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空图的创作与佛教的关系略说]佛教音乐歌曲100首

　　学术界对于司空图的思想研究绝大多数是从道家与儒家的角度人手的，尤其是他的论诗著作《二十四诗品》与老庄哲学的关系，相关的研究成果很多。而对于司空图与佛家的关系的探讨，则鲜有人问津。能将司空图的创作与佛教思想结合起来论述的，更是少之又少。缘此，本文尝试从司空图的具体作品出发，揭示其创作与佛教之关系。具体来说，本文拟讨论以下三个问题。
　　一、司空图创作里体现的对佛教的态度与认识
　　司空图青壮年时期秉承儒家学说，积极人世，有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但由于晚唐政局混乱，他济世安民的理想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没有实现的可能。最终，因为忧谗畏讥，司空图不得不选择避世归隐。虽然有些心灰意冷，但他并没有信从佛学，皈依佛门。这一点可以从他诗作中明显地看出。比如《僧舍贻友》：“笑破人间事，吾徒莫自欺。解吟僧亦俗，爱舞鹤终卑。竹上题幽梦，溪边约敌棋。旧山归有阻，不是故迟迟。”旧时文人最喜欢谈论的话题就是“看破红尘”，但大多数时候都只是牢骚而已，终究不能忘却俗世而潜心修佛。即使是清净如僧侣，高雅若仙鹤，也依然不能脱俗，因为吟诗作画与翩翩起舞都不免有矜持与夸耀之心。僧侣、仙鹤尚且如此，常人可想而知。所以诗人不追求所谓的超脱尘世，而是随缘自适，任性顺情，当睡则睡，该玩就玩，以致于流连忘返，耽误归程。这正如司空图自己所说的“情知了得未如僧，客处高楼莫强登”(《偶书五首》之一)。“了得”是领悟、理解之意，他自知难以像僧徒那般看透世事(或许也是给自己找个理由)，是以最终的选择是归隐而不是遁入空门。
　　不出家不等于不参禅拜佛。事实上，唐代很多诗人都是在家修行的，比如王维、白居易等人。司空图对于参禅拜佛态度又如何呢?其晚年的诗作《修史亭三首》(之一)向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信息：“甘心七十且酣歌，自算平生幸已多。不似香山白居士，晚将心思著禅魔。”对于白居易晚年佞佛，司空图持批评态度。考虑到此时司空图已亲历黄巢之乱与朝廷内斗，对时局早就绝望，心境可谓无比暗淡，那么他对佛教的态度就再清楚不过了。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诗作中读出这样的无奈：“乌纱巾上是青天，检束酬知四十年。谁料平生臂鹰手，挑灯自送佛前钱。”(《修史亭三首》之二)可见他对晚年与佛灯为伴的生活是心有不甘的。
　　司空图对参禅拜佛避而远之并不意味着他对佛家学说排斥或者说不了解，相反，他对佛教的社会教化功能的认识相当深入。他在《泽州灵泉院记》中说：“凡制经楼斋堂，若干间架。又塑罗汉洁峻之相，以渐化服；而后日集方丈，敷演上乘。自汉江北渡以至魏晋之郊，其俗坚悍难诱，今则悉为佛人矣。且善教童孺者，虽指摘其书，而必以言。反覆晓谕，当自释矣。若典教积于前，鞭挞骇于侧，彼将窜匿之不暇，讵肯悦而从命哉!律，刑书也；经，诰誓也。禅乃诱劝之宗，先驯其性而后入人耳。故其道至隐，其功至博，不可废也。”他认为：“严饰祠宇，乃助教之方。”所以应该化佛为儒，为政教服务。这些话虽然是站在儒家的立场说的，但从中可以看出司空图对佛教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
　　在漫长的隐居岁月里，司空图经常与僧徒交往，这不能不对其思想产生一定影响。比如他的《寄怀元秀上人》言：“悠悠干禄利，草草废渔樵。身世堪惆怅，风骚顿寂寥。高秋期步野，积雨放趋朝。得句如相忆，莎斋且见招。”反映出他对俗世的厌倦和对佛徒生活的欣赏。其《杂题九首》曰：“暑湿深山雨，荒居破屋灯。此生无忏处，此去作高僧。”深山暮雨，破屋孤灯，凄清的景物衬托出心境的黯然，不过思绪一转，想到一生问心无愧，大可宠辱皆忘，入佛参禅，做一代高僧也是一个不错的归宿。这种想法虽然并没有真正实现，不过在司空图心的灵深处，对佛家胜境大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意味。
　　司空图晚年自号“耐辱居士”，“耐辱”正是佛家倡导的境界，而居士则是在家修行的佛徒的称谓，可见他晚年受佛家思想影响之深。司空图在《休休亭记》记叙了“耐辱居士”的来历：“司空氏祯贻溪休休亭，本濯缨也。为陕军所焚。余窜避逾纪，蒲稔人安，既归，葺于坏垣之中，构不盈丈，然遽更其名者，非以为奇。盖量其才，一宜休也；揣其分，二宜休也；且耄而聩，三宜休也。而又少而惰，长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济时之用，又宜休也。尚虑多难，不能自信，既而昼寝，遇二僧，其名皆上方刻石者也。其一日囤，顾谓吾曰：‘吾尝为汝之师也。昔矫于道，锐而不固，为利欲之所拘，幸悟而悔，将复从我于是溪耳!且汝虽退，亦尝为匪人之所嫉，宜以耐辱自警，庶保其终始，与靖节、醉吟第其品级于千载之下，复何求哉!’因为《耐辱居士歌》，题于东北楹。”其歌曰：“咄，诺!休休休，莫莫莫，伎俩虽多性灵恶，赖是长教闲处着。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炉药，天意时隋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难买堪骑鹤。若曰：‘尔何能?’答云：‘耐辱莫。”’
　　这首诗影响很大，宋代的蒋之奇曾做《游休休亭》予以激赏，而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则仿之做《休休歌示禅人汉月》，对司空图能归隐近佛力求解脱表达理解之情。杜黎均先生认为司空图《耐辱居士歌》全是反语，但这些话也未尝不是司空图思想转变的真实写照。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司空图对于佛家主张已经由欣赏转向服膺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践了。
　　二、司空图创作中的“绕路说禅”言说方式
　　司空图晚年近佛寻求心灵寄托只是他受佛家影响一个方面，他受佛教思想影响最深之处还在于他在论诗和作诗时采用了佛家“绕路说禅”的表达方式。
　　所谓“绕路说禅”，指的是禅宗借用意象阐述佛理的言说方式。因为禅宗的观点一向强调禅的“第一义”是不可言说的，所以在证悟时一般“直截根源”，以意象语来设喻，以期会心领悟，明了禅的真谛。最早以意象设喻来语禅的是唐代大历年间的天柱崇慧禅师，他以“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一语来说禅理，给信徒启发很大。之后，凭借空灵的意象以喻示不可言说的佛性、禅理成为禅宗示法的一大特征，禅宗两派，无论是北宗的“对境无心”之观照还是南宗的不作“知解宗徒”之表达，都有借助意象言说禅理的特点。
　　唐代诗人在诗歌中借意象表现胜境、阐明哲理可谓代不乏人，运用得最成功的无疑是王维。王维的山水诗往往“不用禅语，时得禅理”⑤，其诗句不刻意于禅意的表达，却又“处处流动着禅悟感发下对生命本质的洞澈了悟，使他在展现山水风貌精神的同时，又给人以最精微的生命哲理的启示”。司空图通过考察禅宗义理，并对王维等人的入禅之作进行分析，体悟出了意象语言在诗歌风格表达上与禅宗的观照方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于是他在《二十四诗品》里运用大量的非概念、非逻辑的形象语言作为其论诗的主要方式，以意象语言来描述诗歌的各种风格类型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