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和民法在实证法上的差异包括【农民对教育培训态度与行动差异的实证研究】

　　摘　要：农民文化资本的极度匮乏是农民市民化的最大障碍，而农民文化资本的匮乏往往与农民教育培训的欠缺有很大的关系。通过分析农民对教育培训的观念、意愿、参与和满意度等方面情况，笔者得出的结论是：从整体上来说，农民对教育培训的态度与行动并不乐观。比较而言，“上楼农民”在对教育培训的态度与行动上要明显高好于“居村农民”。因此，在加大对整个农民群体教育培训力度的同时，还要更加注重对“居村农民”的教育培训，防止农民群体内部两极分化的扩大化。
　　关键词：上楼农民；居村农民；教育培训；教育态度；教育行动
　　作者简介：陈旭峰（1983-），男，浙江兰溪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城乡社会学。
　　课题项目：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才斋奖学金”项目“‘农民上楼’与农村教育的发展研究”（编号：CZ201111），主持人：陈旭峰。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24-0040-04
　　在城市化发展浪潮下，农民市民化成为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当前，农民市民化道路障碍重重，农民与市民之间形成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而农民文化资本的极度匮乏是农民市民化的最大障碍。文化资本概念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提出的，他认为，所谓文化资本是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1]。农民文化资本的匮乏往往与农民教育培训的欠缺有很大的关系。因此，研究农民对教育培训的态度与行动就很有必要。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使得农民群体内部的分化越来越明显，还是把农民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不能有效解决农民教育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以农民群体内部的分化作为视角，来研究不同农民群体对教育培训态度与行动的差异。当前，江苏、山东、浙江等地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很多“农民上楼”运动。“农民上楼”运动使得农民群体内部的分化出现了地域性的区隔，使农村的两极分化在地域上显现出来了。在“农民上楼”运动之前，农民群体内部的分化并没有从地域上显现出来，属于富裕型的农民和属于贫困型的农民在居住的地域上是交错的。但是，在“农民上楼”运动的过程中，从整体上来说，有条件上楼的往往是属于富裕型的农民，这些农民成为了本研究当中的“上楼农民”；而属于贫困型的农民受经济条件等各种因素的限制，只能选择还是住在原先的村庄，这些农民成为了本研究当中的“居村农民”。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以农民群体内部的分化作为视角，来研究“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对教育培训态度与行动的差异。为了从实证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笔者于2011年10月份对山东Y市的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笔者的整个调查共发放问卷1200份，回收问卷1098份（回收率为91.5%），在回收的问卷中，剔除无效问卷之后得到有效问卷101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4.3%）。从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来看，调查对象呈现出男性和女性相差不多、年龄主要分布在31-50岁之间、受教育水平以初中居多、大部分个人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特征。
　　一、农民对教育培训的观念
　　现在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人们越来越发现：如果仅仅局限于学校教育，所学到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提倡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时代。“终身教育”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国成人教育家保尔·朗格朗(P. Legrand)于1965年提出，他认为，终身教育是与有限的学校教育相对的，它贯穿着个人从出身到死亡的整个过程，影响着学习者生活的所有方面，是一个全面的、连续的过程，终身教育将利用一切教育资源[2]。美国人类学家米德(M. Mead)将文化区分为“前喻文化”“同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文化按照自下而上的方向和方式传递，即年轻一代向年长一代传授、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学习的文化；“同喻文化”是指文化按照同龄人互动的方向和方式传递，即同辈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传授、相互学习的文化，其典型特征是“现在是未来的指导”；“后喻文化”，是指文化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向和方式传递，即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传授、年轻一代向年长一代学习的文化[3]。传统社会是一个经验社会，年幼者现在所走的路都是年长者已经走过的路，因此，其文化类型往往是“后喻文化”，学习是单向度的，年轻者向年长者学习。而当前社会的文化类型可以说是“前喻文化”、“同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种文化并存，特别是由于“前喻文化”和“同喻文化”的存在，使年长者需要向年轻者学习、同辈群体之间需要互相学习，这就使得人们需要接受终生教育。
　　那么被调查对象对终生教育观念持怎样的态度呢？在笔者的问卷调查中，对于“您同意活到老学到老这个观点吗？”94.9%的调查对象表示同意。可见，大部分农民是赞同终身学习的理念的，这也是符合当下时代对人们的要求的。通过进一步的交互分析，笔者发现：“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这一点上不存在显著差异（X2=0.261，df=1，Sig=0.609）。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两个农民群体之间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
　　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学习型社会理念的提出和付诸实践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选择，众所周知，最早提出“学习型社会”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学者赫钦斯(R. H. Hutchins)。“学习型社会”并不仅仅局限于人们钟情的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的理论内涵，而是格外强调、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学习型社会的深层内涵也就在于它是一种特定的教育价值选择，是人类社会渴望在一种人性化的社会环境中经过教育而实现自我完善的理想价值追求[4]。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学习型社会”所强调的是一种社会形态，社会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享有学习的权利，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人人都在实践终身学习，成为人人学习、终身学习、灵活学习的学习社会[5]。那么被调查对象对学习型社会理念持一种怎样的态度呢？在笔者的问卷调查中，对于“您赞同构建学习型社会这个主张吗？”94.2%的调查对象表示赞同。可见，大部分农民是赞同构建学习型社会这个主张的。通过进一步的交互分析，笔者发现：“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这一点上不存在显著差异（X2=1.556，df=1，Sig=0.212）。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上楼农民”和“居村农民”之间的观点也是高度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