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淑真诗作愁绪研究 [朱淑真与李清照作品中愁情的比较]

　　基金项目：本文系“平顶山学院校高层次人才基金支助项目”（项目编号：2006041）。魏玉莲　　朱淑真和李清照是宋代富有才华的女性，她们都生在官宦之家，有着丰厚优裕的生活环境，从小受到家庭的文学熏陶，使她们具备较高的文学修养。同时，她们都命运多厄。朱淑真所嫁非偶，使得她这只漂荡在愁海中的小舟最终沉没。而李清照虽得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如意郎君，但是后半生历经夫死国破，颠沛流离，饱经磨难。面对侵入骨髓由身体到精神无法规避的创痛，她们都不约而同地将之倾注于笔端，真实地记录了愁苦的心路历程。所以她们的作品都弥漫着一层灰色的愁情。但由于她们的具体经历、环境、时代等的细微差别，故而相应的愁情之作也有不同的地方。本文拟对两位宋代才女作品中的愁情进行比较，以窥视古代女性幽微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及其社会意义。
　　一
　　描写愁情之作从宏观上看，二人择取体裁上有差异。从词的方面看，朱淑真的词据张璋、黄畬校注《朱淑真集》收33首词，其中大部分是叙写不断地纠缠人心绪的愁情之作。李清照的词也同样始终萦绕着一层挥之不去的愁雾。剔除存疑的作品，在确信无疑的43首词作中，直接标出愁的就有17首，其他作品也大多数充溢着浓郁的愁情，从而构成了作品凄婉缠绵的感情基调。于诗的方面，朱淑真在现存的337首诗中，涉及广泛，有咏史诗，有关于农民的诗，也有酬唱之作。而诗作占主体的仍然是叙写爱恨情愁的作品。而通常“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爱情，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之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1］而朱淑真逆流而上，以诗表现自己的悲怨情怀，摒弃宋朝文人所认可的诗庄词媚的潜规则。正如邓红梅《女性词史》所云：“而在题材内容上，她（即朱淑真）也不像李清照那样严守诗词之别。北宋人习惯以诗明志以及记载生活暇兴，而主要以词作来表现个人情爱兴趣，她却将它们同样纳入诗歌里。” ［2］这是因她以诗解愁抒恨，以诗来呈现自己的心灵世界。她渴望从限制心灵自由发展的种种束缚中解脱出来，痛快地宣泄情感、自由地披露内心隐秘。正如诗人俞平伯表述的：“我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至于表现出的，是有韵的或无韵的诗，是因袭的或创造的诗，即至于是诗不是诗，这都和我的本意无关，我以为如要顾念到这些问题，就可能根本上无意于做诗，且亦无所谓诗了。”［3］巴金曾说：“我写文章，写小说，是因为自己心中有非说不可的话，不吐不快，为了把心里话说出来，才拿起笔写小说，写文章。”［4］朱淑真也正是如此，所以她选择了诗作为叙写爱恨悲愁的手段。
　　二
　　春秋两季极易引发人的愁绪，因此伤春悲秋成为中国古代诗词的传统主题。人禀七情，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男权社会“女主内，男主外”的社会性别制度作为一种不平等的分化人群权力结构，把女性驱赶到狭窄的庭院。活动空间狭隘使得春愁秋悲成为古代闺阁文学的惯用题材。无论是“春盛而人悲”或是“春衰而人悲”模式，都因大自然生命的律动联想到自我，进而把自然中生机勃勃的春光与现实人生缺憾相比对而萌生忧愁。或是因花褪红残、好景不长，联想到自身在现实中的被否定，如同春光难久，春去难归，这是一种自我与对象同构同质的印证。朱淑真《惜花》：“朝来不忍倚树立，倚树恐摇枝上红。”用纤细的心灵表现出对红花的点点怜惜之意。李清照“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点绛唇》）淅淅沥沥的雨声催逼着落红，也催逼着春天归去的脚步。在自然与人遵循盛衰不可违逆法则时折射出自我对生命的珍视。
　　三
　　离别之愁，这也是二人愁情作品的共同主题。朱淑真与李清照都因所爱之人的离开而萌生忧愁。在情浓分离的背后潜藏着古代女性被规范从属于男性的社会意识。这一方面对男忠贞的同时也掺杂着因妻妾制合法化而对女性造成的威胁。同时，如果说男性也会遭遇“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离别忧伤，但很快因对仕途的追求而转移，不构成生命意识的主流。而古代女性却不一样，庭院边缘性地位的设置使得女性自由出入社会空间不易。在所爱对象真空缺失之后找不到一种合理的方式得以转移，因此生活重心几乎都聚焦到离别上。朱淑真因意中人的远离而生愁生恨：泪痕离思共凄凉（《九日》）；须信离情一味严（《伤别二首》其一）；泪多只为别情浓（《睡起二首》其一）。禁闭在闺阁中的她柔肠寸断，盈盈粉泪诉说着缕缕相思。李清照与丈夫琴瑟相得，丈夫远离，使得她独守空房，望穿秋水。元人伊世珍《琅嬛记》中云：“易安结褵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5］28其词下片云：“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紧锁的愁眉刚刚舒展，惦念之情又重上心间。作者通过含蓄委婉的笔触，表达了自己的哀愁及幽怨的思想感情。这种愁是陶醉于情深爱切之中的蜜一样的轻愁。“这是因为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分别是短暂的，他们终究还有欢聚的时候，虽感孤独，而终不致绝望；而朱淑真的孤独之感则是无尽期的，希望和期求都是无法把握的，故感叹孤寂的同时，常常伴随着不可摆脱的失望的痛苦。”［6］
　　如果说男女情感和谐时，女性把重心投注到爱人身上。但是当这个托付终身的对象缺失或干瘪时，古代女子又把目光转向了故乡，以弥补精神上的失衡。思乡之愁也成为李清照与朱淑真作品共同的主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族制和个体羁旅的艰辛强化了游子思乡的深情，故乡具有补偿价值的精神支柱，也带有意识美化特征，这样故乡由实体已经蜕为一个象征的符号。但作为古代女性往往在感情受挫时，父母就成为她们唯一能获得片刻休憩的港湾，让她伤痕累累的心得以暂时的抚平。朱淑真与丈夫精神上的裂痕扩张导致她渴望回归父母身边，获得心理上的愉悦。《寄大人二首》其二：极目思乡国，千里更万津。《舟中即事七首》（其七）：岁节将残恼闷怀，庭闱献寿阻传杯。此愁此恨谁人见，镇日柔肠自九回。可见她对父母的想念是多么的深切，期盼能将痛苦倾诉！而李清照身处异乡，夫亡国灭。“故乡何处是？”（《菩萨蛮》）这是流落他乡时发出的深沉呼喊。“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添字丑奴儿》）表现战乱而客居他乡的那种寂寞凄苦心境。因此，李清照思乡之愁承载着家破亡国之悲而具有超越个体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