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文艺学论争的“中国问题”: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笔记

　　近几年来，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逐渐成为文艺理论界最为热门的话题，也是最为前沿的问题之一。这场争论针锋相对、历时已久、参与者众多，《文艺争鸣》杂志“关于文艺学的建构论与本质论问题的讨论”栏目则网罗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诸多成果。这场讨论直接关联着新的时代与社会语境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文学、文化以至整个意义生产领域，“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两者的对垒实际上意味着我们看待世界的范式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更迭：先前一切被认为是不变本质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人们开始关注所谓“本质”是如何被一步步推向神坛的，这里面又有过怎样或有意或无意的凸显与遮蔽，没有这样的夺目本质以后我们又该如何形成认同或共识。现在给这一争论盖棺定论尚显为时过早，不过，有一种批评意见值得注意：热火朝天的纷纷议论囿于西方“本质—反本质”的思维框架，将西方后现代的理论问题“误当做”中国问题了，而与“真正的中国问题”根本就没沾上边儿。果真如此吗?有些“醍醐灌顶”的指责激发我们认真考察理论家眼中的“中国问题”是何种模样，针对这种中国问题给出了什么样的对策，上述界定与解决方式又是否妥当。
　　一、被狭隘化的“中国问题”
　　理论家指出：“真正的中国问题”是指“在每个人真正的自主能力、创造能力、独特理解世界能力不能具备的情况下，多元和自由还是会呈现世俗的、从众的、低程度创新的状况”。这个总体判断虽有一定道理，然而，不能把多元与自由在中国特殊条件下有可能产生的所谓不良结果作为否定它们的理由——况且，两者也不会真的走向有人担心的放任自流，更不能由此得出我们应该欣欣然去追寻本质性理解的结论。其实，提出多元本身就是为了放弃一元独尊的文学本质，尊重丰富多样的中国文学经验，介入当下的不断变化的现实感知。这才是实实在在的中国经验或中国问题。正如陶东风先生所言：“问题总是根植于我们的存在境况和存在经验的，不存在真空中的问题。问题意识扎根于我们的存在现实。”反之，如果脱离了活生生的现实存在，再怎么标榜中国问题也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问题就绝非—个固定不变的实体性事物，而是不断在生成、不断被认识、不断被建构的东西，它不可能被一劳永逸地俘获。与上述看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真正的中国问题。恰恰把立足于现实感受来说的问题拒之门外，譬如，下岗工人问题，失学问题，贫富悬殊问题，能源利用高成本问题，医疗问题”等等。因为这些问题被视为“浮浅的问题”，必须经由“穿越”而到达“理论问题”才算合格。令人疑惑的是，被贬低为肤浅的那些问题随便哪一个不是沉甸甸的?硬性地将其归入“现实感受”范围而与“理论问题”两相对立起来是否有必要?另外，能不能断言从现实出发感受到的问题就一定不是理论问题?不管怎样，决不能忽视如下事实：大干世界的男男女女由自我的生活经验直击到了整个社会的重大(理论)问题，尽管他们的陈词不见得会与专家的表述完全一致。当然，我们并不反对把生活的经验加以概括总结，从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我们不赞同反对理性，因为“反本质主义”反对的是唯理性主义——理性对经验的肆意抹杀；我们也不认为“理论已死”，因为“理论之后”只是说理论的黄金时代结束了，而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躲进没有理论的小楼优哉游哉。
　　理论家还认为“用西方式理论看中国不是“中国问题”，因为这易于忽视不同文化的差异、理论问题的特殊性。不难看出，这里涉及的是理论资源与中国问题的关系问题，我们曾经在援引西方理论时有过“拿来主义”的热诚而少有批判性反思的经历，譬如新文化运动、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等，即便如此，也不能说投身其中的知识分子关注的就不是中国问题。相反，他们正因对中国问题已然刻骨铭心，所以才会以理论来积极介入，参与其中，表达自己对那些问题的想象。时至今日，仍然有些研究者只是一味地绍介或懵懂地使用外来理论，而不太在意理论旅行后产生的诸多变异，严格说来，这并非一个有责任感学者的作风。而且，不能否认的是，也早有一些敏锐的学者指出了外来理论进入中国本土后的种种不适，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与理论资源之间的悲欢离合已经在他们的研究地图中有条不紊地浮现。因此，关键在于“看中国”，而不在于用什么来看，既然承认用西方式理论“看中国”，再否认中国问题未受关注从逻辑上就无法讲得通。譬如，被范文澜誉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率先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他明显是采纳了西方理论来审视中国而提出这一主张的，能说他关注的不是真正的中国问题吗?理论家一方面担心中国文化的“差异”与“特殊性”被弃之不顾，另一方面却又对“多元”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也形成了有趣的张力。何以如此?恐怕后者“外来户”的身份足以解释吧。与此相关的是，“中国问题”与“全球问题”(“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问题”)被截然分割开来，因为后者也入不了前者的法眼。问题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是否不包括中国在内?不然的话，全球问题理所当然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问题，尽管它在中国必然会有自己的特殊形态，譬如现代性、后现代性、全球化等带有浓厚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问题，中国因为无法逃脱全球版图的“魔掌”而迟早会遭遇这些问题。所以，应该上心的是这些问题在中国演绎了怎样繁复的头绪，中国又该如何面对，西方的先行者又有哪些可供借鉴的良好经验及应避开的陷阱等等，而不是着力区分出一个不染尘埃的明镜式本真性中国问题。
　　二、“原创”还是固步自封
　　与狭隘化的“真正的中国问题”直接相连的是“中国式自己独特的文学理解”、“自己的中国当代文学观”、“自己独特的理论问题”，其典型代表是“文以载道”，而且，理论家还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提出了文以“穿道”。这个构想被认为“既改造了“文以载道”的工具性性质，也避免了西方认识论追问文学性质的弊端”。这一判断存在好几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我们不妨认可“文以载道”及修订后的“文以穿道”都堪称中国式的文学观，然而，如此美好的设想从悠远的古代一步跨到21世纪的今天，其间是否忽略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曾经走过的风风雨雨?毕竟，不应忘记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概念是王国维借助康德、席勒、叔本华等人的美学思想而翻译进来的，作为“新的词语、意义、话语以及表述方式”，这个“客方语言”在跟“主方语言”的相遇中有过一个逐渐“合法化”——改写、翻译、引进、驯化、转换等等——的过程。还不仅是文学，整个现代汉语词汇库中有太多陌生的面孔，语言问题对中国现代性的想象至关重要。很大程度上，这也就是刘禾考察“跨语际实践”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