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初醒——给老师的一封信 给老师的一封信

　　尊敬的赵老师：　　离校回家已十多天了。我痛苦，我反思，我重新审视自己，感到犹如大梦初醒，出了一身冷汗。我有许多话闷在心里，实在难以忍受。今天，终于鼓起勇气，向我尊敬的老师倾吐我对自己和我们这些“天之骄子”的反省。
　　前一段时间，我们扮演了不怎么光彩的角色，但却自以为是在干引导中国轰轰烈烈前进的大事业，以至从学潮变为动乱和**。回想这一过程，我们的弱点暴露得太充分了，我们这些所谓的“精英”，看来是既非精粹，也不英明，我们离肩负大业的要求距离还很远很远。我们身上存在着种种矛盾和不协调的现象。我们应该有勇气剖析自己，化弊为利。只有看清了自身的问题，才有希望真正地飞跃。
　　一、我们标榜民主，却无视民众。
　　我们自以为是“民主斗士”，要为争取更多的“民主”奔走呼号。我们呼吁国家加快民主进程，替民众说话，这精神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实际上，我们自己的行动却往往背离民主精神：我们只乐意听同自己意见一致的声音；我们总喜欢把个人和部分人的意见当成真理，要求别人听从执行。我们举办的“自由论坛”是容不得不同意见的。谁讲不同意见，甚至讲点事实，我们就用“嘘”声把人家轰下台。
　　罢课，这也是我们的“自由”，但对去上课的同学，却讽刺、挖苦，甚至加以阻挠。我们要游行的“自由”，但却无视政府的有关法规，妨碍了人民群众正常生活工作的自由。我们要求工人罢工，人家不理，就骂他们愚昧、麻木，甚至阻拦上班。
　　现在看来，我们所宣扬的“民主”，实际是无政府主义，是极端民主化，要“自”主，而非“民”主！
　　二、我们高唱爱国曲，却做了损国事。
　　我们自以为最爱国，视自己为救国、救民的一代英雄。可是在那50多天里，我们却做了不少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最为突出的是：5月1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这是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大事，引起世界瞩目。而我们竟然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占据天安门广场，使戈尔巴乔夫一行连在东西长安街行车都不能保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也成了泡影，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我们这些高谈爱国阔论救民者，却连最起码的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道理都不懂。国家来了贵宾，还非要坚持在天安门广场绝食不可。高论与行动如此不合拍，使人明显感到我们具有双重人格。
　　三、我们崇尚理性，却缺乏理智。
　　大学几年，我们自以为满腹经纶，有自己的主见，看不起有丰富经验的师长。但是，由于我们缺乏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深切了解，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便是“跟着感觉走，牵着梦的手”。这次动乱的组织策划者最重要的伎俩，是抓住我们学生天真幼稚而又自负的弱点，以谣言蛊惑人心，欺骗我们。进了他们的迷魂阵，我们不能自拔，当了谣言的俘虏。虽然谣言一个接一个地被揭穿，我们却仍然盲目听谣传谣，迟迟不能回头。直到动乱发展成*****，给国家、人民带来了惨重的后果，我们才猛醒。
　　真是一场噩梦—血的教训使我们反省，但这代价却太大了。
　　四、我们主张清廉，却喜欢挥霍。
　　我们对社会腐败现象深恶痛绝，要求政府廉政，这无疑是对的，但我们自己却不讲节约，这次学潮中，我们的败家子作风也暴露无遗。
　　我们募捐了1万多元钱，却用来买高级烟抽，买高级饮料喝，几十个同学十几天就把钱花光了。“高自联”头头把捐赠的成千上万元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有些同学也这么干。这是什么问题？这与贪污有什么区别？！
　　五、我们只要别人理解，却不知理解他人。
　　我们总为不被理解而苦恼，这次我找到了初步答案：我们不善于理解—不理解国家，不理解他人。我们的行动只朝着自己理解的方向走，自然不被社会承认，得不到人民的理解。
　　我们对政府，对国家领导人有高要求是对的。但要知道，我们国家如此大，人口这么多，许多事情很难办。不能设想，一个早晨就把难题都解决。我们向政府提出种种难以一下子解决的问题，要求很快做出答复，这是多么幼稚可笑啊！
　　赵老师，我粗略地谈了这十几天反思的结果，虽然是很初步的，但我觉得去掉了心头一块重石，痛快多了。
　　北京某高校学生 肖 磊
　　198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