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官们的著述与战略思考:战略管理名词解释

　　最近几年，日本的外交官著书立说成了一种时尚和风气。退休的写，在职的也写；高级官员写，一般官员也写。这反映出在当今世界大变革、大调整的转折时期，日本外交精英对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的不满和焦躁。
　　在西方国家，一般是政治家制定大政方针，官僚（公务员）负责执行。但在日本，历来“官高政低”——往往是官僚主导政策的制定，政治家（首相、大臣或议员等）给予追认。为改变这一状况，日本进行了多年的相关改革，但由于政局混乱、政权更换频繁，当今日本外交政策的很大一部分仍由官僚操控。所以，透过这些外交官们的著述来梳理日本的主流战略思考，不失为一种便捷有效的途径。
　　外交官们的主要“战略著作”
　　二战后，在冷战的两极格局下，日本的外交严格受制于美国，无法独立作为。冷战结束后，一段时间内“日盛美衰”，日本的自主外交和战略思维有了一定的发挥余地。于是，对日本的国际地位和日美关系有所思的外交官们，陆续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出了一些新思维，例如，栗山尚一（时任外务省次官）提出了“日美欧三极”构想，松浦晃一郎（时任外务省北美局局长）主张自主外交推进论，小仓和夫（时任外务省文化交流部部长）发表了带有泛亚情结的文化论等。不过，随着美国经济强劲复苏和日美同盟“再定义”的展开，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到现在，日本的对外战略基本没有离开过同盟强化的轨道。
　　但2008年前后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的实力和影响相对下降，世界格局渐变，权力转移趋势显现。日本外交精英们认为国际大环境正经历百年不遇之变，国家的对外战略也应随势应变，遂纷纷著书献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位前副部级高官的著述：田中均所著《外交的力量》（2009年）、谷内正太郎所著《外交的战略和志向》（2009年）及其编著的《日本的外交与综合安全保障》（2011年）、薮中三十二所著《国家的命运》（2010年）。其次，还有几位中高级外交官的“理论作品”：神余隆博（驻德国大使）所著《多极化世界的日本外交战略》（2010年）、兼原信克所著（时任驻韩国公使，现任“内阁调查室”副主任）《战略外交原论》（2012年）。其实，在金融危机初显端倪之时，小原雅博（时任外务省亚大局参赞、现任驻悉尼总领事）所著《国家利益与外交—世界体系与日本的外交》（2007年）、大江博（时任外务省国际合作局参赞、现任驻巴基斯坦大使）所著《外交和国家利益》（2007年）、星山隆（驻马来西亚公使）《21世纪日本外交的课题》（2008年）等同类作品就已经问世了。
　　以上诸书，总体上显有以下三个共同特点。
　　第一，鲜明的现实主义立场及国家利益论。由于战前历史的原因，日本外交曾慎言“国家利益”，冷战后才有所改变。
　　第二，不再把日美同盟作为日本外交的必然前提，而是以金融危机后的国际及地区格局变动为立论出发点，以全局的、相对的、战略的、系统的眼光，来审视日本外交的成败得失及未来前景。
　　第三，不少著书理论水平较高，且篇幅厚实者居多，内容涵盖了全球治理、日美、日中、朝核、东亚及亚太地区合作等多个领域。
　　对日本外交战略的共性认识
　　以上著书均为金融危机前后出版，不啻解读日本外交的鲜活材料。
　　首先，对金融危机前后的国际局势变动提出了大致相同的宏观看法。主要包括以下两点：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动和挑战，新兴国家崛起，世界开始多极化；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傍美难以解决所有问题，日本的实力和地位也在下降，需要以战略筹谋和主动外交来创造局面。
　　其次，对日本的国家定位和前景都有相同的认知。即主张日本要有信心成为政治大国，不应自我定位为“中等国家”；认为在未来20年内，日本在全球仍然拥有名列前茅的技术和资金优势，仍然是世界大国。当然，还没有主张日本要成为“完全正常大国”——如拥有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等战略进攻武器、彻底否定和平宪法以拥有战争权等。
　　再次，就日本对外大战略的实施开出了几乎相同的处方。一是主动参与塑造对日本有利的国际体系和秩序。携手西方发达国家、鼎力协助力不从心的美国，来维持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被认为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日本外交的全局性课题，其最终目标，是把新兴国家吸收融合进来并使之按“体系规则”行动。
　　二是要在巩固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主动利用它。首先必须加强和深化同盟。其次，日本需要在同盟范围内尽量提升自己的自主性和对等性，主动利用和引导同盟来为日本国家利益服务。
　　三是大幅改造安全防务政策。需要让日本介入国际安全事务并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军事外交手段来扩大影响力和提升地位。重新审视日本的安全防务政策，部分实现“国防正常化”，包括在修宪、“集体自卫权”行使等问题上尽早取得进展。
　　四是大力强化和改善外交工作。在国力下降、时不我待的情况下，日本要拼外交——以外交软实力来弥补硬实力的衰退，围绕促安全、保经济、扩影响、升地位，以多边和地区外交为舞台，在全球治理、国际和平合作、地区一体化、危机管理等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积极履行大国职责。
　　五是用好用足亚洲发展带来的经济机遇。日本希望在亚洲以日本的技术、标准、规则、原创等优势，分享地区经济发展的红利，提振日本经济。
　　六是重点防范地区安全威胁。这主要是指朝鲜半岛和台海地区，尤其是防范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
　　对华基本战略主张
　　中国问题是当前日本外交中的超级热点。近年，与中国打过交道的老外交官们，如中江要介、小仓和夫、栗山尚一等纷纷以回忆录的形式回首往昔，温故思今。而宫本雄二刚从驻华大使职位上离任便写下了《今后如何与中国相处》（2011年）一书，道上尚史甫一卸任驻华公使（现任职于内阁官房）也出版了《外交官所见的中国人对日观》（2010年）一书。这些“专业书籍”，再加上前面的论著，可以说基本展示了日本外交人士的对华战略认识。
　　外交官们在书中对两国关系大局总体上有比较理性的认识和判断，指出了如下几点：（1）中国崛起的趋势不可避免，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具有优势，中日的综合国力对比正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日本应该承认并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2）日本今后最大的战略问题是中日关系，这是日本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已进入复杂的磨合和调整期。（3）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来说极为重要，日本经济在中短期内要想有所起色，就必须利用中国发展的机遇和红利。（4）总体上要设法保持中日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应加强沟通和磋商，确立相处规则，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危机管控机制。（5）中日关系已经超出双边意义，应加强协调合作，为地区及国际和平与繁荣做出大国的贡献。
　　然而，不少书中也流露出对中国挥之不去的误解和偏见，例如，质疑中国随着国力的增强会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并谋求霸权，并称中国在领土和海洋权益等问题上已经流露出这种倾向；认为中国的将来具有不确定性，存在着一定的“潜在威胁”；疑虑中国抱有根深蒂固的“华夷秩序”观，总想雪耻并恢复昔日梦想；认为中日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一样，而且中国仍执着于近现代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相关差异妨碍了两国达成相互理解和战略互信；主张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日中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中间线划分法”是东海问题谈判的前提；声言历史问题不属于政治问题，中方不应该将此政治化、扩大化并作为“外交牌”来打。
　　在以上基本认识的基础上，又列出了对华战略方针，总体上是接触加防范，具体又可分为“一稳、二用、三防、四统”。
　　“稳”是指加强沟通交流，保持两国政治关系稳定，维护战略互惠大局，使矛盾和摩擦大致可控。因为中日间发生正面冲突、关系长期紧张或过于动荡，并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用”是用足中国经济发展给日本带来的机会，分享红利，提振日本经济。“防”是指做好防备——使中国难以成为“威胁”或万一成为威胁后又能加以应对的战略，内容包括威慑（日本的军力+日美同盟）、平衡(合纵连横之术、尤其是组建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和“友好战略伙伴网”等)、制度制约(地区多边机制和机构)等举措。在此之上，还有“统”策，即“接触”和“融合”政策：促进中国演变成“负责任的国家”，将中国吸纳和统合到西方主导的所谓民主主义国际体系中去，塑造出符合日本利益的中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