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软的也是最硬的_最“硬”的与最“软”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硬道理”一说成了社会中的流行话语。　　将世界上的道理区分为“硬”的与“软”的，应当说是一项大发明。按照这一说法，凡属于“硬”的道理，就意味着这一道理是不容讨论的，是必须强制执行的。而凡属于“软”的道理，则都是些可有可无的，可以任意牺牲的，轻易就可以被替换掉的东西。
　　在硬道理流行前，我们常听说的是“抓纲治国”。所谓“纲”就是罗网上的大绳，汉代的班固说：“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在班夫子看来，抓住罗网上的大绳，就可以万事皆理。比起“目”，即网上的网眼来说，“纲”就是硬道理。于是，我们有过“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最后发展到“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但是吊诡的是，在“以钢为纲”的年代，引发了大炼钢铁的狂潮，但是除了自然生态遭遇了灭顶之灾外，真正可用的钢产量却并没有增加；在“以粮为纲”的年代里，竟然发生了罕见的大饥荒。说起来，只有阶级斗争这个纲落到了实处，但造成的结果却是不仅冤狱遍于国中，连国民经济也跌至了崩溃的边缘。
　　由于抓纲治国论忽略了经济，荒废了民生，因此后来者就不得不变成了逆向的抓纲治国论，即强调只有经济增长才是硬道理。但是多年过去以后，网络上广为传播的却是央视主持人白岩松的这样一段话：“三十年前你们宣传‘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我们信了； 二十年前你们改为‘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我们依然可以接受；十年前你们彻底颠覆了过去的承诺，改成了‘养老不能靠政府，要求加社保’，我们交钱养老也认了！ 现在我们老了，又说养老金不够了，要我们活到老干到老！”这其中每一句话的前一句，其实当初都被视为是“硬”的道理，但是发展到后来，却无从兑现，结果又变成了“软”的。在经济增长被视为“硬道理”的年代里，社会的正常发育，经济成果的分配公平，公民的自由尊严，法治框架的实施与建立，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等等，都被当成是实现硬道理应当付出的代价，未能予以充分重视，导致了很多负面的后果。这说明，即使“硬道理”硬了，并不意味着被视为软道理的其他价值就能够自然实现。
　　硬道理为什么能够“硬”起来呢？在我们这个完全依赖科层官僚体系治理的国家，一旦一个道理被视为“硬”，就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一种结构性的压力。这种压力如同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也无处可以逃避。说到底，硬道理的“硬”，依靠的是政治强力，也正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说法视为一种依赖政治强力的话语。在官民分立的社会，“硬道理”大都是出于官之口，这又意味着老百姓讲的都是软道理。
　　追源溯流，硬道理的发明，来源于军事斗争时期的习惯和思维定势。战争冲突中，关键在于取胜，至于所付出的代价，往往不是军事主官考虑的问题。在这种兵家思维的支配下，军事话语到处流行，命令-服从的等级关系被复制到整个社会关系之中，结果往往是扶得东来西又倒，按下葫芦浮起瓢。这意味着，中国其实还远远没有完成一个正常国家的制度建构。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认为，所谓现代性，意味着社会各个价值领域的不断分化（differentiation），不同的社会领域各自有其不同的主导原则，换言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不同领域各有各的硬道理。如果以政治强力为后盾，将一个领域的单一道理强行覆盖到整个社会，将会导致社会的功能紊乱，结构失调。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话语中硬道理的泛滥，又说明我们距离真正的现代社会还很遥远。
　　既然如此，为什么硬道理还是如此泛滥呢？美国汉学家墨子可曾经分析过中国文化中的几种深层的未经充分反思的预设，这包括：1. 乐观主义认识论，2. 全民政治，3. 万能政策，4. 中式乌托邦，5. 迷信可以由上而下加快历史进步的步伐；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天下可运于掌”的信念。这种信念认为，少数精英人物有能力参透道德的真理、历史的本质，有能力找到一条唯一的出路，来解决人类社会道德、文化和历史的问题。
　　而在那些成熟的现代社会中，占据主流的却是一种悲观主义认识论。在这种认识理论看来，社会的秩序结构是许多人的行动与规则系统之间互动的产物，而并非个别人主观意图的后果；更不是单个或少数精英人物设计的结果，因此制度的设立与进化，比一种意识形态的发明，或历史目的论的预设更为重要。那种总是要求全体民众全力以赴的短期政策目标，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硬道理”。治国理政就像是像弹钢琴，哪一个琴键都是重要的，如果只是反复敲击一个琴键，即使强力推荐这是硬中之硬的道理，得到的恐怕也很难是和谐的乐章。如果说有一个执政者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那么应当是现代国民国家制度的构建与完善，而杰出有为的政治家，可以在这一制度框架之内，利用市场和法治这些文明的杠杆，去实现自己的施政目标。
　　生活是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人们的价值观也是多种多样的。要说真正的硬道理，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理想的中心是人，人是生活着的。”（黑格尔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