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剧《班昭》应去掉些“穷酸味”_昆剧班昭

　　罗怀臻无疑是上海目前最有才气最有成就的剧作家之一，我看过他的部分剧作的演出，也读过他的几个剧本，感到大多数都相当精彩。昆剧《班昭》也是一部力作，此戏有很强的艺术性，无论是剧本、演出，还是昆曲的音乐，都是很美的。此剧已经入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但我认为在全剧的立意方面还有修改、纠偏的必要，我认为，此剧弥漫着一股穷酸味，是思想缺钙造成的立意偏颇。
　　《汉书》的第一位作者班彪，“家有赐书，内足于财”，洞察时势，不慕荣利，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为其子班固编撰《汉书》奠定了基础。班彪逝世后班固在其父《后传》的基础上编撰《汉书》。班固逝世时，《汉书》除八表和《天文志》之外已经全部完成。和帝命班固之妹班昭参考东观藏书，补作八表和《天文志》，又令马续帮助班昭编写《天文志》。《汉书》主要是班固完成的，古今学术界公认他是作者，历代出版的《汉书》都署“班固撰”。与班彪和班固相比，班昭只是做了一些次要的局部补充性工作。
　　昆剧《班昭》改变了历史的事实，将完成《汉书》的主要功劳移到班昭的身上，这就使一部严肃的艺术作品沦入到戏说的境地，拿《汉书》这样的巨著的著作权开国际玩笑，这种构思本身是非常值得斟酌的。如果能够将著作权的事实表达得准确，同样可以塑造好班昭的艺术形象。至少应该在说明书上对著者是班固这一点作出必要的说明。
　　《汉书》的作者班固，和其父班彪、其妹班昭，身处东汉前期，当时国力强盛，社会安定，思想比较自由，没有后世如明初和清前期那样残酷的xxx；《汉书》记载的是汉唐盛世中的西汉，写的是“国史”，撰著者承担的写作任务是崇高的。史学自东汉起地位极高，尤其是修国史的学者，地位更是极高，更何况《汉书》是当朝前期的国史，班固又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承认、嘉许、宠幸和很大支持，撰修者的学术地位更是至高无上的。因此《汉书》作者在撰写时，充满了幸福感，绝不会产生悲切凄凉的情绪。我们还要强调的是，古代的上层知识分子生活条件比当今优裕，班氏父子政治地位优越，尽管未享受高官厚禄，但也不是穷酸知识分子。
　　罗怀臻起意创作《班昭》和写作此剧之时，中国知识分子还处于“脑体倒挂”的时代，目前多数知识分子仍处于清贫状态，他误以为《汉书》的作者作为学者，一定和我们一样清贫、一样无奈，又因清贫而缺乏各种享受，包括各种物质和精神的享受。于是全剧充斥了班固、班昭及马续等人的哭哭啼啼和自怨自艾。穷酸味弥漫于舞台，成为全戏的情绪主流。
　　古代的大知识分子即使贫困，也不会像小儿女一样哭哭啼啼，悲悲切切，年轻而又一生坎坷的王勃就写出了“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样豪迈奔放的文句。“穷而后工”、“发愤著书”是学者作家的信条。这里的“穷”，是指不得志，而班固班昭是身处上层，自感非常得志的史家。班彪父子是名声颇高的文官，不是汉武帝时代贱同倡优的“太史令”司马迁。汉代妇女改嫁自由，有地位的妇女至少并不很苦，有的甚至还非常幸福。罗怀臻同情当代学者的艰难和清苦，并将这种同情编织在作品中，其意可嘉，可是如果用怜悯或诉苦的笔调来写，就有失分寸了。此剧的穷酸味即来于此。
　　真正的大学者在写作时需要寂寞，需要孤独，他们不能作红尘中的熟客，不能害怕清苦、寂寞、孤独，不能热衷于热闹的生活和庸俗的捧场。“皓首穷经”是不少学者自感幸福的追求，不是门面的客套。明清之后的不少知识分子因xxx而变得猥琐、消极，东汉前期可不是这副样子。班昭不存在剧中那样先是自伤孤独枯寂，继而入宫廷愉快地享受豪华待遇并深感满足，然后为了写作再作牺牲这种“浪子回头”式的人生曲折。实际上班氏全家以志向自励，充满了乐观的自蹈艰险的精神。
　　《班昭》尽管已经入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我看还需作必要的修改。在中国伟大的复兴时代创作的优秀作品，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应该写出中国知识分子优秀代表的宏伟胸襟、昂扬精神、高远眼光和动人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