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象的迷思：野象谷人一象冲突的社会建构分析崔庆明_野象谷有野象吗

　　[摘要]在野生动物旅游活动中，人与动物之间的冲突一直受到关注。而现在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研究范式并不能够有效缓解这种冲突，反而强调了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社会建构论被认为可以超越这种对立，在其视野下，科学知识是围绕社会事实所建构的多种知识中的一种。该文针对西双版纳野象谷出现的管理上的矛盾现象和各种利益相关者眼中出现的矛盾的大象形象，利用社会建构论对其进行了分析。发现游客、员工和周边社区对大象的知识的建构来源于他们日常生活经验而非科学，甚至与科学知识相悖。游客将野象建构为稀少、可爱和吉祥，期待野象出现；员工认识到野象的可怕，不希望野象在景区出现；社区居民虽认识到野象的危险，却不认为其可怕，对野象的出现习以为常。要理解人与象的冲突必须理解不同人建构的关于象的知识，而不能仅仅关注科学对象的知识建构。
　　[关键词]野生动物旅游；野象；社会建构；冲突；野象谷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5—00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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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在现代性过程中，野生动物逐渐藏于自然保护区之内，人和野生动物的接触大多存在于媒体的再现(representation)、动物园的呈现(presentation)和自然博物馆的再造展现(quasification)。而如今，野生动物旅游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快速发展，提供了野生动物与人更加紧密联系的机会，野生动物不再是躲在深山老林中与人无关的动物。与野生动物的互动能够引发游客的高峰体验(peakexperience)，但当人与野生动物近距离接触的时候，冲突便会发生。野生动物会给游客带来人身伤害，如澳大利亚弗雷泽岛(Fraser Island)上就曾发生过澳洲猎狗咬死小孩的事件；游客的体验行为也会给野生动物的生物习性带来影响，而这些影响往往被认为是负面的。围绕着冲突渐渐形成了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是为了切实保障动物的权益，根据生物学相关研究保证动物习性不受干扰，另一种是出于经营的目的，希望能够达到游客的满意，保障游客体验。这可以从野生动物旅游研究中出现的大量的有关野生动物生物性影响研究和游客满意度研究可以看出。影响游客体验的一项主要因素是近距离接近野生动物，而一旦游客近距离接触野生动物时就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这两种取向之间存在着张力，形成一种以动物为中心与以人为中心的二元对立。
　　造成这种对立局面的是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科学主义认为“自然科学是人类知识的典范，而且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的信仰”，它能够推广用于一切领域并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在这种范式下，科学知识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一切行为的法则。野生动物旅游中的诸多管理方法主要是基于影响研究的结果，野生动物旅游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恰恰是生产科学知识的动物影响研究。科学视野下，游客要获得高峰体验总会对动物产生负面的生物性影响，因此，科学知识主导的野生动物管理下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总是对立的。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并没有成功解决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仍在强调两者的对立。
　　如何超越上述的二元对立，重新理解并解决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应该寻找新的视角。在地理学兴起了一种新的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范式——社会建构论，对自然进行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nature)成为地理研究的热门话题。作为一个新的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社会建构论也开始被用于研究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野象谷景区是中国唯一能够看到野生大象的旅游地，每年当野象出现的时候，也是景区管理人员最为担心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野象观赏体验的高潮，旅游者生命受到的威胁也达到了最大，景区与游客之间的冲突往往也最为紧张。野象的出现引起旅游者的围观，管理者既担心旅游者影响野象的自然习性，又担心野象伤害旅游者的身体，这种基于人一象二元对立的矛盾状态被认为难以调和。本文将以社会建构的视角分析西双版纳野象谷出现的人一象冲突，对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做不同于既有二元对立范式的研究。
　　2　社会建构论与野生动物
　　伯格(Berger)和卢克曼(Luckmann)将“现实”(reality)定义为“一种独立于我们自己的意志之外(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它们会自己消失)的现象的性质”，又将“知识”定义为“一种真实的、拥有特定特质的现象”。开宗明义，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的绪论中他们就指出，现实是由社会建构的，没有绝对的知识，任何追求终极真理是值得怀疑的行为。建构论经常用来批判那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建构主义认为任何形式的知识都是一定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产物，它通过解构来揭示那些事物并非天生如此。
　　作为现实的一种，围绕野生动物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知识。社会建构论的知识相对主义认为这些知识中没有一种绝对正确的知识，即使是科学知识。科学知识只是科学家所建构的知识，普通人所建构的知识并不必然相同于科学知识，因此，对于指导他们实践来说，科学知识的意义或许不大。梅洛一庞蒂认为知觉是认识的起点，我们在对世界的知觉中是非反省的。我们认识客体的时候，重要的是体验而不是我们掌握的知识和科学。自然科学家做了大量的有关旅游活动对野生动物的生物影响的研究，这些研究得出的知识是一种反省性的，这些并不是旅游者、居民甚至管理者对待野生动物的认识，这些科学知识并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只能作为科学意识形态约束他们的行为与思想，科学从来不关注人如何看待动物，这造成了人的“缺场”。采用社会建构的范式有助于理解野生动物对于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人为什么会采取如此这般的行为。
　　斯盖尔斯(Scaroe)对黄石公园的狼进行了相关研究，发现狼对于不同人群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黄石公园的狼是1995年引进的，当地居民赋予了狼不同的意义，有人认为狼是自由和野性的象征，作者认为居民之所以把狼建构为自由和野性，是因为居民本身相对于联邦政府没有自主权，这种建构方式表达了对联邦政府权力的不满。对野生动物的建构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下，而建构了某种知识就会形成某种话语，从而形成某种权力。2001年澳大利亚弗雷泽岛上的两只猎狗咬死了一个小孩，这两只猎狗继而被枪决，这一举动引来了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强烈批评。海特(Hytten)和伯恩斯(Burns)发现弗雷泽岛管理条例认为猎狗应该害怕人类，猎狗不应当向人类攻击，猎狗也不应当频繁出现在人类区域，在这样的“话语”之下，猎狗咬死小孩被认为是不当的行为，所以猎狗应该被枪决。通过对这种话语的解构与批评，作者认为管理条例存在问题，管理者应该充分考虑到猎狗的野性，防止人一狗互动过程中猎狗对人类的攻击。环境问题往往是被建构的，这些问题应当被重新评估以便作出正确的决策。海特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了猎狗在澳大利亚有模棱两可的形象，由于这些形象会指导行动，因此有必要批判性地去解构与野生动物相关的话语。同样的方法被用来分析新泽西的黑熊猎杀行为，哈克(Harker)和贝茨(Bates)通过分析报纸的社论材料，发现不同利益相关者将黑熊转译成各种各样主观的、富有意义的现象，科学性并不能够止息多方矛盾之间的争论。科学视角有时会夸大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奈特(Knight)对日本人与猴之间的冲突研究发现，事实上，日本山民与猴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像科学和媒体上形容的那样激烈，上升为一种“战争”，相反，却有大量居民会给饥饿的猴子喂食。因为日本大量农民向城市流动，农村只有少部分人居住，猴子为了寻找食物的迁徙使人想到了自身的迁徙，这种共同性使得人对猴子持同情态度。文化的分析路径既不会排除冲突也不夸大冲突，使人与动物有机结合，而不是处于二元对立的两端。罗杰等(Rodger，et al.)采用行动者一网络理论对澳大利亚的野生动物旅游影响研究机构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科学对于其他主体的权力关系，科学知识只不过是建构的知识，其重要性也是建构而成，科学往往会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