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与苏联关系] 解放战争纪录片全16集

　　内容提要:1945到1949年的中国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和苏联关系的发展是坎坷的,问题主要出在苏联一边。斯大林基本上是以苏联的国家利益来决定其对华政策,开始时对中国革命胜利没有信心,而当中国革命胜利的趋势明显时又对中国革命产生矛盾心理。但在中共领导人的积极努力和工作之下,斯大林终于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建立起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态度,为后来的中苏关系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PC-Soviet relation was rough in the China’s war of liberation(1945-1949).Stalin framed his China policy basically on Soviet’s interests in China. At first he did not believe Chinese revolution can success and had a complex mind to the revolution when the revolution was clear to success. But under the CPC leaders’ efforts, Stalin accepted the fact of Chinese revolution succession and found a sane attitude to Chinese revolution at last. These made a good start for New China- Soviet relation.
　　关键词:解放战争 中共 苏联
　　
　　1945年8月到1949年10月是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政治格局剧烈变化的时期。由于中国在战后世界上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国内部的这种剧烈变化自然会引起外部力量的关注和干预,而这种外部力量的作用又会对中国内部局势变化产生影响。本文就这段时期中共和苏联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抗战胜利初期中共和苏联政策上的矛盾
　　众所周知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成熟时期。通过领导敌后抗战,中共在人民群众中建立了崇高威望,并建立起一只强大的人民武装,另一方面通过思想和组织上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具备了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能力。到抗战末期中共建立的抗日根据地遍布19个省区,面积100万平方公里,人口一亿多,控制县城100多座,军队达100多万,民兵220余万。[①]因此中共有理由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国革命也将迅速走向胜利,至少是建立一个中共发挥主要作用的联合政府。早在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就在一份报告中批示到:“这次抗战胜利,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②]同时毛泽东对在抗战后获得苏联的援助,加速革命胜利充满信心。因为毛泽东认为在中国革命史上苏联曾多次在中国革命困难时期给中国革命提供过帮助,在抗战胜利后革命形式高涨的时期苏联更会向中国革命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二战末期苏联在东欧帮助各国共产党掌握政权,毛泽东有理由认为苏联在东方也会实行同样的政策。因此在七大的报告中毛泽东说;“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③]
　　然而实际情况和毛泽东的预料相反。首先,苏联虽然在二战中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但其本身的力量也受到了巨大损失。苏联在二战中死了2606万人[④](占战前苏联人口的八分之一),西部大片的领土化为废墟。战后的现实使苏联只能把力量集中在欧洲,在东亚只能施加有限的影响。第二,在二战结束前后苏联的主要外交目标是维持和西方的战时友好关系,因此避免对西方势力范围内发生的革命进行公开援助,而雅尔塔协议中中国的大部分被划入美国的势力范围。第三,在抗战期间,特别是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和中共之间就中共如何帮助苏联的方式有分歧,使斯大林对中共领导人产生了怀疑和偏见。因此苏联把战后的中国划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势力范围之外,支持美国关于由蒋介石政权统一中国武装部队和政权的政策。但苏联也不希望战后的中国完全倒向美国,希望中共能进入战后中国的联合政府,维持在中国的一定影响力,维持中国内部的势力均衡,使之在美苏之间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正如后来斯大林在和蒋经国的会谈中说的“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但如果蒋介石考虑让共产党管辖几个省还是可行的。”[⑤]因此苏联在战后的中国政策是承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以换取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中获取的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其对中共的政策是为其整个中国政策服务的,但也是有最低限度的,即不允许中共被消灭,由蒋介石在整个中国建立倒向美国独裁统治。
　　二、中共和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关系
　　中共虽然放弃了迅速占领大城市的计划,但对夺取东北的计划没有丝毫动摇。1945年8月11日,朱德发布了延安总部第二号命令,命令华北八路军部队向东北进发,随后华东新四军一部也开赴东北。而苏联在东北的主要战略目的是维护雅尔塔协定规定的其在东北的利益,即对中东铁路和旅大地区的控制权。对于苏联来说中共控制东北当然要比国民党控制东北要好,但国民党背后有美国支持,苏联相对于美国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苏联不敢公开对中共的支持以破坏苏美关系。同时苏联对中共在东北活动的支持和苏联在东北的利益相比是次要的,如果国民党能保障苏联在东北的利益,那么苏联也可以不支持中共在东北的活动。因此苏联在对东北对中共的支持是以国民党政府对苏联利益尊重的程度所决定的,当国民党对苏联态度缓和时,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就会减少,而当国民党和苏联关系强硬时,对中共的支持就会加强。
　　三、苏联对中共态度的转变
　　从抗战胜利到1947年上半年苏联的对华政策的重点是放在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上,但1947年以后,苏联对华策的重心发生了转变,[⑥]这是国际形式和中国国内形式都发生了变化所造成的。首先1947年3月,杜鲁门宣布要向土耳其和希腊提供援助以抵制苏联的“外来压力所施行的征服活动”,并宣称全世界已分裂为“自由制度”和“集权政体”两个阵营。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标志着“美苏战时同盟的正式破裂和美苏冷战的全面爆发”,[⑦]斯大林原来维持苏联和西方关系的设想破灭。另一方面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国民党的颓势和中国革命胜利趋势日益明显,斯大林开始相信中国革命可以取得胜利,而国民党也无意改变附美反苏的政策。1947年5月20日,苏共和中共签署了《哈尔滨协定》,苏联承诺在外交和军事上支持中共。[⑧]从1947年到1948年苏联增加了对东北解放区的军事援助,1947年苏联与东北民主政权的贸易额为9300万卢布,1948年增加为15100万卢布。1948年6月应解放区民主政权的请求,苏联政府派出一个有科瓦廖夫领导的苏联铁路专家小组,包括工程师50名,技师52名,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220名,配备有必要的技术设备,到1948年12月15日为止修复了东北最重要的铁路线15000公里,总长为9000多米的120座大中型桥梁。[⑨]从1948年夏天起苏联开始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在中共方面,到1947年夏毛泽东判断国民党大势已去,开始考虑战后问题,因此也加强了对苏联的工作。1947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建议,斯大林表示同意。同月15号斯大林从巴黎获悉国民党散布的“八路军在陕北受挫折”,“溃不成军”的谣言,信以为真,通知中共中央,邀请毛泽东访苏,后中方告知上述消息纯属捏造。而在7月1日斯大林又致电苏联驻中共联络原奥尔洛夫要求推辞毛泽东访苏。[⑩]1948年4月中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毛泽东再次要求访苏,4月29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表示同意,但5月10日又致电毛泽东,建议推迟访问。7月毛泽东再次表示了访苏意愿,斯大林又以联共(布)中央负责同志分赴各地开展粮食收购工作,要持续到11月为止,要求毛泽东把访苏推辞到11月底。[○11]然而到了11月底,由于国内形式的迅速发展,毛泽东没有实现在新中国成立前访问苏联的愿望。
　　毛泽东访苏问题之所以一波三折,其根本原因是苏联的战略重心是欧洲,中国还不是苏联主要考虑的问题。苏联尽量避免因公开的支持中共,形成在中国和美国的对抗,分散苏联在东欧的注意力。苏联的这种态度一直维持到新中国的建立。
　　四、总结
　　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对苏联的态度是一贯的,那就是争取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同时坚决站在苏联一边。而苏联对中共的态度是随着局势变化而变化,开始是不支持中共的全面革命,后来随者国际形式的变化和中国革命形式的快速发展,才逐渐增加对中共的支持。面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斯大林的态度也是矛盾的,在支持的同时又有所顾虑。因为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新中国的成立不仅将改变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间的实力对比,也将改变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实力平衡。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斯大林既担心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直接干涉中国内战,使苏联出于两难的局面,另一方面又出于历史恩怨对中共的态度,特别是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没有把握。由于中共的不断努力和斯大林能够顺应历史的发展,中共和苏联终于在1949年化解了双方间的误解和猜疑,为新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开端。
　　注释:
　　[①]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著:《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98-499页。
　　[②]《毛泽东在董必武十月关于大后方工作报告上的批示》,1944年12月20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9页。
　　[③]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99页。
　　[④](俄)H.A.舍福夫:《俄罗斯最重要的战争和战役》,中国财经出版社,2003年,第620-621页。
　　[⑤]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91页。
　　[⑥]吴康和,丁诗传等编著:《战后国际关系史》,军事谊文出版社,1992年,第83页。
　　[⑦]吴康和,丁诗传等编著:《战后国际关系史》,军事谊文出版社,1992年,第31页。
　　[⑧]吴康和,袁胜育主编:《当代国际关系》,军事谊文出版社,2001年,第70页。
　　[⑨]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5-76页。
　　[⑩]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2003年,人民出版社,第710页。
　　[○11]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2003年,人民出版社,第719-7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