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碰撞100年|天地碰撞电影

　　当“飞行者”1号笨拙地飞向空中时，飞机和飞行都还只是冒险家耗费不赀的游戏，但这时已经有人敏锐地察觉，人类战争史的新纪元即将拉开帷幕。果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短短几年中，飞机迅速从一种辅助作战装备脱胎为战场上空的主宰，到大战结束时，现代作战飞机的基本类型大部分都已经出现。而以意大利将军杜黑的巨著《制空权》为标志，现代空军的理论体系也得到了建立。令人惊叹的是，《制空权》的“空军制胜”观点在经历了各种反对者数十年的怀疑和批驳之后，终于在20世纪末的波黑战争中得到了验证，这表明空军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为了战争的主导力量。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随着空军成长的步伐，作为空袭的对应产物，防空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从规模型对抗到规模－效益型对抗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空袭和防空首次形成规模并不断扩大。大战结束时，主要参战国的飞机均超过了3000架。在空袭作战方面，1917年的索姆河战役中，协约国曾在拉西尼至埃比泰恩一线70公里正面上，集中了约400架飞机对德军的堑壕和小型目标实施突击。双方还多次组织实施了数十架飞机规模的战略轰炸。在防空作战方面，在索姆河战役中，双方为争夺战场制空权，总共投入的作战飞机从400架增加到800余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袭和防空的规模都急剧扩大。在空袭方面，交战双方的总投弹量约为500万吨，是一战的100倍。兵力使用强度剧增，轰炸机出动量发展到几十架、数百架，甚至出现“千机大轰炸”的壮观场面，于是空袭战役问世了。在防空方面，防空兵力和武器投入量剧增，防空战役与空袭战役相伴而生。苏联于1942年4月5日组建了莫斯科防空方面军，约有歼击防空兵23个团、19个独立高射炮兵团、13个独立高射炮兵营和其它部队。德国在柏林防空体系中编有1个歼击航空兵师，约有战斗机400～600架。高炮在1944年最多时有726门，高射探照灯470部。
　　二战结束后，空袭与防空的对抗继续强调规模对抗。从空袭方面看，战斗轰炸机和攻击机的载弹量普遍达3～7吨，中型、重型轰炸机的载弹量达到10～30吨。在战后主要的局部战争中，都出现了高强度、大规模的空袭。朝鲜战争中，美军动用的飞机约占美国当时军用飞机总数的一半，每日出动飞机约800～1600架次。战争激烈时，曾达2000架次之多。越南战争中，美国连续8年对越南北方进行战略轰炸。1964年，从特种战争阶段转入局部战争时，美国投入越南战场的飞机约1000架，在战争结束阶段最多时达到5000多架，消耗弹药总量相当于二战期间美、英空军弹药消耗量的近4倍，是朝鲜战场上美军总投弹量的11倍。1991年的海湾战争，多国部队投入3000架飞机，连续42天猛烈轰炸伊拉克及其占领下的科威特，共出动109876架次，投弹8舟5万吨，日均出动2600架次，最高为3100架次。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北约部队投入近1000架飞机，在78天中出动3.3万架次，投弹2.3万枚。从防空方面看，在越战中，1972年底美军重点轰炸河内地区时，越军在河内地区部署了约500部萨姆-2导弹发射架、2100门各型高炮、180架各型战斗机。美军称河内、海防地区是“世界上任何城市或地区防空史上防空武器最多的地区”。越军采用集火射击战术，使用两个营以上的地空导弹同时射击1架B-52型轰炸机。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和叙利亚也部署和使用了数百套地空导弹，以集火射击的方式打击以色列飞机。
　　但是，二战后空袭与防空的对抗也开始强调效益型对抗，即使用高质量的兵力兵器，以有限的资源投入取得最佳的效果。这是随着高技术的发展和运用，航空武器装备性能倍增的产物。目前，这种对抗主要体现在空袭方面。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所谓“外科手术式”空袭正是高效益打击的典型代表。1981年6月，以色列出动14架战斗机。一举摧毁伊拉克用5年时间、耗资5亿美元建起的核反应堆。1985年10月，以色列出动8架F-15战斗机和2架加油机，瞬间便摧毁了设在突尼斯的巴解总部。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这类大规模战争中，空袭方在谋求取得和发挥数量优势的同时，还注重建立、发挥质量和结构两个方面的优势，以提高作战效益。例如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的武器平台和弹药大部分为第三代技术水平，有的还是20世纪90年代刚刚研制出来的，而且结构均衡，战斗机、战斗轰炸机、攻击机、战略轰炸机、侦察机、电子战飞机、指挥控制飞机和加油机，一应俱全。
　　
　　从火力对抗到信息－火力对抗
　　
　　从一战到二战，空袭和防空几乎都是完全火力化的。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为提高打击威力，航空炸弹的装药量不断增加。一战时，航空炸弹一般重数十公斤，战争后期达到1吨。二战时发展到了数吨。火力对抗并非不存在信息因素，但主要是依赖探照灯、侦听器、无线电等简单的信息技术解决预警和通信问题。在二战期间，随着雷达预警和瞄准技术、指挥自动化的雏形、电子制导和导航、电子对抗的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信息对抗登上了战争舞台。不过从总体看，这一时期信息对抗的规模和效力都是很有限的，空袭与防空对抗始终以火力为主。
　　二战后，火力对抗和信息对抗均得到很大发展。火力对抗发展的突出表现是20世纪70～80年代以后航空炸弹技术的改进提高：一是弹药种类增加，形成了以集束炸弹、燃料空气炸弹为代表的面积杀伤弹药和以侵彻炸弹(俗称“钻地弹”)为代表的点摧毁弹药两大系列；二是装药量普遍增大，500磅(225公斤)、1000磅(450斤)和2000磅(907公斤)级成为主要弹种，在海湾战争中甚至还使用了1.5万磅(6.75吨)级的特种炸弹BLU-82,三是杀伤力或破毁力明显增强，美国的BLU-113的侵彻战斗部侵彻深度对混凝土目标达到6米以上，对普通土层达30米。美国的“综合效应弹药”CBU-87/B(CEM)型集束炸弹及其改进型BLU-97/B(CEB)型集束炸弹，一次可投撒202枚子弹药，杀伤面积达8万平方米。在现代战争中，对大型固定设施，航空炸弹基本上能做到“命中即摧毁”，通常仅用数枚弹药即可摧毁一个大型坚固目标，火力打击威力接近极致。
　　此外，信息对抗在实战中崭露头角发挥作用。在越战中，美军建立和使用了半自动化的一体化战术空军控制系统(TACS)，并使用了27架第一代空中指挥控制飞机EC-130E空中指挥所飞机(ABCCC)、EC-121和EC-135空中指挥机。双方首次大规模使用制导弹药。美国首次进行大规模的电子战，大大降低了越方地面防空兵器的效能和美机的战损率。据统计，1965年越方平均每发射18枚地空导弹击落1架美机；1972年越方平均发射86枚地空导弹才能击落1架美机，击落1架美机的耗弹量增加了近5倍。1982年6月，在著名的“贝 卡谷地”作战中，以色列空军使用E-2C预警机进行指挥控制、使用电子战飞机实施大规模电子压制和干扰，取得摧毁叙利亚导弹阵地42个、击落叙机85架，己方仅损失飞机1架(另说无一损失)的惊人战果。这次行动是电子战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首次战例，可以说是空袭与防空对抗转向信息化的标志。此后，在英国与阿根廷的马岛战争、美军空袭利比亚作战、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等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的战争中，指挥自动化系统、制导武器和电子战都成为必不可缺的手段，而且都发挥了主导战争进程和结局的作用。
　　
　　从概略对抗到精确对抗
　　
　　一战时，空袭飞机采用机械瞄准装置，多采取密集编队轰炸战术，由带队长机瞄准，编队飞机按长机口令投弹进行轰炸，以轰炸面状目标为主，战斗机的作战同样如此。高炮瞄准射击是利用机械计算装置(测向仪、测距仪和射表)求得的射击诸元，对空中目标进行带有一定前置量的射击，并组织多门炮进行密集射击。据统计，1914年击落一架飞机的平均弹药消耗量为11585发，1918年时为5040发。二战时，飞机和地面防空兵器的火控系统都有了改进，采用了比较准确的环形瞄准具、光学瞄准具、雷达等设备，命中概率较以前提高了十多倍。美国空军明确提出了“精确轰炸”的思想。但是，打击精度并没有质的提高，美军在二战时轰炸摧毁一个典型目标，平均需要出动B-17轰炸机108架次，投下648枚炸弹。此外当时飞机的导航、领航失误时有发生，表明机动精度也是比较低的。
　　二战后，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广泛运用于指挥控制和火力控制，空袭和防空的行动精确度都大幅度提高，并在20世纪90年代全面形成了融精确打击、精确机动和精确保障为一体的“精确交战”概念。在精确打击方面，20世纪50～60年代，出现第一、二代空对地/舰导弹、空对空和地对空导弹。20世纪70～80年代以后，三类导弹都发展到了第三代，精确制导炸弹发展到第二、三代，还出现了巡航导弹。在越战中，各类制导弹药首次成规模使用，1967年，美军开始使用以“铺路爪”为代表的机载空对地制导弹药突击地面目标，取得令人耳目一新的战果，其中以对杜梅桥、清化桥的突击最为经典。第四次中东战争及20世纪80年代由西方国家和以色列进行的几场中小规模局部战争，也都以主要使用制导弹药实施精确打击为显著特征。20世纪90年代，在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占使用弹药总量的8％，实战中共使用了20多种精确制导弹药，约4.3万枚，使这场战争成为战争历史上首次大规模使用精确制导弹药的战争。1998年12月，对伊拉克实施的“沙漠之狐”作战所使用的弹药70％是精确制导弹药。科索沃战争是35％，其中第一周是95％。俄罗斯空军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也上演了使用空地导弹直接击毙叛乱头目杜达耶夫的精彩一幕。相应的作战概念和理论也随之出现。1974年，美国政府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精确制导武器”这一名词。美国空军1996年白皮书“全球交战”提出：要在各种气候条件下对已确定的目标进行精确打击。最近，美国空军又提出了一个F2T2EA理论，明确将精确打击划分为发现、测定、跟踪、瞄准、攻击和评估六大环节。
　　在精确机动方面，西方国家明确要求精确地按照计划规定或作战所要求的时间、地点和速度实施机动。目前，美军的GPS全球定位系统，定位精度达到十几米，测速精度优于0.1米/秒，授时精度优于1微米，可为飞行员昼夜作战，特别是在无明显地标的海洋、沙漠地带的上空活动进行精确导航。
　　在精确保障方面，西方国家也提出要精确地按照作战所需要的种类、数量、时间和地点向前线提供保障物资。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空军进行了“沙漠快车”试验，运用计算机系统、远程通信系统和应急运输系统管理本土基地与战区之间的飞机零配件供应，使提出需求到完成交付的时间压缩到48小时。1996年美军多维联合优势行动理论提出“集中后勤”概念，其核心内容就是精确保障。精确交战成倍提高了作战效益，可以说是空袭与防空的对抗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一个根本因素。
　　
　　从合同化对抗到联合化对抗
　　
　　一战时，空袭行动的合同化程度很低，轰炸编队中没有担负掩护任务的飞机，只是依靠编队轰炸机的火力相互掩护。防空行动的合同化程度相对要高一些，初步形成了由战斗机、高射炮。拦阻气球和探照灯多层配置的防空火力配系，而且产生和运用了歼击航空兵与高射炮兵协同作战的初级防空合同战术。二战时，空袭编队中增加了战斗机掩护编队，形成了轰炸航空兵与歼击航空兵协同作战的合同空袭典型样式。防空火力配系仍是战斗机一高炮组合，结合使用拦阻气球、探照灯和雷达等设备。
　　二战后，在越战期间，空袭样式开始从合同化向联合化转变。当时，美军将新开发的具有新型功能的支援保障飞机――主要是空中预警机、电子干扰飞机、反辐射攻击机和空中加油机运用于实战，与传统功能飞机――战斗机、轰炸机和侦察机等组合成统一的整体，协调一致地实施空袭。美军创立了诸机种联合空袭样式，较之传统的合同化空袭有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参与作战的资源种类更多，除了战斗机、轰炸机，还增加了多种支援保障飞机；二是支援保障力量的比例增大，1967年以前，美军每次大规模空袭，保障兵力与突击兵力的比率基本上保持在1：1左右，到1972年“后卫”战役期间，增大到4：1甚至5：1；三是行动一体化程度提高，空袭机群编成攻击机编队、干扰机编队、压制编队和护航编队，相互之间密切协同。空袭机群还得到预警机、侦察机和加油机的支援。20世纪80年代以后，空袭作战的联合化范围进一步扩大，联合化程度也进一步提高，其中突击力量由单一的攻击飞机发展到了飞机一巡航导弹复合结构。
　　为适应联合作战的需要，美空军战术兵团和分队也由单一机种结构向多机种合成结构转变。在海湾战争中试行了混编联队编制，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试行空军远征部队编制，经过科索沃战争的检验，正式确立为空军战术兵团的基本编制。以参加科索沃战争的美国空军第3l空军远征联队为例，配属的120架飞机中包括：F-117A隐身战斗轰炸机、F-15E双重任务战斗机、F-16CJ反辐射攻击机、F-16C战斗机、EC-130H通信干扰机、EC-130E空中指挥机、KC-135空中加油机，以及海军的EA-6B电子战飞机，具有力量高度合成化的特点。
　　
　　从有限区域对抗到大区域对抗
　　
　　空袭和防空都有一定的战场范围，这个范围也是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在不断扩大的。一战时，轰炸都是采取临空投弹方式，因此攻防对抗集中在目标区上空。同时，防空方为增大拦截效果，采取了前推部署，加大纵深的做法，这就产生了区域对抗模式。但是，当时空袭方重型轰炸机的作战半径一般为500公里，不能远距离出击和迂回，进攻正面和打击纵深因此都很有限。防空方战 斗机的作战半径一般为150公里，高射炮又只能打击临空目标。因此，防空作战的战场正面和纵深也是很有限的，纵深一般不超过100公里。二战时，作战飞机的航程增大到1100公里，轰炸机的航程最远的可达4000公里。这使得空袭方可以从远离目标上千公里的地方进行远程出击和多方向攻击。当时美、英空军从英国本土出动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出击距离为1000公里；美国空军从马里亚纳群岛出动对日本进行战略轰炸，出击距离为2400公里。同时，防空方也明显加大了拦截纵深，苏联在莫斯科防空战役中建立的战役纵深达到200～250公里。德国在柏林防空战役中将战斗机配置在柏林周围半径100公里的9个机场。此外，其驻法国、荷兰的战斗机部队也担负早期拦截任务，其防御纵深实际上达到上千公里。
　　二战后，出现了射程上万公里的弹道导弹和航程上万公里的洲际战略轰炸机，战斗轰炸机的作战半径也超过1000公里，空中加油机的广泛使用更使作战飞机具有了“超航程”作战能力。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射程从数十公里到上百公里的空对地导弹和射程上千公里的巡航导弹，使空袭方具备了“防空火力圈外打击”能力，航空平台不必进入目标临空区域即可实施打击。这些因素导致空袭作战的出击/打击距离、进攻正面和打击纵深都空前增大，出现了“全距离、全方向、全纵深”打击模式。1986年4月，美军空袭利比亚，F-111F从英国出动的距离达到5100公里。在海湾战争中，美军首次使用“战斧”巡航导弹和其他中远程空地导弹对伊军目标实施“非接触”的防区外打击。在科索沃战争中，“三全”模式得到全面运用，北约战术飞机主要从距南联盟700公里的意大利，1600～2000公里的德国、英国和土耳其进行中远程出击；飞机或舰艇在800～1500公里以外发射巡航导弹；B-2轰炸机从1.2万公里以外的美国本土进行超远程出击。此外，在联合战役的对地支援作战中，美国空军要求对己方地面部队前锋线15～150公里内的敌军目标实施战场空中阻滞，对150公里以外的敌军目标实施纵深空中阻滞。除西方国家以外，俄军空袭理论也要求从最大距离上实施火力机动和火力突击，从防区外对敌目标发起突击。
　　适应空袭战场范围扩大的需要，同时也依赖于战斗机作战半径扩大和射程达25～40公里的中远程地空导弹的出现，防空战场范围也呈扩大之势，出现了大区域防空模式。大区域防空即远程警戒、远程拦截，目的是增加防空预警时间与拦截概率。在要地防空中，出现了覆盖一个战区、多个战区乃至全国、多国的大区域战略战区防空体系，其中最典型的是北约中欧地区的一体化防空体系、北美联合防空体系和莫斯科防空体系。目前，不少国家的防空外层警戒线普遍前伸至距本国海岸线数百公里以外的专属经济区甚至公海空域，在此建立防空识别区、外国飞机过往预报区和防空截击线。在野战防空中，一些国家采用了大区域野战防空模式，如美国在陆军军一级的防空作战中实施的是“全区域防空”，防空纵深为45～110公里，其中，中、高空防空火力掩护空域可延伸到敌战线上空数十公里。
　　
　　从航空空间对抗到空天一体对抗
　　
　　二战结束以前，空袭与防空的对抗基本：上是在大气层内的航空空间进行。战后，随着空间技术的迅速发展，对抗行动从航空空间扩大蓟大气层外的航天空间，形成了空天一体攻防对抗的初级形态。
　　首先，形成了一体进攻作战的初级形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进攻手段航天化。迄今为止，航天进攻手段主要是运行路线经过航天空间的弹道导弹，它始自二战中德国向英国发射的V-2弹道导弹。战后，正式成为与空袭并列的战略和战役进攻手段。1957年10月4日和1958年1月31日，苏、美两国各自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此开始，美、苏等大国竟相发展陆基、海基和空基战略战役战术(远中近程)弹道导弹，对对方保持强大的进攻性威慑。1959年，美国空军将“空中力量”改称为“航空航天力量”，空军条令改称为《美国空军航空航天概则》，把空中进攻改称为“航空航天进攻”。1962年，苏军总参谋长瓦・达・索科洛夫斯基主编的《军事战略》一书，也认为“战略火箭军‘、远程航空兵和导弹潜艇”是达成战略目的的决定性力量。1973年以来，弹道导弹已在全球6次地区冲突中使用。其中，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两伊战争中。双方共发射了400多枚战术弹道导弹进行袭城战。据资料称，世界上已有15个国家拥有弹道导弹，到21世纪初，数量将增加到20个以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俄等国进一步明确空天一体进攻概念。二是信息支援航天化。目前，在外层空间运行的航天器基本上是信息平台，功能是为内层空间的活动提供信息支援。据资料称，迄今共有2150个航天器在轨道上运行，有450多个在工作，其中大部分为侦察、通信、气象、导航等军事用途。空袭作战能够得到航天器提供的包括侦察、通信、气象、导航等在内的全面的信息支援。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动用军用、民用航空器的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50多颗，并首次实现了卫星将情报直接传输到F-15E飞行员的座舱和为JDAM炸弹提供精确制导。
　　其次，形成了空天一体防御作战的初级形态。主要表现也是两个方面：一是防御对象航天化。美国于20世纪60年代建立了“卫兵”导弹防御系统，1983年出台“星球大战计划”。苏联于同时在莫斯科建立了包括ABM-I“橡皮套鞋”反导防御系统在内的初级的空天一体防御体系。1991年在海湾战争中，美军使用“爱国者”地空导弹成功截击了部分伊拉克发射的“飞毛腿”导弹，可以说开创了“导弹打导弹的时代”。此后，反导作战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据资料称，目前世界上有十多个国家在研制数十种反导武器。美国倾力研制、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1995年俄军确定了“建盛统一的国家空天防御的基本设想”。法国空军于1993年将防空司令部改建为“空中一太空监视司令部”。东亚有数个国家(地区)正在以美国的“爱国者”及其改进型和俄国的S-300防空导弹为基础，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并作为国家整个防空系统的组成部分。二是信息支援航天化。空天防御作战同样与空天铰链的信息系统建立了包括侦察，预警、通信、气象、导航等支援在内的一体化联系。美、苏于20世纪60年代即建立了战略级的弹道导弹预警系统和太空监视系统。在海湾战争中，美空军部署了3颗“国防支援计划”预警卫星，利用红外望远镜首先探铡到“飞毛腿”导弹的发射，然后通过空天一体化的CI系统，将此信息迅速传送到“爱国者”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对来袭的导弹进行拦截。目前，美空军正在研制天基红外系统，以进一步提高导弹的预警能力。俄罗斯计期在21世纪初，将空军与火箭军合并成为航空航天军，以全面实现空中作战和空间作战的一体化。在未来，空天一体作战的趋势必将越来越突出，空袭与防空的对抗必将全面转变为空天进攻与空 天防御的对抗。
　　
　　从均衡对抗到不均衡对抗
　　
　　一空袭与防空的对抗自产生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呈现势均力敌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大多数战争中，防空方都与空袭方进行了激烈的对抗，双方的战果大体相当。一战中，德国对英国的轰炸作战，一共损失“哥塔”型轰炸机60架，其中被击落24架，因事故损失36架；损失飞行人员137名，另有88人失踪。二战中，在整个不列颠之战期间，英国因遭空袭而伤亡的人数达14.7万人，皇家空军损失995架飞机，但击落德国飞机1818架。英、美对德战略轰炸，给德国造成惨重损失，但自己也付出昂贵代价。美国共损失飞机18万架，英国损失飞机22万架，德国损失飞机5.7万余架。美英两国死亡的飞行人员数各为79万余人。战后，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防空部队与美国空军共作战9700余次，击落美机419架，击伤1503架。在越战期间，越南空军参战300余次，同地空导弹和高炮部队一起，共击落击伤美机8000多架，并缴获美机900余架。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叙方面损失飞机440架，以色列方面也损失飞机120架。从总体上看，空袭与防空的对抗大体上是均衡的。
　　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上连续出现了一些“一边倒”的空袭战斗和空袭战役，双方的损失极不相称，而且对抗强度非常之低。1981年6月，以色列空袭伊拉克核反应堆，达成空袭目的，己方无一损失；1982年6月，以色列空袭贝卡谷地叙利亚地空导弹基地，达成空袭目的，空战结果是85：1；1991年1～2月，海湾战争“沙漠风暴”作战，达成空袭目的，己方战损飞机38架；1998年8月，美国对苏丹、阿富汗的巡航导弹袭击，达成空袭目的，己方无一损失；1998年12月，美、英对伊拉克“沙漠之狐”作战，达成空袭目的，己方损失轻微，1999年4～6月，科索沃战争，达成空袭目的，自称战损飞机3架。同一时期，防空成功或构成抗衡的战例仅有：英阿马岛战争，海湾战争中美军对伊拉克“飞毛腿”弹道导弹的拦截和对伊拉克空中袭扰的抗击。在空袭与防空的对抗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大面积的“一边倒”，无论是从单场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看；还是从成功战例与失败战例的比例看，防空不敌空袭都是不争的事实。事实无情昭示出：空袭与防空的对抗从均衡走向了不均衡。
　　空袭与防空对抗失衡的出现并非偶然，从深层次考察，潜藏着+深刻的原因――这就是空袭与防空各自的基本模式存在时代性反差。从总体上说，二战后，空袭与防空都在由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过渡，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二者的变革速度和节奏出现了反差，空袭模式的变革超过了防空模式的变革。在这个时期，空袭模式基本从工业化空袭过渡到了信息化空袭，而防空模式虽然部分具有了信息化的特征，但基本上仍是工业化防空。模式反差打破了空袭与防空在工业化技术条件下形成的相互对应和适应关系的平衡，工业化防空明显已不适应信息化空袭，因此导致了对抗的失衡。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一系列“一边倒”战争，正是这一变化的实践表现。
　　
　　结语
　　
　　空袭与防空的对抗失衡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存在。从人类武器和战争的发展演变进程来看，进攻与防御的关系虽然总体上处于平衡，但在一些特定的历史阶段，二者的关系会出现失衡。在机械化战争出现后，就一度出现了攻强于防的现象。攻防关系始终处在平衡――失衡――再平衡的螺旋型发展之中，在旧平衡向新平衡的转化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失衡阶段。空中攻防关系的演变同样是如此。空中力量诞生之后，进攻与防御的关系总体上是平衡的，这种平衡的基础是工业化军事技术。但是，目前战争的物质基础正在由工业技术向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转变，空中攻防关系也就相应地在向新的平衡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攻强于防的趋势。目前，空袭与防空的对抗失衡正是这个过渡阶段的产物。但是，可以相信，这种失衡不会永久存在，在高技术的基础上，新军事思想的指导下空中攻防关系必将建立起新的平衡。当然，新平衡不会自发到来，这需要人们深入把握和顺应空袭与防空的对抗形态由工业化向信息化过渡的时代趋势，积极对防空手段、方法做出革命性改造，尽快实现防空模式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