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高岗事件”的国际背景] 真实的高岗事件
斯大林对新中国的需求以及高岗的地位 在周边友好国家培养代理人是斯大林苏联战后外 交的重要内容。1944年1月1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迈基斯向莫洛托夫提交《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
的长篇报告，就未来和平和战后世界政治安排提出建
议。关于中国，该报告认为：既然是讲到中国，那么
一旦日本战败，我们对中国所追求的基本目的就将可
以得到实现。今后，苏联应当力求尽可能深入地使苏
联的影响进入中国，并同中国尽可能加强友好关系，
但是，苏联把中国变为一个真正强国(在经济、政治
和军事方面)的行动力度，基本上应当取决于中国内
部发展的过程。如果这种发展的趋向有利于加强和巩
固中国及其政府中真正民主的、民族进步的和同苏联
友好的人士地位，那么我们的援助自然将比相反的情
况下更为强化。
这就是说，未来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取决于“苏
联的影响进入中国”以及“中国及其政府中真正民主
的、民族进步的和同苏联友好的人士地位”。迈基斯
的这个报告中的相当一部分与斯大林外交路线是一致
的。在这种思路下，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对高岗的
关注是必然的；高岗不应该的只是，他在组织之外主
动呼应了斯大林这种关注。
这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斯大林为什么又
要出卖高岗?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只有上帝才
知道斯大林这样做是出于何种考虑。”回答这个问题
的关键是我们应当了解1949年斯大林对毛泽东领导的
新中国的新需求以及高岗在这种需求中的地位。
1949年中国实现统一，斯大林知道其在雅尔塔
获得的中国利益行将告终。在毛泽东即将访问莫斯科
之前，斯大林对中苏谈判作了最坏的打算，他估计到
苏联在雅尔塔获得的中国旅顺港基地可能保持不了多
长时间。斯大林在1949年过江问题上对毛泽东“不信
邪”的个性已有所领教，毛泽东能不听他的话打过长
江拿下整个中国，那收回旅顺港及中长铁路，也就不
在话下。与其如此，不如早作妥协，并利用这次妥协
交换来促成中国参战支持朝鲜半岛的统一。
斯大林出卖了高岗
刘少奇访苏回国后，斯大林已将朝鲜的统一与其
新的获取出海良港的战略联系起来。1949年9月15日
什特科夫直接致电斯大林，分析了南北朝鲜的政治经
济形势，并向斯大林提出倾向有限支持金日成军事统
一朝鲜半岛的“结论和建议”。
毛泽东访苏期间，中苏双方恰在辽东半岛交换
问题上谈判陷入僵局。12月18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
电报中说：苏联认为“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
性”，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
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毛泽
东为此邀请科瓦廖夫谈话，提出希望在第二轮会谈中
再次与斯大林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但在12月24
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斯大林大谈与越南、日本、印
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而对毛泽东十分看重的
中苏条约问题却只字不提。毛泽东大光其火，决定不
再露面，而在“别墅里睡大觉”。
这样双方冷淡了一周左右，谈判陷入僵局。而恰
在这个时候，金日成再次向斯大林提出军事统一朝鲜
的问题，什特科夫子1950年1月19日向苏联外交部电
报汇报这一情况，这使斯大林对打破可能出现的中苏
在辽东半岛的谈判僵局有了新思路。此时，斯大林下
定决心，、准备支持并帮助金日成完成朝鲜南北统一。
而达到目的必须依仗中国的力量，为此，斯大林将科
瓦廖夫转给他的关于中共党内情况的“秘件”亲自交
给毛泽东。这一举动表面上看斯大林没有出卖高岗，
而是出卖了科瓦廖夫，实际上，出卖科瓦廖夫的这封
信就是间接地“出卖”高岗这样一位“能就中国领导
班子内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宝贵情报的人”。而
“出卖”了后者，也就在中国东北问题上获得毛泽东
的信任。
事实上，毛泽东自从收到斯大林交给他的那封科
瓦廖夫“涉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问题”的信后，心情
好了许多，“食欲有所增加”。这种信任为中苏顺利
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乃至1950年底的中国作
出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毛泽东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戒心使得他在处理高
岗问题上也格外小心。1949年6月高岗回国后，其位
置不降反升，毛泽东用越来越多的虚职逐渐使高岗离
开东北，只是在斯大林临近逝世的1952年底，毛泽东
才用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位将其完全从
东北调至北京。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那时高岗
还在政治局里，但我们知道他实际上已经被打入冷
宫。”1954年斯大林的影响在中国已基本消除，在2
月份召开的中共第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岗也受到揭露和
批判，高岗于8月17日自杀身亡。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政治较量
那么，现在看来，“高岗事件”的定性始终被限
制在“党内路线”斗争范围内，唯一的解释是考虑到
当时必须维护良好的中苏关系大局：不便说外，只有
说内；不便就事论事，只能借家事说外事。这导致后
来许多“就事论事”的人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提法
不理解，对高岗事件被定性为“反党分裂活动”有看
法。直到1980年邓小平在坚持对高岗事件处理的原有
结论的同时，也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的同志表示：“揭露高饶问题没有错。至
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高岗究竟拿
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
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你们再斟酌一下。”
事隔半个世纪后，杨尚昆同志在2001年发表的
《回忆高饶事件》一文中算是将话挑明了。他说：
对高、饶事件，还需要说到，这事后面确有苏联大国
沙文主义的背景：他们企图置中国于自己的控制之
下，至少也要把东北和新疆纳入其“势力范围”；为
此，需要在中国党内高级干部中物色、扶持、培植追
随者和代理人。高岗在东北总揽党政军大权，那时他
同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关系极不正常，他的政治野心同
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需要一拍即合，互相利用。中央
对此早有察觉和警惕。1953年高岗敢于那么放手搞分
裂党的活动，有国际后台支持，也是掩盖不了的事
实。
斯大林去世和朝鲜战争结束之时，西方对新中
国的封锁和打压更加严酷，在这时候，尤其是在赫鲁
晓夫刚刚上台不久，保持良好的中苏关系对新中国来
说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将“高岗事
件”的处理限制在“党内路线斗争”范围内，有利于
新上任的赫鲁晓夫进一步发展对华关系，扩大对新中
国的援助项目。
从赫鲁晓夫上台不久苏联对华援助大幅增加的事
实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毛泽东将国内问题与国际
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深层考虑，理解这些考虑，我们也
就理解了当时毛泽东采取处理高岗的方式，以及邓小
平仍然坚持当时处理高岗问题的结论的深层原因。
(摘自《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