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人,,金子的心|英雄与将军哪个国家好
汪大漠，生于1916年5月，原四川省涪陵县罗家庙（今属重庆市长寿区云集镇）人。1937年前往延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历任新四军第七师政治部组织干事、华东局党校教育干事、新四军军部特务团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巡视团团长、华东野战军直属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教导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1949年4月，在张爱萍同志的领导下，参与接管国民党海军并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当时的名称为“华东军区海军”）工作，成为中央任命的中国人民海军第一任党委五位委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汪大漠历任海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1993年9月，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汪大漠创作及生活的《汪大漠诗文选》。2012年3月，汪大漠的夫人张建华及胞弟汪大波等人再次对该书进行整理并给予出版。
为了编辑出版《汪大漠诗文选》增订本，近几个月，我再一次通读大漠兄这本出版于1993年9月的书，而且对其中一些重要篇章反复阅读。每读一遍，我的感受越深，被这些文章、诗词中的思想和意境所吸引，一次又一次清楚而深刻地发现:大漠诗文中有许多珍贵的闪光点、有超前的真知灼见、有非凡的独立卓行、有爱憎分明的充沛激情……
文学青年的敏锐与犀利
“这年头实在太幽默了，读书也是不该人干的了。因为错读了书，多知道了一些道理，就必定是反动……无怪那些体面的学问家也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正经的说读书是人的权利。人尤其该有选择读书的自由。”这是1935年6月汪大漠写在杂文《读书的自由》中的话。他以讽刺讥笑的笔调，对20世纪30年代某些人散布“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滥调进行了揭露和抨击。想不到30个年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四人帮”一伙也重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老调，鼓吹“读书无用论”，叫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十年文革，大整知识分子、大批学术权威，扼杀了多少知识精英，摧残了多少科技成果！大漠兄早在30年前就指出“知识越多越反动”滥调的荒谬，并且公开抨击，由此观之，应算是他超前的真知灼见吧。
20世纪30年代，正在中学读书的文学青年汪大漠针对当时文艺界抄袭成风、陈词老调泛滥的现象，以《文艺的失真》为题，公开批评和否定“洋八股”、“党八股”之类的文章，大声呼吁文艺“需要活的创造力，锄除迂腐的滥调”。他在列举了不少陈词老调和抄袭现象之后说:“由此可证明我们中国的文人缺乏活的创造力……因而形成‘洋八股’、‘党八股’之类的文章”，“尽都喊同样的口号，尽都写千篇一律的标语”。“我想，这种‘抄袭’的传统思想不去掉，迂腐的调子不打破，活的创造力不建立，所谓伟大的文学作品是无法产生的。”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他写作这篇论文的时间是1935年8月18日。早在那时，他就独立思考，敏锐地公开提出反对党八股，难道不是十分珍贵的闪光点吗？
在1937年10月19日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当时作为学员的汪大漠未经任何人示意和安排，完整地笔录了毛泽东关于鲁迅精神的讲演并加以保存。1938年春季，他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等待工作分配的时候，又自觉地把笔记仔细整理成为文稿，送给武汉《新华日报》。因中共中央领导人文章未经审阅不便发表，汪大漠的稿件被退回。他随即寄给了武汉《七月》杂志，《毛泽东论鲁迅》终得以发表。但在正文中，作者的名字“大漠”却被误排为“大汉”。随后，汪大漠前往新四军军部工作。《毛泽东论鲁迅》几经报刊转载，新中国后又被选为中学语文教材，然而笔录者“大汉”是谁却成了一个谜。汪大漠本人也不向公众“坦承”，因他记录整理并发表文章的本意是出于对伟大作家鲁迅先生的崇敬，出于一种历史的责任感，而非出名。直至1981年《人民日报》刊载了唐天然《发表的经过》和胡风《一点回忆》的文章后，才落实了汪大漠发表该文的经过。那时不过22岁的革命青年汪大漠不仅有卓见，而且付之行动，我们称之为非凡的独立卓行，该是当之无愧吧？
爱憎分明的革命激情
汪大漠生长于旧中国农村，深知旧社会的黑暗与老百姓的疾苦。他在《夏的恐怖》一文中写道:“昨晚家中来信，知今年旱灾特别厉害，且乡间流行疾病复又大起，乡人死者无数。”这让他想到了“农村的贫困和农民的灾难”，他讽刺那些口喊“归农运动”的人并未给农民带去幸福。继而在《天灾的损失》中，大漠分析道:“中国农村破产的原因，一是帝国主义的掠夺；二是旧的土地关系阻碍了农村的发展。所以天灾年年有。”他写道:“想起眼前四川旱灾的悲惨，不禁使人怆然流泪。”他深刻地指出:“老百姓们是永远在死亡线上挣扎！”
对城市贫苦的百姓，汪大漠同样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深切的关爱。在新诗《小生产者的悲歌》中，他对沿街卖报的报童寄予了深情:
那一条奴隶的绳
从古至今
直到现在
谁给他们解开？
在千人万众的前面
他可怜的呼喊
一个铜子，他只取一半
卖一份晚报
不止千万声的悲唤
在同一组诗中，汪大漠对背砖的童工也发出激情的呼喊:
有一天
你们会听见一个声响
绳断
压在背上的砖也落了下来
你们快去寻找自由
快去抓着光亮
在杂文《漫谈杀气》中，汪大漠叙述了中国历史上的“杀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魔嘴里已吐出的万丈高的“杀气”，以及中国人的自相残杀等事例之后，引用庄子《山木》篇中关于“杀不能鸣者”的故事，深深感叹“中国的老百姓即是那‘哑雁’，不能鸣而任人宰割”，他大声疾呼:“哑雁似的老百姓们，鸣呀！鸣呀！”
汪大漠深爱人民的另一面是痛恨敌人。日本侵略者、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等反人类的战争狂人、屠杀人民的刽子手，都是他文章中揭露、批判和鞭笞的对象。1937年1月18日，他在《皮蓝得娄逝世感言》中，鲜明地批判了著名作家皮蓝得娄晚年充当意大利法西斯文化的传教士和辩护者的错误:“一个作家认识不了历史的进程，分辨不了社会的善恶，就不能表现时代，鼓舞时代……终要遭受时代的摒弃、淘汰的。” 1936年12月31日，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全面抗日救国的前几个月，汪大漠在他的《一九三七年开篇》一文中满怀激情地写道:“在这年的末日，把已往的三百多个日子检视一番:血和泪的飞逝，呐喊与呻吟的交错，残酷与暴戾的狂毁；压迫与反抗的激战，法西斯疯毒与民主精神的火拼，封建余毒与自由思想的冲突……大战准备的狂热，弹药臭味的飞扬，窒息人类的世纪。一九三六年啊！笨鹿般的欧罗巴，麻木的亚细亚，把这三百多个日子扮演成无数的悲剧……贫穷的中国，千万年的奴隶，也想伸个腰……”汪大漠热情洋溢地呼唤:“让一九三七年的光明把一九三六年的黑暗追赶开去，我们鼓起粗大的掌声，迎接着这新生的一年到来”，“我们要一九三七年作为起点，让那没有饥寒，没有苦难，没有压迫的，人人皆大欢喜的社会逐渐建立起来——这就是我们的世纪，我们的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