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砚的意思【黄宏砚如人生】
对于一个自小就崇尚军人,对描写部队大院生活的影视剧情有独钟的人来说,当站在北京复兴路83号院门口时,尽管身处和平年代。可还是有一种神圣感涌上心头。门口警戒的军人一丝不苟地登记、确认身份后,我进入院中,按约定的时间敲响了黄宏将军家的大门。
黄宏,少将,三次参加保卫边疆自卫还击作战,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负责人、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全军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领导小组副组长……
但我此行的目的并不是还原他上述的辉煌经历,而是要探究他在另一个领域的成就——文物收藏。
对于一个军人而言,似乎是与收藏不搭嘎的,但黄宏却是个特例,就如同他在战场上的果敢一样,三十年间,黄宏集—人之力为国家抢救了近万件失散于社会、流落于冷摊的历史文物。退休之后,他仍然活跃在理论舞台上,改革开放30周年,中央六部委制作大型电视文献片《伟大的历程》,他是总撰稿;世博会前,中央台又播出了他担当总撰稿的《大江入海流——浦东新区开发20周年巡礼》。同时他也先后在《中国收藏》上发表了《秦权当歌》《汉酒溢香》《著鸠于杖》;在《文明》杂志发表的《虎虎相欢》《以虎为枕》;在《中华文化画报》上发表了《古代香事》《飞天铜镜》;在《收藏界》杂志上发表了《徘优成趣》等一系列,以他的藏品为主题的系列收藏鉴赏文章。
这些在收藏界炙手可热的文字,与他的藏品一样,在被藏友追捧着,而黄宏也一发不可收拾,目前他又已列出了60个鉴赏藏品的题目,计划用3年的时间完成,为传播中华文明做点贡献。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告别军旅生涯,是关闭了一扇门,而收藏为我打开了一扇更大的门,收藏给我带来了无与伦比的文化体验。”他半开玩笑地说,他的“军旅人生、理论人生正在落幕,而收藏人生的大幕才刚刚开启”。
收藏是偶然也是必然
推开黄宏家的大门,虽说心有准备,但还是被惊了一下。藏品几乎堆满了整个房间,甚至没有下脚的地方,而且除了古董字画等藏品之外。还有两万多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著作。“这也是他的收藏之一”,黄宏的爱人这时候端来茶水说,天气热,先喝口水,一会你们再慢慢聊。
黄宏也忙招呼我在藏品堆的空隙中穿插着的沙发上坐下,近观黄宏,真是我心中典型的军人形象。身板笔直,话语铿锵有力,举手投足间有一股强大的气场。但却让人感觉很亲切。提到藏书,黄宏说这和他的家庭环境有关系,父亲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系,曾担任过第一任云南省农业专科学校校长,昆明市科协名誉主席。母亲毕业于西南联大,曾在昆明从事多年教育工作。这使得黄宏从在云南军队里担任宣传处长时期,就开始收藏各种书籍,特别是50年代以前,我们党老一辈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论著作和各种版本的马列译著,就有几千余册。
“那时候我就开始系统地收藏比如郭沫若、博古、张仲窦、陈昌浩、柯柏年、吴黎平、郭大力、曹葆华等人于二三十年代翻译的一大批马列著作。其中有30年代的《续西行漫记》,1940年在延安用马兰纸印刷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48年东北版的精装《毛泽东选集》,1920年出版,收录有周恩来名录的《南开同学录》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解放前的34个版本,我就有24个版本。”言语间,黄宏透着一股自豪感,他不无骄傲地说,这些藏书对他的人生以及各种创作真的是意义深远。纪念艾思奇诞生100周年,云南省委聘请他担任电视文献片《一代哲人艾思奇》的总撰稿,能担此任,这些藏书也功不可没。黄宏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党,他将充分利用他的收藏来完成“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史”和“理论建设史”的著作,最近他也应凤凰出版集团之约,撰写一套“记忆中的苏联”丛书,其电影、美术、音乐、文学、建筑等文章的撰写也离不开这些有意义的收藏资料啊。
黄宏真正意义上开始收藏是从书画开始的。1979年,一大批书画家到前线慰问。当时黄宏是军宣传处长,就与一批画家交上了朋友。1984年,老山作战,他在主攻部队当政委,更与许多书画家建立了友谊。“我现在藏有王琦、范曾、袁运甫、袁熙坤、李延声、贾浩义、吴休、史国良等很多当代名书画家的字画,范曾的画、书法就有十多件”。那些当时最著名的书画家送给黄宏的作品,就在他手中保存到了今天。黄宏说。“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让我对书画情有独钟。”
现在,黄宏已不刻意收藏字画了。他笑着说。现在大家们的作品也不好求了。开不了那个口。像崔如琢先生当年送我六尺整纸的荷花,现在拍卖市场上他的一幅“千山飞雪”,在香港佳士得拍出了1600万。还好意思向人家要吗。黄宏说,“我一年的工资兴许买不了他们一平尺的画,至于动辄卖到几千万的‘当代艺术’,那只能是资本大享们的炫富游戏了。”
由此说来,其实黄宏的收藏之路有偶然也有必然。就像很多人说命运一样,命是注定的,但运是可以改变的,就看你能否抓住“运”的时机了。当然。一颗执着的心也是必不可少的。这目标,就像在战场上歼敌一样,黄宏一个都没有放过。
捡漏是常态
黄宏的收藏涉猎颇广,从字画到瓷器,从砚台到铜镜,而且都颇具规模。按市场价值来说,绝大多数都价值不菲。
对此,黄宏说,现在看来是这样的,但你知道吗,我的许多东西是在地摊上淘来的。在中南海上班时,黄宏每天下班后,都雷打不动先坐四路公交车到琉璃厂去转上一圈,然后才回家。在玉泉山给中央起草文稿的时候,黄宏也是雷打不动,每个周六早上五点钟从玉泉山骑自行车到苹果园,坐地铁再换公交去潘家园,然后淘完“宝”再赶回去上班。
黄宏说,那时候的潘家园还是一片荒郊野岭,有的人清晨四点就打着手电在那里淘了。“我不是去得最早的,但肯定是坚持得最久的,一坚持就是30年。”
在黄宏的记忆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像现在动不动就害怕淘到假货。那时候整个收藏市场还很少有造假行为,“人们的心思都是想拿个古玩换个彩电,造假的积极性不高。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只要你用心就肯定能捡到漏。而对我来说,真的是捡漏成为了常态,很追忆当年哪”。
黄宏是对物质渴求很低的人,一台老电视用了几十年。现在所说的液晶、等离子电视他一点兴趣没有,家具还是几十年前在军队里当宣传千事的时候在云南边疆自己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