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革命回归历史]辛亥革命电影

　　对当下的关怀与价值的担当，将为我们寻找社会发展的历史成因与未来道路寻找到更为清晰的脉络。　　欲知今日中国向何处去，必先读懂革命中国从何处来。欲知革命中国从何出来，必先了解革命党派之历史。而当我们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时，却会遇到厚厚的隔离墙。墙外的人想看墙里的故事，困难重重。
　　台湾“中研院”院士陈永发撰文说：“我一直在想，中国革命史这个领域在今天世界面临经济危机之际特别重要，当下中国，改变了‘阶级斗争治国路线’以后，竟然在短短30年内由‘只能和赫鲁晓夫勉强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分庭抗礼’的国家，锐变为以美国为首资本主义新世界体系里可以呼风唤雨的第二大经济体和军事体。处此关键时刻，想要再次思考中国何去何从的老问题，正迫切需要对中共革命史有实事求是和十分深入的理解。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认为，要解答中国为什么会发生一系列事件，“必须要先回到历史中。我还要想办法尽可能的用自己的努力，用大量的史料来分析、讨论历史是怎么发生的。所有这些原因如果没有一个深入讨论，就没办法回答当下所存在或所发生的或今后可能存在发生的问题。”
　　革命的真实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四卷本《杨奎松著作集》，以“革命”为主题，将杨奎松的四部经典著作合而为一。结集出版的四书，包括《“中间地带”的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和《西安事变新探》。
　　《“中间地带”的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着眼于中国革命的内外关系及其相互作用与影响。《“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叙事宏大，是对中共革命由来及其经过的全景式论述；《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聚焦人物，是对苏俄作用下中共领袖曲折成长经历的剖析。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西安事变新探》着眼于中国两大革命党，即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自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分合纠结、力量消长的互动经过。《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以1949年以前长期居于革命主导地位、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与政策变迁为考察对象，解读两党关系变化全程。《西安事变新探》一书则是对改变了中国现代史的这一重大事件背后中国共产党、苏联、蒋介石、张学良等方面关系的一种描述。
　　在杨奎松《革命》四书的座谈会上，雷颐表示，传统的党史教育倾向于意识形态领域，大量档案还有待公开，导致诸多真实的历史理解无法获知。
　　谈及抗战，抗战史的宣传和介绍不能“报喜不报忧”，只讲团结抗战，不讲磨擦冲突；只讲过五关斩六将，不讲关公走麦城。杨奎松提醒读者：“特别重要的是，今天讲抗战史，激发大家的爱国主义情感，绝不应当忽略当年存在的问题，应当让读者了解，为什么在这样一场全民族的对外战争中，特别是随着抗战时间的延长，中国人内部还是会表现出很深的裂痕？”
　　杨奎松说：“历史研究有点像刑警破案，通过种种珠丝马迹，深入发掘拓展，找到更多的线索，运用逻辑分析和推理，把所有能够掌握到的历史碎片串连拼合起来，最后常常能够发现一幅让人吃惊的历史画面。”这既是对作者学术生涯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又具有历史意识与现实关怀。
　　史料的钩沉
　　历史学家杨天石在对谈会上感慨，杨奎松的著作“资料非常丰富，有大量的资料是我们没有见过的，有大量的史实也是我们不知道的”。
　　对此，杨奎松说，写这套书最大的阻力就是资料，“在1980年代我刚刚想从历史角度来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时候，那个时候资料几乎找不到，大多数的档案都不开放。”但是机缘巧合，当时他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工作。中央党校是少数几个可以保存中央内部文件的单位，同时党史研究编辑部又是可以随时接触到大量历史研究成果的地方。
　　“所以，我等于从两个方面受到了滋养，一个方面是我看到很多资料，另外我可以在党史研究编辑部吸取相当多研究中共党史包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成果。”
　　杨奎松像一个史学界的清道夫，耐住寂寞，耐住诱惑，扎在故纸堆里找线索。党史研究界素有“南高北杨”，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擅长从常见史料细节中发现不常见的问题有所不同，杨奎松则依据详实的资料挖掘历史的真实。
　　同情的理解
　　在题为《直面中国的革命》的总序中，杨奎松指出：“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革命，不是要探讨其应否的问题，而是要还原其史实真相，考察变化逻辑，揭示其内在的种种因果关系。”他最后说，“所谓败者自败，成者天成，理也，势也，命也。”其中蕴含的忧患意识，透过严谨的学术考证，跃然纸上。
　　正如雷颐所说，杨奎松的成就与价值在于将中共党史从一门凌驾于各学科之上的学问，回归到历史学范畴。陈寅恪所说的“同情之理解”的历史研究态度在杨奎松的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哈佛大学Henry Rosovsky政治学教授裴宜理看来：“用国际视野来考察中国革命和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放眼海内外没有学者比杨奎松做得更出色了。通过发掘中国大陆、台湾、美国和俄罗斯的大量档案资料，杨奎松教授以缜密的研究，对从西安事变到中苏关系破裂等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深刻见解。”
　　研究历史，并不止于对史料的钩沉与寻找事实的真相，更多的是关怀现实，通过现实当中的很多问题激发我们对历史的回溯或者反思。对当下的关怀与价值的担当，将为我们寻找社会发展的历史成因与未来道路寻找到更为清晰的脉络。
　　整个1980年代，杨奎松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查阅搜集各种文献史料上面，光是手抄卡片就做了数万张。将近十年的资料积累与研究，才沉淀了这套《革命》四书。我们或可借此一探中国革命的逻辑与辩证。
　　无论今日中国何去何从，无论哪种主义与主张，都必须建立在对于中国共产革命的真确理解基础之上。观照历史，才能照亮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