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与情的较量]情理与法的较量议论文
历来写汉初君臣故事的书不少,今天的京剧《成败萧何》把汉初故事写出新意来,而且演绎得有声有色,令人震动,令人叹息,真是十分难得,我们都被这个戏深深地打动了。 这个戏围绕萧何、刘邦、韩信三个政治人物展开,剧中的吕雉可以说是刘邦对韩信的恐惧和忌惮的内心外化形象,萧静云则可以说是萧何对韩信欣赏喜爱的内心外化形象。这个戏对萧何与韩信的刻画都相当完美,他们之间的友情也非常的理想化,这是剧作家的独特视角。
这是一个理大于情的政治戏。剧中两段重情戏,一是钟离昧与韩信,一是萧何与韩信,都是英雄之间惺惺相惜的知音之情,但最终这两段情都没有得到善终,或者说都成了政治的牺牲品,钟离昧和韩信都为了成全另一个人而牺牲自我。
这出戏不仅写出了韩信的大悲剧,更写出了萧何的大悲剧。韩信的悲,在于他功高震主、不得不死;萧何的悲,在于他曾经追韩信、荐韩信,最后却不得不追韩信、杀韩信,自己残害了自己。萧何虽然没有死,但他的生命之魂却已经随着韩信的死亡而死亡,生不如死。
这个戏从头到尾一气呵成,起伏跌宕,扣人心弦。是一个完整的、全局精彩的戏。其中有些场景更是意涵深永,值得咀嚼再三。
我最受震动的是第六场:萧何“深夜进宫”。
这一场戏发生在阴暗的皇宫中,是权势者谋划对一位开国功臣的诛杀。这一场戏,吕后(及其背后的刘邦)与萧何都有出人意料的表现。这一场君臣间的冲突,一环紧扣一环,环环惊心。吕后对萧何,始而试图动之以情,继而便欲施之以威,进而又欲晓之以“理”。
先是吕雉表示对萧何的谢意,试图从感情上拉拢萧何。萧何则以平常心对待。
忽而吕后脸色突变,对萧何厉声问罪,暗示萧何与韩信谋反有牵连。此时,萧何表现出凛然的气概。他驳斥小人的告状是“捕风捉影之说”。再次担保“韩信实实无有谋反之心”。最终,竟敢大胆地说出:“我明白了:不论韩信反与不反,你是必除之而后快哪!”而且在吕雉面前为韩信摆好论功,并大胆责问:“何必要赶尽杀绝叫天下人心寒,你问心可安!”
萧何的大勇,在剧中已有多次表现。开始刘邦兴师征伐韩信,他曾只身闯阵挡驾。刘邦再次欲杀韩信,他曾“情急大喊”:“韩信绝无反意,萧何欲以命担保!”这一夜,萧何又一次表现了他的勇气。
见威胁不成,吕雉改而试图晓之以“理”。皇后一吐肺腑,原来杀韩信,是为了消除后患,“丞相当为我母子保全明天!”“恳求你再施援手除韩信为我母子安定乾坤!”这一招是灵的,因为皇后、太子的命运,事关国家的命运。这就把萧何逼到了两难境地:保朋友,还是保朝廷?对于身为丞相的汉室忠臣,他实际上只能有一种选择。
最后,吕雉下令追杀“叛逃”的韩信,造成有可能“天下大乱”的危机,逼迫萧何作出最后的无奈的抉择:舍弃韩信,保“圣上”、保“大汉江山”。
这一场戏演来惊心动魄,展现了政治决斗的玄机,也表现了政治变局中人的无奈。
韩信之死又一次令观众受到震动。写韩信之死,其实还是在写萧何之哀。萧何并不是按吕后的旨意“诓杀”韩信,而是“一字一颤”地直接宣示上意:“奉皇后懿旨,召韩信长乐宫受死!”萧何如此明言,一则表现他在友人面前的光明磊落,二则也说明他深知韩信:韩信本无反意,那就自然会接受“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的信条;韩信是忠义之士,而且是萧何的一生知己,他自然会为成全萧何而不顾生死。
这两个人物的至情至性在这里得到完美的呈现。所以萧何为“大汉江山”、为“天下苍生”、亦为自己的“良心”,三拜韩信,以致“拜伏不起”。演剧至此,让多少观众失声欷�,扼腕浩叹!
建国元勋,如此凄然而逝,这种悲剧曾在多少皇朝一演而再演。这成了一种永恒的历史悲剧。
韩信之死,是韩信之悲剧、是萧何之悲剧,也是刘邦之悲剧。时势所逼,谁也无法挽救。诚如剧中萧何所言:“心欲回天,势难由人”。
“叹人生如棋人作弄,纵横进退不由衷”。为什么如此?这个戏告诉我们,人常常面临着两难,无法选择,成败由天。这个“天意”,其实就是某一种时势。人生在此,往往是“在劫难逃”,个人无法超越“大势所趋”。在“大局”面前,个人常常要作出违心的选择。有时所有的个人都不得不成了牵丝木偶,一起为另一种主宰力量所操纵。萧何如此,刘邦、吕后又何尝例外?时势所形成的种种“规则”,如“提线”规定了木偶的动作。从这一面看人生世事,就可以看出,原来是不合理的却又无法抗拒的制度安排扭曲了人性:义士,变成了暴君;英雄若不愿“瓦全”,那就得“玉碎”。天下多少豪杰之士,为保护一种虚幻的“江山”,为维护君王的世代安宁,牺牲了自己的自由与灵魂,成为一幕幕人间悲剧的主角,留下了永世的遗恨,让一代代后人为之痛惜,为之感叹深深。
这个戏的动人之处在此,其意蕴的深沉亦在此。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为成功的京剧新戏。京剧的新戏创作不容易。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曹操与杨修》与本世纪的《成败萧何》可以称得上是两部比较突出的成功之作。它们的共同优点在于剧中人物的塑造的新颖与丰满,而且,剧本的内容容量显著增加,剧本的思想含蕴很深刻。这些优点明显是吸收了现代文学及戏剧的创作方法的成果。相比之下,《曹操与杨修》的话剧痕迹更浓一些,而《成败萧何》对于京剧特色的发挥更显纯正。从这一角度而言,《成败萧何》对于京剧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示范作用。
由于上海京剧院对于京剧的传承与发展有一种战略性的眼光,尤其是对新戏创作有一种精益求精、锲而不舍的精神,故而能接二连三地推出让世人瞩目的新戏精品。在那样高的基础上,又推出了一个有新高度的作品,这是十分难得的。所以这一次新的成功令人感到惊奇。但回顾上海京剧院近三十年走过的路,觉得任何新的奇迹的出现,又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上海京剧院,艺术创造已然形成良性循环,剧院的创作机制,保证了中国京剧在这里走上成功之路。在这里,所有的个人成就都具有它的必然性。这就令我从另一角度想起了《成败萧何》中的这一句精彩之词:“成败岂能由萧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