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学技之路【难忘的“对调”之路】

　　对调工作，大概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兴起的，它涉及到户口、单位编制，手续繁琐复杂，但这是那个年代普通人要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远离家乡等问题的唯一办法。他们在城市某个特定的地方，电线杆、行道树上贴上自己的对调启事，留下联系地址，等有人来联系。只要双方单位性质（全民、集体）一样，就可以写对调报告，经审批后，就可以办理商调手续。当然，审批也是很麻烦的，还要审查对方的家庭出身、政治面貌等等。这过程很漫长，有的要等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
　　当头一闷棍
　　在北大荒整整奋斗了十一个年头，1978年11月，我随知青的返城浪潮，回了北京。我妻子高金凤是上海知青，不能直接来北京。1979年3月，她在北京生下了我们的儿子，两个月后就抱着孩子，匆匆回上海落户去了。从此，我们开始了长达六年的两地分居生活。那时我们的工资都不高，所有收入基本都捐献给了铁路。她带着孩子，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当时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生活在一起。
　　那些日子，我托付所有的亲朋好友帮我关注所有这方面的信息。北京的电线杆被我抚摸了不少，因为那时对调的小广告都贴在上面。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1980年底时，我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对调人——北京第六制药厂的女职工吕秀芬，她的丈夫董沪琪在上海，他俩也是兵团战友，从北大荒回到各自家乡，也一直在努力奔走，苦寻对调目标。我们见面后，聊得非常开心，很快达成协议，并以最快的速度各自从北京、上海，向主管部门递交了对调申请。
　　当时我家住在宣武区白纸坊地区，离市府大楼不远，我成了市劳动局信访办的常客，有时间就往那里跑。后来了解到，吕秀芬工作的第六制药厂属西城区劳动局管辖，对调手续要在那儿办理。于是我又开始往西城区劳动局跑了。
　　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确切消息，商调函已到，双方情况属实，但还是不能办，因为我儿子的户口要随他母亲，是两口人进北京，而吕秀芬却没有小孩，是一口人入沪，双方条件存在差异，不能对调。
　　听到这个结果，我感觉真像当头挨了一闷棍，当时就傻了。我懵懵懂懂地跑到小吕家，嗔怪她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要个孩子。她的回答让我无言以对：因为患有非常严重的心脏病，所以他们从没打算过要孩子。我心里更加难受，不能要孩子，这是多么痛苦的事呀。我们这些进入而立之年的知青，要不是因身体的原因，谁家不想有自己的孩子呀！我怎么能怪他们呢？
　　第二天，我请假来到市劳动局信访办，把情况做了详细叙述。当时接待我的还是个老同志，可能天天碰到各种情况，已经麻木了，根本没有仔细听。我哀求说：“我们是知青，回到北京不容易，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吕秀芬同志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支持计划生育，而且都不用计划，更不要生育，她一个孩子都不要，政府对她应该表彰，应该奖励。不能因为她不要孩子就不让她对调工作啊。”
　　那位干部白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我这里是劳动局，不是计划生育办公室，我这只管劳动，不管‘生产’，想要对调工作，人员户口一定要对等，不能上海少了个户口，北京多了个户口。那样绝对不行！”
　　终于成功了
　　那天怎么回的家，我都不知道，晚上急忙给上海的董沪琪打长途电话，他听后也没有讲什么，只说让他认真考虑考虑。还好他已获批探亲假（原以为事已成，就提前请好探亲假了），争取明天就来北京。
　　第三天，我下班后直接去了小吕家，他简陋的家里准备了不少好吃的饭菜，我与小董边吃边喝边聊，一瓶北大荒很快喝完了。他又拿来第二瓶，打开前，站在那里，略微带些醉意，郑重地对我说：“为了战友，为了朋友，为了我们两个家庭，今天我俩君子协议，我豁出去了，决定要个孩子！”太突然了，我激动地站起来，紧紧握住小董的手，带着颤音说：“谢谢，请放心，不管要用多长时间，我一定等你们，决不食言！”
　　董沪琪的探亲假很快过去了，我时刻等待着他的佳音。两个月后，小董来电告知，此次没有成功。我很沮丧，但还是安慰他，不要灰心，振奋精神，养好身体，继续努力。
　　记得在1982年5月左右，小董又来到了北京。这次他住了整整三个月，在他准备离开北京的前一天，他激动地告诉我：“有了，有了！成功了，成功了！”我听到后，心情真的无法形容。两个大老爷儿们激动得紧紧拥抱在一起。
　　终于等到了准备分娩的时刻，董沪琪也提前几天来到了北京。孩子是在友谊医院出生的。小吕进入产房时，我和小董都在默默地祈祷，希望老天保佑她平平安安，孩子顺顺利利。
　　没过多长时间，一个大夫就火急火燎地跑出来，要找产妇家属，我和小董赶紧上前，大夫问了一句话：“情况紧急，快做决定，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真是晴天霹雳！
　　小董脸色都变了，但还不算糊涂，连声说：“保大人，保大人。”
　　时间一分一秒地熬过，我脑袋发蒙，几年的期盼泡汤了，多年的努力白费了。但理智还是督促我不时地安慰着小董。
　　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个护士快步走出来，我们睁大眼睛望着她，她却平静地说：“院长，还有几个科室的主任全来了。还好，大人、孩子都平安，生了个女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声问：“大人、孩子，都平安吧？”护士肯定地回答：“放心吧，母女平安！”
　　这时的小董一下子瘫软在地上，脸上滚动着泪珠。他紧紧拉住我的手，激动地说：“谢天谢地，我终于也有自己的孩子啦！”
　　又一缸冷水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和董沪琪天没亮就来到了劳动局。8点整，我们抢先冲进接待室，递上“关键”材料——出生证、户口本。
　　工作人员拿出我们的其他材料，仔细地看了看，然后皱了皱眉头，开腔了：“上海要来北京的这个人是大集体企业的，北京要去上海的这个人是全民企业的。全民、集体不能对调！”
　　随后几天我都是在恍恍惚惚中度过的，吃不好，睡不着，也不知想干点什么，感觉到处暗淡无光。但经历了北大荒十几年磨炼的我，承受艰难困苦的能力还是有的，考虑再三，下定决心，决不放弃，一定要继续努力。
　　就这么简单
　　一天傍晚，小董突然来到我家，说他一个兵团战友的哥哥是某大企业管劳资的领导，同西城区劳动局关系密切，已拜托他去劳动局打探清楚，我们这种情况是可以对调的，只不过要自己在北京找到接收单位，只要接收单位同意接收并告知劳动局，劳动局就可以直接给上海发商调函。
　　事情看来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得“不可思议”。
　　我立马抓紧联系，碰巧我家附近的地区幼儿园缺少教师，而且还是个集体企业。我急忙来到街道办事处，主管领导是我街坊，看完我爱人的简历，二话没说，同意接收，并答应尽快给西城区劳动局发函。
　　难忘的一天终于来到了，那个战友的哥哥约小董和我，早晨10点在西城区劳动局见面。
　　我俩又提前赶到那里，没多久，战友的哥哥到了，从看门的老大爷、打扫卫生的阿姨，到各个科室，没有一个人不同他打招呼，而且都非常客气。
　　转了一圈后，战友的哥哥带我俩来到办公室，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客气地问是否有事要办。战友哥哥也直截了当，指着董沪琪说：“这是我表弟，在北京的爱人要对调去上海，材料已经来了很长时间了，开始是人口不对，后来是工作单位性质不对，现在上海来北京的自己找好了接收单位，并已发函通知贵局，就等你们发调令了。”
　　有个看似领导的人边说边站了起来：“嗨，这点小事还劳你亲自跑一趟？打个电话不就行啦？小王，快把材料找出来。”那个叫小王的工作人员很快就把所有的材料拿了出来，领导大概看了一下，吩咐：“开商调函。”开好之后，那位领导拿过来直接交给了战友哥哥。并说：“还是自己带回去保险，要比我们邮寄快。”
　　苦难的煎熬终于结束了，我们夫妻团聚，结束了长达六年的两地分居生活。小董、小吕夫妻俩更是由此契机拥有了自己的孩子，否则，直到现在还是孤单的老两口，不会享受到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
　　奔波了四年，尝尽了特殊年代的酸甜苦辣，但我始终认为，命运对我们的安排还是不错的。好事多磨，知足者常乐吧！
　　【原载2012年7月19日《周末》】
　　插图／办事／张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