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绝于大众:大众

　　蔡明亮裹着黑色大衣，坐在自己的咖啡馆里跟朋友聊天。光头，声音绵软，耳朵特别的肥厚，偶尔转头瞄一眼进来的顾客，并点头微笑。泰国导演阿比查邦曾经称蔡明亮为“沉稳的和尚”。　　这个狭长的空间位于台北中山堂四层，名为“蔡明亮咖啡走廊”。一排红色火车座，走廊尽头小小的回廊，被蔡明亮设计为一个只有18个座位的小电影院。走廊里收集了很多旧东西，收音机、留声机、老家具，他说，卖咖啡也是他的作品。
　　蔡明亮称之为有意识的转向。
　　他卖咖啡，做剧场，还做装置艺术。2007年，卢浮宫投资420万欧元，邀请他拍摄《脸》，作为第一部电影收藏品。之后，台北市立美术馆邀请他做装置艺术，他制作了《是梦》。这部23分钟的短片，没有具体剧情，由剥榴莲开场，用静止的场景、重复的动作和潘迪华的老歌《是梦是真》，呈现蔡明亮的家庭回忆。这部电影被台北市美术馆收藏。“从此后，是艺术界，而不是电影界越来越注意他。”蔡明亮说。
　　听起来有些受伤。在电影界，蔡明亮必须面对电影作为一种商品的本质，尽管他没那么在乎，但是观众越来越少，他的电影总是被评论为“晦涩”、“迟滞”。《脸》上映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问：“为什么这部电影没有故事？”蔡明亮说：“我的电影从来不讲故事，因为故事会让人忘记影像的力量。”仿佛是为了抵抗这种对于快节奏、戏剧性的追求，他刻意要更慢。他直斥记者的问题很无趣，他骂电影观众“笨”，他说，《3D肉蒲团》这样的电影就是在侮辱观众，但是就有那么多人愿意被侮辱，你能说什么？
　　相比之下，“艺术”天然是小众的，面对的是收藏者、评论者。强烈的个人风格受到鼓励，甚至是被过度地鼓励。蔡明亮不用面对大众市场的压力，他自绝于大众，要的是创作自由：“给我钱，同时不要管我”。
　　蔡明亮1957年出生在马来西亚一个安静的小城古晋，那里生活很悠闲，几乎没有什么事发生，人们的休闲活动不是听收音机就是看电影。他看了大量的电影，但是直到20岁赴台湾读书，蔡明亮才发现，自己在马来西亚看的都是商业片，而电影原来还有那么多的可能。他讲出这件往事，来佐证自己对今天电影市场的批评：电影观众以为自己在自由选择，事实上根本无自由可言，因为选项都是政府和片商给你的。
　　成长过程中，时代一直在剧变。他经历了马来西亚1963年的独立建国，台湾1987年的“解严”，但是对这些社会变化，他刻意地保持距离。吸引他的永远是人的孤独、隔绝。
　　采访从“我不喜欢接受采访”开始，像许多名人一样，他说：“我很忙。”可是在采访前20分钟，他一直在做一件事——给墙角的花剪枝。
　　自由，不自由
　　《Lens》：最近在忙什么？
　　蔡明亮：很杂。去年做了一个舞台剧，没有剧本，跟演员处了大概五六个月，然后花两个月做剧场，到去年11月初做完。本来要去新加坡演，可是突然间他们说有一些内容不符合他们的国情，其实就是不准抽烟，要我改戏。我不改，就不演了。这个事情在新加坡引起了一些波澜，他们的国民讨论说：剧场为什么不能演抽烟？这是什么道理？很莫名其妙。 除非这个国家是完全不卖烟的，可是你这个国家又卖烟又开**。折腾了两个月，他们又重新邀请我，说通过了，其实是他们让步了。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好事。一个国家有这么多规定，连人民自己都有尺度了。
　　《Lens》：是自我审查吗？
　　蔡明亮：对，是人的内在审查。可能条文有规定在剧场看演出时不能抽烟，但是演出也不能抽烟？他们肯定觉得模糊才会紧张。现在这个结果等于是解放了大家。
　　《Lens》：台湾的情况呢？他们允许吗？
　　蔡明亮： 台湾很松，两厅院（演出投资方）问不要抽烟可以吗？我说不行，那只好抽了。他们有弹性。本来就是这样子，你说杀人放火或者情欲不能出现在戏里吗？你要有能力去判断，观众当然也有能力判断。现在新加坡方面有很好的回应，我想用这个作品来回应，所以会去演。
　　最近这两年还有一些装置艺术，包括卖咖啡，也是一个作品的概念，也拍一些短片，大概是这样。
　　《Lens》：这是你创作方向上的转变吗？
　　蔡明亮：算是一个转变，大概从前几年卢浮宫找我，我已经在转变了，只是没有那么明显。2007年开始比较正式地做装置艺术，当时是台北的美术馆请我做一个作品去威尼斯双年展，从那时候开始，美术界而不是电影界比较注意我的作品，然后就有画廊和一些美术界人士找我合作。
　　《Lens》：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蔡明亮：自然而然，没有为什么。我们做创作的人是很被动的，有人邀请，自己有兴趣就做。不过慢慢也发现，做装置艺术更自由。电影是不自由的，你说哪个电影自由？电影有买方、卖方和消费群，脑袋里都要想那些东西。像我这样自由的导演都觉得太多牵制，比如片长不能超过两小时，脱衣服这个国家不行，那个国家可以。
　　《Lens》：对啊，在很多人眼里你已经非常自由了，也会为这件事情苦恼？
　　蔡明亮：不自由，到最后一群乱七八糟的观众在网上骂你，你觉得自由吗？
　　《Lens》：你会在乎他们骂你吗？
　　蔡明亮：我不在乎，可是它却是一个现实，对不对？应该说，我不太在乎他们，但是不太在乎不是完全不在乎。你想改变他们，很难。少数人想改变，但大部分人是附和他们的，他们就觉得自己很对。不是只有政治体系会限制创作的空间自由，还有经济体系。我觉得商业是另外一种极权。
　　《Lens》：是对这种状况烦了所以才转变？
　　蔡明亮：很早就烦了，只是不太理会它。
　　包括接受访问也是我很烦的事情。我的作品就是这样子，很多人都问过了，我不要再重复一次，去应付每一个人的好奇。十本杂志来采访，十次回答都差不多，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有些人不觉得困扰，接受采访都很开心，可是我不是。有人找我要照片，我就觉得，你出本书为什么找我要照片，你应该跟我买照片啊，看我要不要卖给你。因为你出的书跟我有关，我就应该给你照片吗？你研究我的电影，我就要被你访问一下吗？为什么？这不是给不给的问题，是一种困扰。我要应付很多人。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困扰吗？我通常被人访问就是宣传电影的时候，其他我都没有兴趣，今天我被抓住了，也就随便聊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