，还留在清宫中。《中国航海史》有这个大船舵的图画，画着一个人站在舵的底下，舵有五六个人之高。可想而知，每一艘船载士卒七百人至一千人，是很平常的事。
　　郑和并　郑和舟师将士近三万人，大大超过了当时长乐县城的居民人数。当时，长乐县城内只有两口井(杨井、衙里井)，无法供应郑和舟师众多将士的用水。为了不与民争水，郑和亲率将士在南山下掘了一口井，即天妃宫大井(俗称郑和井)。
　　三峰塔／三峰塔寺　三峰塔是当年郑和登塔俯瞰其停泊太平港庞大船队的�望塔，也是郑和下西洋船队出入太平港的航标塔。此塔是为宋徽宗祝寿而建，原名圣寿宝塔。郑和认为宋徽宗是个昏君，所以，郑和题改塔名为“三峰塔”。
　　
　　云门寺　位于洋屿乡云门山，背山面海，旁有朱子祠、文昌阁。宋绍兴初，大慧宗呆禅师居山乐道处。嘉定间始建寺。郑和在率舟师驻泊长乐时，重建此寺。现存云门寺建筑保留了明代风格，大殿为单檐悬顶，木构，面阔五间，进深二间，前有庭院，左右钟鼓楼均为攒尖顶。
　　“卡洋成市状元来”
　　随着郑和下西洋，福州港也日益繁荣，福州水部门外，华夷相处，盛极一时。据《长乐县志》记载，当年在县城南，街如十字，所以名十洋街。永乐年间，郑和统帅的舟师驻扎于此后，人来车往，开市交易，空前繁荣。许多国家的国王、使臣等纷纷随船队来华朝贡，从福州或泉州上岸，再走驿道进京。为此，福建地方官员在福州修建了宽阔壮观的进贡厂(即仓库)和柔远驿(即宾馆)专门接待外国宾客。
　　经济发展使各地读书风气日渐浓厚。福州成立了许多书院，东溪精舍就是其中最著名的。长乐还专门修建了供学子进京考试的登文大道及登文码头。《闽都记》中提到，郑和在长乐造舟，使贸易如云，未几马绎，李骐大魁天下。这连科两状元，为福建学子在京城赢得了殊荣。“十洋成市状元来”流传至今。
　　从郑和下西洋开始，中国通向南洋各国以及中亚乃至东非的航向已经开通，并给闽商带来一次又一次海外移民高潮。
　　
　　海上帝国
　　
　　闽商最辉煌的时期是郑成功和他父亲郑芝龙率领海商集团纵横东南沿海的明清岁月，他们军商合一，被欧洲人称为“海上王国的统治者”。他们驰骋海洋的冒险精神，以及开放兼容的国际视野，正是闽商海洋文化的集中投射。
　　
　　海上发迹
　　地理大发现之后，海洋开始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空前重要的地位，郑芝龙是在十六、十七世纪欧洲人东来初期，投入中西海上贸易的一位先驱者。也是在海禁年代，开创闽南海上贸易疆域的豪杰。
　　温睿临在《南疆逸史・郑芝龙传》中这样形容郑芝龙，“长躯伟貌，倜傥善权变”，“性情荡逸，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是颇有几分豪侠气概的人。
　　郑芝龙，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乡人，小名一官，十七岁时，因家庭生计艰难，偕其弟芝虎、芝豹赴广东香山澳(澳门)投奔舅父黄程。黄是著名的对外贸易商人，郑芝龙跟随他学做对外贸易，掌握了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后来接受天主教洗礼，取教名尼古拉，外国人称他尼古拉・一官。其后他前往日本，到平户后，与平户侯之家臣田川昱皇之女田川松缔婚，后生长子郑成功。
　　
　　到日本后，郑芝龙追随当时有名的大贸易商李旦。李旦资本雄厚，拥有一支船队，专门从事海外贸易，是当地华侨的首领。李旦觉得郑芝龙能干可靠，“抚为义子”，交给一部分资产和船只让他到越南做生意，获大利。不数年，郑一官成为巨贾，常往来中日间。李旦去世后，他取代了李旦的儿子成为继承者。船队规模扩大至千艘以上，在对日本和荷兰的贸易中获得了惊人的利润。
　　经数十年苦心经营，郑芝龙逐渐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庞大海上商业集团的领袖。
　　泉州南安　南安市与台湾岛隔海相望，三国东吴置县，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南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曾一度是闽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全市人口148万，海外侨胞300多万人，是举世闻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郑氏父子的故乡。
　　南安襟山带海，风光秀丽，名胜古迹星罗棋布。有气势宏伟的郑成功陵园、“天下无桥长此桥”的五里桥(安平桥)、海交史珍贵文物的九日山摩崖石刻、闽南建筑大观园的蔡氏吉民居建筑群四个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诸多自然、人文景观，以及典雅多姿的梨园戏、高甲戏、南音等艺术奇葩和风味独特的地方小吃。
　　
　　红顶商人
　　明朝开始奉行海禁政策，破坏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和海上贸易。为反抗朝廷海禁政策，郑芝龙的海上武装经常与清军发生冲突。1628年9月，郑芝龙接受“招安”，后来官至福建总兵。他受朝廷之托，先后消灭李魁奇、杨六、杨七、钟斌、刘香等海商集团，独掌华商海外贸易权，在海上向商船征税收饷，富可敌国，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很长一段时间内郑氏家族成为福建近海的主人，所谓“海上从此太平，往来各国皆飞黄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浸以大显。”
　　他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雄厚的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同荷兰、日本、南洋各国商贸公司竞争角逐，是官商结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人物。至南明唐王政权，也以郑氏海上力量为支柱，正如郑芝龙所说“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无海即无家。”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夏，郑芝龙22艘商船由晋江县安平港直抵日本长崎，占当年开往日本的中国商船总数的22.68％。郑芝龙还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建立起贸易关系。在短短几年内，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商业贸易的最强竞争对手。
　　明末，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相继在南安石井建立造船坊，营造军、商两用船，年造三五艘，修数十艘。
　　晋江东石寨子　晋江东石北面，一山隆起，俯瞰大海，面对金门岛上群峰，左与围头卓望山遥相呼应，右与大小磴互为犄角，控制石井江之出海口，地势险要；故自古以来，设戍于此，名日东石寨，又名畲家寨。
　　郑成功之故乡石井，即东石以南不远的石井江出海口西侧。东石寨之 设，直接防卫了其故居的安全。郑成功曾屯兵于此，留有“丹心”石刻。
　　
　　
　　争霸海上
　　闽商生存能力极强，胆识过人，不论多艰难的环境，都能立足现实勇猛精进。
　　15－18世纪，是世界海运和海上兵权大发展时期。郑氏海商集团成为企图建立远东贸易霸权的荷兰人最主要对手。
　　当时东印度公司史料中说：如果公司想存在下去，必须将“一官”这根刺从公司脚下拔除。1628年，郑芝龙的船队在厦门附近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发生了一场海战。郑芝龙使用火船战术，战胜了荷军。1639年又在湄洲外洋大败荷军，荷兰人从此退出福建沿海。
　　
　　郑芝龙与荷兰人的冲突，其实正是东亚海上贸易主导权之争。
　　针对荷兰人刁难、截捕郑氏商船，加紧对在巴城及台湾的中国商人的迫害打击，欺压台湾民众，郑成功于1656年颁布了对荷兰殖民者实行贸易制裁的法令，严禁中国商船前往巴城、台湾以及马尼拉进行交易。东印度公司驻台湾长官派人到厦门“送外国宝物来求通商，愿年输饷银五千两，箭桴十万枝，硫黄一千担”，并以不再妨碍郑成功派遣商船前往暹罗、占卑、彭亨、马六甲及巴林邦等地通商为条件，要求郑成功解除禁航令，郑成功才“遂许通商”，答应恢复与荷兰人的通商关系。
　　南安市郑成功纪念馆　始建于1962年2月，与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同时创立。初设为郑成功祠。1982年，旅港同胞吕振万先生发起并捐资开始兴建新馆于石井镇鳌峰山上。新馆(廖承志题写馆名)是三进宫殿式建筑，占地面积3000余平方米。新馆依山傍海，恢弘雄伟，左侧还建有郑成功碑林。
　　南安石井大佰岛是当年郑成功挥师东渡收复台湾前的驻扎地，岛上有众多郑成功史迹。
　　郑成功在鼓浪屿屯兵扎营和指挥水师操练的地方，至今存有水操台、寨门等遗址和大量名人题刻。
　　
　　悲情结局
　　凭借经济上的强大实力，又因有拥立之功，郑芝龙及其家族地位在南明弘光朝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弘光帝封郑芝龙为南安伯，四弟芝凤封靖西伯，五弟芝豹授太子太师澄济伯，族兄郑联封定远伯。到隆武政权时，“芝龙位益尊，权益重，全闽兵马线粮皆领于芝龙兄弟，是芝龙以虚名奉君，而君以全闽予芝龙也”。
　　然而这样的位尊权重并不能满足郑芝龙的野心。也许是迷惑于上一次降明的成功，郑芝龙又一次选择了归顺清朝，但清廷慑于其势力，将其招至北京，实际将其软禁起来，仅在顺治五年才被授予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空衔。
　　数年之后，为了招抚坚持抗清的郑成功，郑芝龙的处境有了暂时好转，当清郑和谈失败，郑芝龙最终失去了利用价值。1661年，康熙帝即位，十月初三，郑芝龙与子等十一人被斩首于菜市口，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郑氏海商集团也在三代之后湮没无闻。
　　厦门郑成功纪念馆　踞山面海，周围树林蓊郁，花木呈秀。古老的梧桐，芬芳的玉兰，卓然而立的棕榈，衬托出郑成功纪念馆令人崇敬肃穆气氛。全馆分为七个部分，展出各种文物、资料、照片、雕塑、模型三百余件，比较系统地展示了郑成功生平事迹。
　　
　　侨商经济
　　
　　除了漂洋过海，闽商有着天然的向外生长的基因与动能。海归闽商，其辉煌的顶端也并非在福建本地实现。
　　18世纪中期始，闽商在东南亚各国就形成了实力强大的福建帮。如今，“全球500强华人企业中，福建占了近200家。菲律宾华人企业前十名中，就有6家是闽商，印尼500富也有6成属于福建商人。”
　　
　　华侨阶层
　　从19世纪末至今100多年间，较突出的海外闽商代表就有“锡矿大王”胡国廉、“橡胶大王”陈嘉庚、“木材大王”李清泉、“糖业大王”黄仲涵、“砂捞越王”黄庆昌、“万金油大王”和“报业巨子”胡文虎、“汽车大王”谢建隆、“地皮大王”黄廷芳、“橡胶与黄梨大王”李光前、“食用油大王”和“纸业大王”黄奕聪、集“面粉大王”“丁香大王”和“金融大王”于一身的林绍良、集“银行大王”“烟草大王”“啤酒大王”和“航空大王”于一身的陈永栽等等。
　　有人这样形容闽籍商人：“世界上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华人；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闽人。”据统计，福建现有海外华侨1100多万人，分布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闽籍华人资产存量估计超过3000亿美元。
　　
　　从清末到二十世纪初，华侨开始在故居地重建家园。他们在厦门等地大兴土木，别墅、祠堂、学校、银行、百货公司、市场拔地而起。这些中西合璧、风格鲜明的建筑，构成了闽南城市独特的风情与景观。
　　
　　鼓浪屿老房子
　　鼓浪屿虽小，但如果要逛遍它所有的小路，一天下来还是很辛苦的。包括外国商人所建的及上世纪20－30年代，南洋华侨回乡创业所建，15年建造了1000多幢建筑。清泉别墅、林家住宅与黄家花园、菽庄、“鬼屋”、八卦楼、海天堂构、黄荣远堂、天主堂、昆礁路44号钢琴博物馆等，风格各异，精彩纷呈。
　　黄奕住／黄家花园
　　这栋荷载沉重历史的别墅，曾号称“中国第一别墅”，是“印尼糖王”黄亦住亲手建造的。
　　1885年春，黄奕住身藏父母卖掉祖田换来的36块银元来到新加坡，剃头为生。后来他由行商到坐贾，再到开商行，直至做国际贸易，成为印尼爪哇四大糖王之一。到1919年，“剃头住”已成为跨商业、银行、保险、房地产、种植等多行业的商界巨子和华侨领袖。
　　1919年，黄奕住回到厦门，定居鼓浪屿。历时三年建成黄家花园，他投资房地产，在鼓浪屿建房160座。此外，还投资铁路，开采矿产，是厦门自来水和电话业的奠基人。他遵照母训，捐款建设厦门、鼓浪屿的小学、中学、大学、医院，还捐助复旦、暨南及北大、南开与岭南等大学。
　　林鹤寿／八卦楼
　　林鹤寿为鼓浪屿留下了一座最富标志性的别墅建筑，留下了他和八卦楼耐人寻味的故事遭遇。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割让给日本，光绪皇帝严令驻台官员回大陆，时任台湾垦抚大臣、团防大臣的林维源率领家族回到了厦门，定居鼓浪屿。看到鼓浪屿上大多是领事馆、洋行、教会建的别墅洋楼，立志要在鼓浪屿盖一大别墅，超过洋人盖的所有别墅，而且要求站在自家大别墅的天台上，能看到厦门市区和整个鼓浪屿。
　　1907年春工程动工兴建，消耗了大量财力，工程时续时辍。林鹤寿为维护面子，以自己的钱庄担保，变卖部分家产，艰难支撑。1920年，钱庄宣告破产，林本人避居海外，终生未回鼓浪屿。此后几经战乱变迁，1983年，八卦楼拨做博物馆。
　　林菽庄／八角楼
　　林菽庄的祖先于清乾隆年间到台湾以垦殖致富，成为望族。中日甲午战争后，举族内迁，原住厦门，后到鼓浪屿。1915年，林菽庄在大小楼之间建一别墅，叫“八角楼”，并增 设联廊把大小楼连接成S形裙楼，通称“林氏府”，现编鹿礁路11－19号。八角楼为15号，5层，砖木结构。
　　“大楼”已历100多年风云，拱券长廊、百叶门窗、柳条天花板以及那口大井，均历历在目。两棵香樟已长成参天大树，飘来的攀枝花也长得高大挺拔。
　　李清泉／榕谷
　　李清泉是福建晋江人。1901年，到菲律宾学习木材商业经营。后成为菲律宾的“木材大王”。回国后他到厦门创立“李岷兴置业公司”，投资300万银元，兴建厦门新路头到沙坡尾的海堤。在厦门建了近20幢大楼和别墅，在鼓浪屿建了“李家庄”和榕谷别墅。
　　榕谷别墅坐落于鼓浪屿升旗山麓，是李清泉众多别墅中最漂亮豪华的一座，现编旗山路7号。因为大门口几株古榕，把入口处掩映得为山谷一样，故名。由于主人是经营木材的，内部装饰全部使用进口高级木材，赤楠的地板、楼梯和门窗，至今仍完好如初。
　　
　　陈嘉庚
　　
　　有时候，一座城，什么都有了，就是少了点什么，来了一两个人，就什么都活了。这种城，我们把它叫做富有的城；这种人，我们称他城市的灵魂。陈嘉庚，就是集美的灵魂。
　　“橡胶大王”
　　]874年，陈嘉庚出生于同安县仁德里集美村。17岁赴新加坡协助其父经营米店。不久，父亲破产，陈嘉庚替父偿还全部债务，集资7000多元叻币(英殖民统治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发行的货币)创设“新利川”菠萝罐头厂。不久，又接管了同样经营菠萝罐头的日新公司。三个月内，两个厂获利共4万元。
　　当时，橡胶第一次从巴西移植到马来，陈嘉庚用2000元购了种子，播种在菠萝园中。1925年，他已成为东南亚的“橡胶大王”，鼎盛时期开办30多家工厂，100多间商店，营业范围远及五大洲，雇佣职工达3万余人，资产达1200万元叻币，约值黄金百万两。
　　陈嘉庚是近代华侨在家乡捐资办学中的先驱人物。1913年起，陈嘉庚以其个人资财，在集美陆续创办了各级各类学校。1921年，陈嘉庚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常年费分12年付款共300万元，创办了厦门大学，这是全国惟一的华侨独资创办的大学。
　　1923年夏，粤军与闽军分别屯集在集美和厦门岛高崎，隔海对峙，开枪互击。集美学生李文华在乘船往厦门的途中中弹身亡，国内外哗然。陈嘉庚与林义顺从新加坡联名通电，要求确保集美学校的安宁。慑于陈嘉庚的声望和影响，南北各路军阀纷纷同意订立集美和平学村公约，特别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由此而来。
　　集美学村　集美原先只是一个地处同安小半岛、浔江西岸的偏僻小渔村，坊间一直把它叫做“尽尾”，“浔尾”。集美得以名噪天下，完全是陈嘉庚筚路蓝缕之功。
　　集美学村建筑熔中西风格于一炉，成为集美的一个象征，每年接待中外游客上百万。尤其是集美中学的道南楼、集美侨校的南薰楼、航海学院的教学大楼，或巍峨挺拔，或凌空欲飞，很富个性。
　　
　　延安轶事
　　
　　1941年6月，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从新加坡回国慰劳抗日将士。在重庆逗留期间，受到中共驻渝办事处热烈欢迎。茶会上，陈嘉庚询问：“若往延安，交通是否方便，行程如何?”叶剑英一一奉告。两天后，毛主席邀他前往延安会晤。
　　到延安后，毛主席留陈嘉庚吃饭，用自己种的豆角、西红柿招待陈嘉庚，只是特地上了一味鸡汤。毛主席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这顿饭只花了1.5元。”陈嘉庚非常感慨。
　　
　　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敬仰和爱戴，陈嘉庚将两辆美国“福特”牌轿车送给中共中央，这是当时延安仅有的两辆轿车，一辆配给了朱德，另一辆则给年岁较大的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五老”使用。
　　
　　“一代完人”
　　“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这是陈嘉庚对金钱的见解。至1934年，陈嘉庚经商30年获利1900万元，仅资助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就花去800万元。
　　但这位手握巨资的富翁却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据其亲属回忆，在新加坡时，他平时身上的现款不超过5元，从不在外头乱花一分钱，连怡和轩附近的菜馆、咖啡馆也从未光顾过。他一生只看过一部电影，那是一部为筹赈会义演的片子。
　　陈嘉庚不仅自己生活简朴，而且要求家人也过同样的生活，夫人给儿子买了一条领带，被他看见了，斥为浪费，不许用。平时，家里来了客人，也只能一起吃家常便饭，不许大摆筵席。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回国定居。一次，陈毅去看望他，当时，他的办公室同时也是卧室，床上挂的蚊帐是抗战时买的，已发黄，打了好些补丁。办公桌上放着一只倒扣的破瓷碗，上面立着半根蜡烛一那是他自制的烛台。
　　1961年6月23日，陈嘉庚在北京去世，各界人士3000多人前往吊唁，毛主席送了花圈，并誉之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公祭结束后，周恩来，朱德领先执绋，护送灵柩上车，专列运至厦门，安葬于鳌园。
　　1961年9月10日，新加坡举行有万人参加的追悼陈嘉庚大会。灵堂两旁悬挂一对挽联。右联是“前半生兴学，后半生纾难”；左联是“是一代正气，亦一代完人”。一个人能获得海内外炎黄子孙如此敬重，实属罕见。
　　归来堂　归来堂即陈嘉庚故居，位于集美镇嘉庚路，是一座别具风格的单层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取白石砌墙，绿瓦盖顶，是有闽南特色的代表性建筑。故居前是归来园，园内竖有陈嘉庚先生铜制立像。故居两侧是陈嘉庚先生平事迹陈列馆。
　　鳌园　位于集美东南海边，原为一座小岛，形似海龟、故名鳌园。1950年陈嘉庚回国定居时。将这一岛屿扩填成园，历时十年完工，占地近9000平方米。园中共有650多幅精雕细刻、栩栩如生的青石雕，是闽南石文化的主要代表作。鳖园中央屹立着一座纪念碑。陈嘉庚陵墓建在纪念碑的南侧，这座陵园又称陈嘉庚墓地博物馆，整座墓地由1000多幅石画、石刻浮雕组成，为全国绝无仅有的墓地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