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恐惧]恐惧教育

　　教育，本来不应该与“恐惧”有什么联系，更准确地说，教育的天性是“反恐”的――给人的精神注入力量，帮助人抵御、克服社会生活中种种非人、异化人的因素，包括恐惧。但是，非常不幸，有时，教育自身就是恐惧，是异化人的力量。
　　以前的一位同事，一个中学英语教师，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她以前的一个学生，现在已经做了母亲，有一个正在读初三的女儿。一次，母亲对女儿说，明天星期天，我们去看老师――妈妈的老师。去看妈妈的老师女儿很高兴。
　　“妈妈的老师是教什么课的?”
　　“英语。”
　　听到“英语”两个字，女儿浑身一哆嗦，脸色都变了，说：“那我不去!”
　　母亲赶紧问她怎么了，女儿不肯说，只是说“没什么，没什么”。后来，母亲通过别的途径了解到，初一的时候，一次外语考试，女儿没考好，外语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用羞辱性的语言“批评”了她。母亲这才明白，为什么女儿的英语成绩在各门功课中是最差的，而且在家里从来不提英语老师、英语课，她对其他课、其他老师不是这样的。
　　从女孩条件反射似的反应来看，英语老师给予这个女孩子的恐惧，已经深深植入孩子的内心。
　　这位英语老师肯定不是走上讲台的第一天，就有一种非人、异化人的力量，一种反教育的力量，他或她在学校所受的教育，至少不是全部是非人的、异化人的教育――我们不知道他或她所经历的具体的精神事件，但可以肯定，一定是有一种力量异化了他或她；过去所受的教育，没有帮助他或她抵御这种异化。
　　这种异化的力量是有迹可寻的。一个学生一门课的一次考试成绩差，拉低了这个班级这门课的平均分，这个班级的分数又拉低了学校这一届学生的平均分，被拉低的分数又拉低了升学率；分数、升学率又和教师、校长的职称、职位、面子等等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一次考试成绩差的效应，在由分数、升学率、个人晋升等一系列相关因素所组成的一个评价系统里，经过多次放大、“增值”，再加上当事教师的素质、操守等因素，反弹到这个孩子身上时，就不是她所能抵御的――这就是孩子听到“英语”两个字会如此恐惧的原因。
　　这个由分数、升学率、个人晋升等一系列相关因素所组成的一个评价系统，又是整个教育体制里的一部分，一个小体制。一个学生，在这个庞大、坚固的体制面前，太渺小、弱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人”这个概念，在这个体制里是没有位置的，“人”只是组成“分数”的单位而已。被这个体制吞噬的生命已经太多，还有更多的生命在其重压下苟延残喘。
　　这个体制，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一个“无物之阵”――人死了，你却看不到凶手，也找不到凶器，也没有人需要对其负责――一个“无主名的杀人团”。
　　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是《狂人日记》问世93年。鲁迅笔下的“吃人”悲剧还在不断上演，有的人却宣布鲁迅“过时”了。也许“吃人”的说法太刺激，文明人受不了，但是，对弱小生命的凋零，难道就受得了吗?
　　
　　(《钱江晚报》首席评论员31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