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葆光献宝引来四十年沉浮 金龙献宝电玩

　　邓葆光（1908-2003），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34年赴日留学，后进入国民党军统局。1941年向英美发出日本即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行政院国家总动员会对日经济作战委员会常委。1950年将7万册珍贵图书秘密运回内地，此后定居上海。1955年受所谓“潘、扬事件”牵连被判刑入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83年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遇害未死，却已刀痕累累
　　1950年9月12日上午，一个身着西服的高个子中年人在香港轩尼诗道的马路边行走。突然从一幢大楼的大门两侧冲出四个彪形大汉，手持匕首，一拥而上，向高个子中年人头部、脸部砍去……警察从血肉模糊的被害人身上，搜出一张名片，上印“宝丰行经理邓景行”、住址谷士打228号。被害人被连砍九刀，已奄奄一息。警方立即把他送到圣玛丽医院抢救。
　　邓景行便是邓葆光，他于1948年携家眷由上海到香港，请好友蒋宝祥、何天锡做助手，开设宝丰行。
　　轩尼诗道血案发生的当天下午，邓葆光的美籍妻子格里娜赶到圣玛丽医院。
　　经过两天两夜的抢救，动手术多次，总共连续输血2500CC，邓葆光才渐渐苏醒过来，但不能言语，全身不能动弹。又经过十天十夜的抗感染治疗，才奇迹般地从死亡边缘夺回了生命，使千分之一的可能变成了现实。
　　香港报端披露了邓葆光遇害未死的消息，端坐在台北办公室里的国民党军统局的头子毛人凤一脸怒色。他把刚刚读完的《星岛日报》往桌上一摔，操着很浓的浙江江山口音大声骂娘：
　　“娘卖×，四条大汉杀不死一条狗，真正是天字第一号大饭桶！来人——”
　　一位身着军服的小个子副官立即推门进来，一动不动地立在毛人凤的面前。
　　“给我向香港站发报！”毛人凤离开办公桌，开始他下命令时的习惯性的来回踱步，“不获图书，便要人头！两边落空，纪律不容……”
　　这时候，邓葆光九死一生，刚刚睁开双眼。邓葆光从几天前发生的置他于死命的一幕向前推，往事如云，像过电影似的，连成一片了。
　　五年前，日本投降了。邓葆光作为国民党军统局经济研究室上校副主任兼上海敌产处理局的审议委员和逆产组组长，奉军统头子戴笠之命，到上海接收日伪经营的东方经济研究所的全体人员和财产，并兼任该所的所长。早年留学日本专攻经济的邓葆光，是抗战爆发时因对日经济作战的需要，作为搞经济研究的专门家而被延请进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工作的。不久，他便转入军统局经济研究室。抗日战争时期，收集、研究日本的经济情报，邓葆光做这件事时得心应手，很快得到戴笠的赏识，被提拔重用。抗战结束了，邓葆光作为接收大员来到上海。地位、金钱、房产，源源而来，但邓葆光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并没有掉进这个陷阱。他还在想着，在当了东方经济研究所所长之后，下一步应该开展一些什么工作。这时，一位姓秦的朋友出现在他家宽敞的客厅里。
　　“我是因急事来上海，两天就返回北平。”客人告辞时说：“据我所知，东方经济研究所有若干珍贵的东西，你负有保护的责任。至于时局，涉及中国何去何从，你我也不可能不作考虑喔。因为有头脑，才配称得上是人，不然……”
　　邓葆光还未来得及一一清点东方经济研究所的资产，便传来了军统局头子戴笠机毁人亡的消息。戴老板之死对于个人主宰一切的军统局，无疑是一次大地震。这场地震的余波，使邓葆光这类资历较浅、背景不深的军统局高级头目，不断受到新权贵的歧视和排斥。但邓葆光依然坚守岗位，把所里的资产清理完毕。他发现大量敌伪所藏的图书资料中，除一部分是敌伪情报部门收集的有关国内共产党、国民党抗日活动和美国等对日作战的情报资料外，更大量的是大汉奸周佛海、梁鸿志、赵尊岳等所藏的珍贵善本图书。邓葆光将其登记造册，并报告军统局本部。
　　国共破裂，内战打响。国民党曾经趾高气扬了几天，但很快时局急转直下。邓葆光开始悟出了“不得人心者失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他不能不为自身的处境和前途担忧了。
　　一声响雷，划亮了一道闪光。等到邓葆光得知国民党作出一步步退缩台湾的决定之后，他也打定了主意，或者投奔解放区，或者逃往香港和国外，台湾则坚决不去。邓葆光深思熟虑，要投向光明，自己得有所作为。他想到了他所经营的包括20多个工厂在内的逆产及价值500万美元的珠宝首饰，还有那7万册珍贵善本图书，其中不少是国宝——仅有的孤本。他要能保住这些东西，无偿地交给新政权，将无愧于祖国和人民。但是，决心是下定了，能不能做得到呢，却没把握。
　　1948年秋的一天，邓葆光接到军统局新头目毛人凤的急电，电文示：“立即将所属一切珍贵和有价值的资产财物运往台湾，不得延误。”这虽是预料之中的，但邓葆光依然端坐在办公室里发愁，军统局系统的机构非同一般，到处都有耳目，任何疏漏都会招来杀身之祸。怎么对付呢？邓葆光左思右想，拟好了一份回复的电报：“命令立即执行，但上海局面混乱，手下人少，交通运输困难更大，短时期难以完成，我等将全力以赴，望局座示谕。”邓葆光使用了拖延战术，但并非是夸大其词。国民党自蒋宋孔陈四大财阀起，有多少军用物资、民用资产要运往孤岛台湾呵！在上海，有的人为了早日逃离，不惜用一把金条买一张黑市飞机票，要求并不占显要位置的东方经济研究所立时把全部资产运走，谈何容易！回电发出，毛人凤没有细细查问，他自有更多的伤脑筋的事情要办，邓葆光所管之事只不过是大棋盘中一枚小小的棋子。但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动静。毛人凤第二次急电催问，邓葆光坐不住了，只得将部分工厂资产和毛人凤最关注的珠宝首饰先发运台湾，以免遭到怀疑。
　　瞒天过海，
　　接收7万册善本书
　　1948年深秋一日，毛人凤再次来电催促，说珠宝等物已安抵台北，图书资料等立即启运。邓葆光决心已定，得想法子对付，作出两全其美的安排。邓葆光先给毛人凤复电：
　　“局座：电悉。近日上海局面不佳，各机关抢先往台北运货，船只极为紧张。现得一外商帮助，可抢运部分图书去香港。如不可，望电示。”
　　毛人凤正忙乱得屁滚尿流，对邓葆光的举动没有在意，便默许了。实际上邓葆光早已动手，亲手挑出7万册善本书，连同从日本驻沪领事馆接收的机密资料，分装110大箱。问题是如何运？外商帮助是假，要金条是真。眼下国民党政府货币贬值如手纸，东方经济研究所的经费分文不给，珠宝首饰已运往台北，这一大笔必须用金条或外币支付的运费和抵港后的库藏费用，又怎么办？邓葆光想尽办法，也凑不齐这笔费用，他只好去求救于老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