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为它是杨德昌　它却给了我们小清新】杨德昌

　　从早年为《蓝色大门》当副导，到2008年推出《囧男孩》，再到《10＋10》的《唱歌男孩》，杨雅喆承认，校园和青春是大多台湾导演的宿命。不过，去年开始筹拍的《女朋友·男朋友》，此前公布的中正纪念堂浩荡学运场面，多少让人认为是青春残酷史诗，或者现代偶像版的《赛德克·巴莱》，或者对岸版本的《颐和园》，甚至，有时我们会奢望再出现一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但往往期待都无非是平白的焦虑，杨德昌就这样变成了小清新：它是镶着革命花边的爱情，爱情框架里的欲望，比狗血励志冷酷得多的现实，骨子里纠结如斯，很可能不是一部让你痛快的电影。
　　在学运的背景下，喝酒、唱歌、偷情
　　你以为是学运是革命，是台湾社会三十年的急遽变化，但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政治。或许是先前公布的剧照太深入人心，中正纪念堂前万千年轻人，高举各式标语，据说原型正是90年代初的台湾野百合学运。然而除了这些抽象的语句，这些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场面，一切和某个摇滚音乐节没什么不同，也像随便找个名义玩起来的一次大趴。哪怕是三位主人公在高中时代的叛逆，比如在校刊写藏头诗、剃头、裸奔，在操场集会时搞得天下大乱，叫嚣着“一个人跳舞是造反，全校人跳舞就是民意”——你知其嗨，但不知其所以嗨。杨雅喆的理由是，他希望以此交代三人关系的背景，“在那个年代，台湾一年有一干多场的抗争，一天北中南就各有一场大的学运。”所以那场在中正纪念堂的戏，他偏偏舍弃了巨大的野百合花LoGo，希望讲那个年代每天都在发生的事。
　　当革命退化为背景，它更像是一种浪漫手段。那场在中正纪念堂的大场面，好不容易申请场地、解决安全问题、调度诸多临演的戏，本来以为总该发生点什么，结果大背景似乎变成真背景。而片中参加学运的年轻人，诚如杨雅喆调研所得，可能100个人；中在前头呐喊然后被打被捕，剩下的5900个则在台下吃包子，喝酒、唱歌、偷情。幸好，随之而来的是自嘲和反思，“革命是浪漫，浪漫的东西后面还是有欲望”，杨雅喆说。
　　热血总是短暂，不堪才是永恒
　　高潮是戏剧，反高潮也是戏剧，学运如市集地摊摆满各种欲望，爱情里也总要面对劈腿和背叛。所谓追求自由的热血青春其实都是虚火，一场革命跟一场音乐会没有不同，时间到了—下就过了。杨雅喆说：“青春片做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可能大家会腻，我觉得可以再往后多发掘一些状态，想要讲青春过后的事情。”青春的余烬包括欲望和失落，也包括成年和中年的不堪。于是除了三人夜里在玉兰花树下摘花的朦胧暖昧，开着摩托车在林荫在海边的飞驰，我们更看到第二段故事里，大学毕业三人涂花了脸玩国王游戏的决裂，第三段30岁时光鲜重遇，最终还是撞破了彼此不堪不伦的厮打。在这个三段的故事不一样的是，这里三分之一是小清新，三分之二是重口味。形式主义的理想当然轻巧，第—二段冲击体制的青春嘉年华过去以后，第三段是冰冷的色调和气氛。杨雅喆说：“我们对于所谓的自主民主，也正是会这样困惑，我们从很热衷政治，很喜欢上街头抗争，到后来有一阵子非常安静，大家都觉得政治肮脏，自由是个屁。”时代的发展还可以推托为合力，而个人的欲望却要单独承担、面对，比如对爱情和友情的背叛、嫉妒，还有在密友面前都只能压抑的性向，三位主角互为情人和情敌，在三个时代如同三个轮回中纠缠不休。
　　舍弃历史枝节，在商业管制中找平衡
　　历史背景退下去，个人欲望放在学运的框架里谈论，但电影有意传达的时代与个人性格、选择在同构变化，之间的牵连与张力却略显不足。比如台湾人对政治热情的冷却，在片中并没有给出明显的提示，而戏外对此不熟悉的观众也难以即时自动脑补，所以看到曾在学运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王心仁，摇身变成批判社运的发言人，没有理解之同情，戏剧效果也大打折扣。
　　此外，最终成片也剪掉了更多的陈忠良的家庭背景设定，而这本来也是支撑人物，更多传达时代与个人之所以然的部分。杨雅喆透露，之前公司找来香港剪辑师，希望让节奏更轻快一点，结果许多枝节、对方觉得不重要的东西被剪掉了，而在此基础上，他决定干脆让片子变得更简明快捷，去掉复杂的东西，更像一部商业电影。他并不觉得可惜，或者是把片子做轻了，“如果要在这么重的题材下面做，我认为它应该更短。”在两个版本中他选择了公映版，因为“让它变成一个历史大片，并不是我的初衷，我宁可让观众在爱情的关系里面，照见更多的人生。”戏里的主角，三十年里从凑热闹般冲击体制，到真实地争取个人自由，而戏外的台湾导演，则从新电影时期冲破思想管制，到如今在商业中寻找平衡，“商业是另外一种思想上的管制，不卖钱的东西，不好卖的东西，你就不要提”，杨雅喆说，“我们还是在学那一代的东西，可不可以在已经被做了很多次的爱情片里面，再找到另外一种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