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有据有节有利有益】有利和有益

　　在北京朝阳门外不远处，有一座东岳庙，是道教正一道宫观，其中，供奉的是东岳大帝。而在大帝座前，设有诸多有司，掌管着人间的正义与罪罚，如生死司，掌握世间万物众生的生死权衡；追取罪人照证司，力求对罪恶进行深入调查；山神司，主管人类的敬畏与崇拜；甚至还有飞禽司，连鸟类的繁育与迁徙也要加以关照。在道教的话语体系里，连**与冷漠都是罪过，更不用提杀生与害人了。
　　我们知道，道教在中国历史上时盛时衰，但却用日常观念绵长而深刻地影响过我们的伦理与德行。道教涉及天人和谐，罚罪惩恶，用抽象的天堂地狱以及具象的牛头马面，给过我们的先人以成色十足的敬畏感，让富贵人知分寸，让穷苦人懂谨守。也就是说，我们是有敬畏传统的，尽管我们无须美化过去，尽管我们不曾生活在天堂。但今天，伴随着富裕而来的荒唐如此层出不穷，时时让我们瞠目，我们已经无暇仰望星空，去寻找令自己敬畏的那片星座。
　　眼下，有人提倡国学，但奇怪的是，道教的罪罚观念却完全遭到了无视。打量一下市场上最流行的所谓国学，往往只是创富的手段，却对生活与生命中最本真的敬畏全然无视。我们直面敬畏，却早早地绕道而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科斯·韦伯那本流传甚广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有毒的，它只是唤起了一干人众借助信仰去追逐财富的居心，从而把足以校正生命航向的敬畏彻底踢出了生活之外。
　　今天，我们所谓的理性与文明，几乎不给敬畏留出位置，我们只狂妄地一心想当自己最舒服的主人，先为所欲为，然后在暗处为自己大声叫好。
　　对此，有这样一条新闻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在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举行的开学典礼上，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讲话中称，做干部要有敬畏之心，一要敬畏历史，使自己的工作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二要敬畏百姓，让自己做的事情对得起养育我们的人民；三要敬畏人生，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
　　可以说，这是非常正面且积极的信息，组织化的提倡，有助于促使敬畏大面积重生。同时，这也是一种人性化的回归，面对种种恶行，各种外部惩戒不可谓不严厉，但你想想看，这种严厉是不是已经逐渐让人麻木了？因此，自己为自己设定行为的边界，自己做自己最忠实的看守，这才是我们族群的自救之路，也才是这个国家根本的大幸。
　　由李源潮的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我们还可以想到邓小平的“三怕”。早在1957年，邓小平就告诫过：“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谨慎总是好一些。”邓小平这里所说的“怕”，就是一种“敬畏”。
　　可见，无论是邓小平的“三怕”，还是李源潮的“敬畏之心”，都在告诫人们要有所畏惧。一个人心存敬畏，才能按自然规律和道德准则行事，追求和谐和真善美；一个人心无敬畏，必然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其结局是极为可怕的。现实生活中，那些违法乱纪之徒，那些贪污腐败分子，他们没有敬畏之心，他们什么都不怕，“无所畏惧”，把道德、良心、人格以及党纪国法统统抛到九霄云外，为私利所驱使，或“利令智昏，昧心贪污”，或“铤而走险，杀人越货”，或“瞒天过海，为所欲为”，最终走进了自掘的坟墓，其结果是一害社会，二害家人，三害自己，最终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700年来，东岳庙可能是清寂的，东岳大帝可能一直在对我们冷眼旁观，但作为一种传统遗存，它所蕴含的敬畏，却依然暗藏于我们的文化基因之中。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作者系著名作家，《亚洲经济·中文版》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