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优待战俘纪事]志愿军战俘

　　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以令世界惊叹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待战俘、释放战俘，扩大了我军优待政策的影响，瓦解了敌军的污蔑宣传，赢得了全世界和平人士的广泛赞誉。本文将揭开志愿军处理战俘事务的点点滴滴。
　　
　　初释战俘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中，敌军负隅顽抗的占多数，甚至流传着志愿军“杀害俘虏”“挖眼割鼻”等污蔑谎言。为从政治上瓦解敌人，志愿军决定大力宣传宽俘政策，为此政治部极有针对性地开展了战俘工作。
　　1950年11月17日，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向总司令彭德怀汇报了战俘问题，彭德怀当时提出主动释放战俘。在国内战争中，我军释放战俘不必向上级请示。但我军在国外作战没有先例，释放战俘可能会产生复杂的国际影响，最终彭德怀指示杜平拟电报给军委。
　　第二天，志愿军司令部收到了毛泽东的回电：“你们在做好部队思想工作，敢打必胜的同时，释放一批俘虏很对，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
　　当时，美国空军正在进行为期两周的大规模轰炸，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志愿军总部曾要求白天公路上不准通行。彭德怀指示“今晚就放”，意味着执行这一任务的同志在白天要赶到前线收容所。
　　杜平向组织部科长司东初和驾驶员王大海说明了任务的紧迫性和危险性：“你们不但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而且要保证俘虏的安全……要注意挑选那些受轻伤后经过治疗、已快痊愈的战俘……最好能搞个欢送仪式。然后派车况较好的大卡车，把他们送到云山前线。我马上跟那里的部队打电话联系，请他们选择好释放地点。你要负责到底，看着俘虏放走以后才能回来!”
　　11月18日下午，司东初到战俘收容所挑选了103名俘虏，进行简短教育后，让他们理发洗澡换新衣服，还发了路费，晚饭时特意加菜，开了欢送会。
　　夜幕降临，几辆载着103名战俘的卡车躲过美军飞机的轰炸，开到了前沿阵地，我军向战俘们交待了通过美军警戒线的方法，同时告知：万一不能通过，仍可回来。战俘们感动得与我方人员拥抱……
　　
　　强化政策
　　
　　志愿军释放战俘在国际舆论界很快就引起了强烈反响，战俘释放后对我军俘虏政策的宣传，也扰乱了美军军心，收效之快，连志愿军也始料未及。
　　志愿军首释战俘后，第二次战役中多次出现了敌军集体向我军投降的局面，其中一次是由美国黑人组成的工兵连120余人成建制投降。
　　随后志愿军在宣传部下增没了敌军工作科，后来又扩编成敌军工作部，颁布了“严格遵守宽俘政策”的命令，对执行宽俘政策好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奖励，对违犯宽俘政策的同志进行耐心说服教育，情节严重的要酌情处分。特别针对战士伤亡较大、报仇心切的情况，教育战士把对敌人的仇恨和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严格区分开来，在战斗中要英勇杀敌，但对放下武器的俘虏，则要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执行宽待政策，做到不打、不骂、不杀、不侮辱人格、不搜查私人物品。
　　第40军首创了就地释放重伤战俘的办法：在一次战役后俘获了重伤敌兵，若抬离战场，运往后方，要费很大的人力、物力，见死不救又不符合人民军队的人道主义精神。于是40军对重伤敌兵进行了简单的包扎治疗后，仍送回敌区，由敌人自己去收容。志愿军政治部向各军推广第40军的做法，用战士的话说，就是“眼不红，手不动，俘虏人格要尊敬”。
　　志愿军释放第二批战俘132人是在汉江前线，其中美籍41人、英籍5人、澳大利亚籍3人、南韩83人。在释放前，志愿军管理战俘的部门特地为他们举行了聚餐和欢送会。西方战俘说，被俘后才知道你们是真正爱和平的人，最讲战争道德……当了你们的俘虏，未被你们打死，反而被像好朋友似的招待着，你们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世界上最好的真正的人道主义，使我们忘了自己是一个俘虏。
　　这一切，同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队屠杀虐待战俘的罪行形成了鲜明对比。
　　
　　首要任务
　　
　　日内瓦公约第118条明确规定：“实际战争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一再宣称“自愿遵守日内瓦公约”的美国政府却完全违背了公约，设置种种障碍。
　　为准备停战后交换战俘，必须做好对战俘的安置和管理工作，为此志愿军总部在朝鲜碧潼郡组建了战俘营。
　　志愿军设立的战俘营有五个团一个大队，都分布在朝鲜碧潼郡周围，是靠近中朝边界的一个半岛，环境幽雅。战俘营区周围既没有带刺的铁丝网，又没有高墙卫哨，战俘住在虽不宽敞但很整洁的民房里，饭堂、俱乐部、篮球场一应俱全。这里的管理实行自上而下的军管制，官兵分开编队。
　　战俘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战俘健康地活着。长期的战地生活和因为想家带来的思想压力，使不少战俘的健康出现了问题。周总理亲自批示：要加强战俘的营养，采取急救措施。一批高水平的医生从中国各地来到碧潼，建起了战俘总医院。
　　为此，志愿军抽调了大批医务人员对战俘体检，对症治疗。年仅17岁的英国战俘彼德・劳雷到达战俘营时就病倒了，发烧至40℃，患了急性肺炎，如不及时治疗，将有生命危险。然而作为急救药剂的青霉素仅够治疗一个重病号，当时中国还不能制造，美国又对中国全面禁运，这些青霉素是战俘营卫生所的“宝贝王牌”。主管医生黄运逐级请示，战俘营的领导批准使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防止战俘死亡，必须救死扶伤，发扬我军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几天的青霉素注射，加上浓缩葡萄糖和维生素e，在护士的精心护理下，彼德康复了。有趣的是英国军方认为彼德死了，给彼德家里发出“死亡通知书”。但随后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报道了中朝军队打过三八线的战况，顺便提到了年轻的坦克兵彼德。彼德的家属质疑英国政府，英国政府恼羞成怒，以“造谣惑众”的罪名勒令《工人日报》整顿。于是《工人日报》远东记者要求志愿军战俘营提供帮助，彼德和中国医生的合影及专访很快刊登在《工人日报》上，健康微笑的彼德向英国公众戳穿了英国军方和政府的谎言，证明了战俘在志愿军那里受到的人道的优待。也正是这张照片，在1984年又登在英国报刊上，彼德来到中国再会他的救命恩人黄运医生，而像这样救死扶伤的例子在战俘营中不胜枚举。
　　西方战俘不适应粗粮饮食，常会患“营养不良”，甚至死亡。为解决这一问题，在志愿军官兵生活条件较差的情况下，从国内调来了大米、白面、猪肉，改善战俘伙食。还组成有战俘参加的伙食委员会，由战俘推荐的炊事员下厨房，他们还动手制成烤炉，吃上了香喷喷的面包。此外，战俘的日用品充足，每年发放两次全新的统一的夏冬全套制服，定期配发牙刷、牙膏、毛巾，甚至烟斗、卷烟纸、糖果、点心也满足供应，每星期还发烟丝……
　　志愿军战俘营的另一项任务就是教育战俘。一开始志愿军简单地搬用改造国民党战俘的经验，大搞阶级教育，批判美国的社会制度和美国的生活方式，战俘们很难接受。后来中央指示教育战俘：在内容上改为“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同时介绍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况，讲明我方的合理主张和美方的破坏行为；在方法上改为大量供 应报刊书籍、办好图书馆及课外活动。教育收到明显效果，美英战俘拥护和平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和各战俘营分会相继成立，由志愿军工作人员协助，多国战俘联合编辑的油印杂志《走向真理与和平》办得生动活泼，阅览室里人满为患。
　　战俘们的文化生活也很丰富，战俘们自己选举主任和委员会的俱乐部纷纷产生，组成足球队、棒球队、篮球队、橄榄球队，还成立了小乐队和小剧社，不同宗教信仰的美军战俘被允许过自己的宗教节日，文艺演出和体育竞赛也搞得轰轰烈烈。尤其令战俘们激动的是，1951年年底志愿军为他们举办圣诞节晚会，圣诞树、银色钟、红蜡烛温馨地布置于会场上，充满了西方民族风情和宗教气氛。圣诞节过后不久，在战俘营拍摄的照片通过特殊途径送往开城中立区，随后又秘密转给了美联社亚洲总分社派驻板门店的记者，最后在东京用无线电传真发往了美国，普遍登在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接着，美联社接到大量读者来信、电话和电报，说通过照片见到了亲友健康而快乐，恳求报社向优待亲人的中国东道主转达敬意。摄影报道一炮打响，却震怒了联合国军，李奇微采取高压手段，阻止美国记者活动。
　　1952年11月15日，独特的“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战俘营举办，500多名选手参加竞技。有一次，战俘营管理人员和战俘之间进行篮球赛，俘管人员技术和体能都差些，输给了“手下败将”，有的志愿军战士不服，商量着要从其他部队抽些篮球高手再比，一定要赢。对此，杜平耐心劝阻了他们：“打球谁输谁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和战俘交朋友，表明我们的人道主义立场，显示我们改造战俘的信心和力量，这是其他国家的军队所做不到的。”
　　
　　尘埃落定
　　
　　对志愿军自始至终的宽待俘虏的政策，美国原陆军上将、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深有体会，他在1967年出版的回忆录《朝鲜战争》写道：“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我们后来体会到，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是更加文明的敌人。有很多次，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我们在夺回汉城时发觉，中国人并未恣意毁坏我们运到汉城的准备用以修复这座遭到轰炸的城市的建筑材料……”
　　1953年7月朝鲜半岛停战，8月5日至9月6日。杜平主持了遣返战俘工作。按照停战具体协议，建立一个宽150米的中立区，由国际红十字会负责，中立国印度和瑞典军队担任警戒，双方战俘分阶段被送进中立区后，自行决定去何方，然后到中立区南北边界两边的帐篷中去登记，随后走向朝鲜的南部或北部，确定每个人的最终选择。按照朝鲜停战协议，中朝方面直接遣返战俘12760人，其中非朝鲜籍战俘4912名，包括美海军陆战队第一空军联队参谋长许咸布尔上校、美第24师师长迪安少将等。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在政策上不歧视战俘，在生活中优待战俘，在情感上感化战俘，消除了敌对情绪，使他们自觉拥护和平、争取和平，立场发生重大变化，可以说是志愿军战俘营创造的奇迹。
　　(摘编自《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