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的瑰宝_故宫中的西藏佛教艺术瑰宝（一）

　　编者按：《故宫藏传佛教文物特展》展出期间，数以万计的人前去参观，但绝大多数人对藏传佛教不甚了解，对历史背景更是不清楚。在此，我们特邀请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王家鹏先生对故宫藏传佛教藏品作一介绍，我们将连续刊载，以飨读者。
　　
　　229件珍品亮相故宫
　　2001年5月23日，是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纪念日，初夏的北京风和日丽，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故宫藏传佛教文物特展》，在奉先殿内隆重开幕了（见图1）。奉先殿殿宇宏伟，是紫禁城内清代皇家祭祀祖先之处，当年这里供奉着清帝列祖列宗的神位，时空变换，今天在此展览故宫珍藏的藏传佛教文物，是历史与现实的有趣巧合，细思起来，也有历史的渊源。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在长达500多年的历史中这里不仅是皇帝起居之所，更是中央王朝的中枢所在，多少波澜起伏的历史风云，在这里留下她的印记。西藏虽遥远，但她与紫禁城却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在清代，五世达赖、六世班禅、十三世达赖，都曾来此朝觐，留下他们的足迹，故宫至今完好地保藏着数以万计的与西藏有关的珍贵文物，欣逢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之时，深藏皇宫几百年的佛教珍宝在奉先殿和大众见面，展示其神奇瑰丽的风采，是一次难得的盛会。
　　展览的文物种类丰富，珍品汇粹，明清宫廷珍品与高原雪域两地的佛教艺术精华，交相辉映，异彩纷呈。共出展文物229件，其中有佛像77尊，唐卡42幅，佛经17部，法器、供器 85件，其他历史文物8件。众多文物首次面世。这是故宫博物院隆重举办的第二次西藏文物题材展。1992年故宫博物院同时举办了《清宫藏传佛教艺术展》、《雪域秘藏》两个展览。出版了《清宫藏传佛教文物》、《西藏文物精粹》两本图录，反响热烈，为喜爱西藏艺术的大众，尤其是藏学界所关注。事隔9年，再次举办展览，让文物告示人们中国历代王朝与西藏地方密切的政治、文化联系，特别是清王朝治理西藏，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概貌。展示藏传佛教艺术的辉煌成就。从历史与文化艺术的多视角，体味清代多民族统一的历史环境下，西藏与祖国内地血脉相联，中华各民族文化之间血乳交融的紧密关系。
　　故宫博物院丰富的藏传佛教文物收藏，既非购自民间，也非私人捐献，数以万计的藏传佛教文物，基本是皇宫旧藏，汇聚了藏蒙地区以及内地的藏传佛教珍品。来自藏族地区的佛教艺术品，是元明清以来蒙藏等地区进献朝廷的礼品，元代以来，西藏、甘青等地区的民族与宗教上层人物，为取得朝廷的赐封，频繁入贡，朝廷给于丰厚的回赏，历经几百年漫长岁月，西藏的佛教艺术精品汇粹紫禁城，这些文物不仅有着宗教与艺术的不凡价值，更有深厚的历史内涵，每件文物进入皇宫的过程都凝固了一段历史故事，几百件文物组合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图景，引领我们走进历史深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考古发现表明，远在石器时代，藏族先民已经开始在青藏高原上繁衍、生息，并用他们的勤劳勇敢与力量智慧创造着辉煌的历史与文明。唐代文成公主入藏联姻，唐蕃会盟的缔结，开启了藏民族纳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先声。至元代，西藏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与蒙古王子阔端的历史性会见，确立了西藏地方正式归属中央政府。明代继续在西藏设置管理机构，进一步密切朝廷与西藏的关系。清代贯彻兴黄教以安蒙藏的国策，以藏民族普遍信仰的藏传佛教作为协调民族关系，密切民族感情的基础，进而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成功地对西藏实行了历史上最为全面而直接的管理，清朝廷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更加紧密。
　　展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密切政治关系。第二部分：华夏文明中的绚丽奇葩：西藏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与艺术成就。
　　第一部分中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人物，分六个单元陈列展示：1、唐至明代以来中央王朝与西藏关系的历史回顾； 2、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关系；3、五世达赖朝觐；4、六世班禅朝觐；5、章嘉国师；6、金瓶掣签制度。在这一部分可以看到松赞干布、萨迦班智达画像、三世达赖喇嘛银像，一至七世达赖喇嘛画像、历辈达赖喇嘛进献皇帝礼品。六世班禅银像、画像，班禅奏书、马鞍。三世章嘉银像、画像。乾隆御笔《喇嘛说》缂丝长卷等诸多珍贵文物。
　　
　　文物赏析：松赞干布画像唐卡
　　18世纪西藏作品，布本设色，红黄织金缎装衬。画心纵76厘米，横50.5厘米（见图2）。松赞干布是藏族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是吐蕃王朝一代开国英主，公元7世纪，崛起于西藏雅隆河谷地区，创建吐蕃王朝。为藏族社会的进步发展，藏汉文化交流贡献卓著，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故事是民族团结的千古佳话。画面中心是松赞干布，一身戎装，体形魁伟，白色缠头高冠，顶部露出红色的阿弥陀佛小像，表明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是护持佛教的一代法王。面相丰满神态威严，一派器宇轩昂的大将军之风，这与他戎马一生的经历是吻合的。正如《旧唐书・吐蕃传》所说：“弄赞（松赞干布）弱冠嗣位，性骁武，多英略，其邻国羊同及诸羌并宾服之。”画中的松赞干布着宽松肥大的丝绸大袍，基本是汉族服装式样，是清代的艺术形象，距离历史实际已十分遥远了。吐蕃赞普的真实形象现在还可以从敦煌壁画上见到。敦煌159窟东壁南侧维摩诘经变图中，维摩诘帐下有各国王子赴会场面，为首者就是吐蕃赞普，身材高大魁梧，头戴缠头高冠，着交领内衣，外套翻领长袖大袍，腰束皮带佩短剑，右手擎香炉，威风凛凛站立在方台上。（见图3）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吐蕃赞普的写实形象了。图2松赞干布的服饰虽距历史已远，但仍保持着吐蕃赞普缠头高冠的特点，头发中藏阿弥陀佛小像，是松赞干布形象的标识。
　　宝座前侍立四人，两女子是松赞干布的两位王妃，右侧穿红衣者是唐文成公主，左侧着蓝衣人是尼泊尔尺尊公主。两位王妃头戴花环，虔敬的侍立左右。座右前方是吐蕃的大臣吞米桑布扎，相传他是藏文的创造人。他对面双手拄仗，黑色长髯的老者是大相禄东赞，松赞干布最得力大臣，辅佐松赞干布开拓疆土，功勋卓著，当年他亲赴长安为松赞干布请婚，应对机敏，深得唐太宗的赏识，授右卫大将军，圆满完成请婚重任，亲迎文成公主入藏。不仅在西藏的绘画与雕塑中多有他的形象，早在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中就留下了他的仪容（见图4）。松赞干布与四位臣妃组合一堂的形象，是西藏雕塑与绘画中表现松赞干布的固定形式。我们在布达拉宫、大昭寺，都可以看到他们五位在一起的塑像（见图5）。


　　松赞干布唐卡画面下部正中是女护法神十二丹玛女神的头领多吉玉仲玛。天空粉红色祥云中站立十一面观音。松赞干布身后背景是大昭寺，画家用鸟瞰的方法描绘了大昭寺全景。此画像构图疏朗，色彩淡雅，线条流畅，是一副吸收了汉地绘画艺术技巧的佳作。
　　此图为多幅达赖喇嘛源流组画之一，像后缝有白绫书汉满蒙藏四体文字，汉文是：“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初六日，钦命章嘉胡土克图认看番画像达赖喇嘛源流一轴。” 这套组画内容包括一至七世达赖喇、仲敦巴、贡噶宁布等西藏著名的佛教领袖形象，都作为达赖源流绘出，合计13幅，以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为中心，笔者考证其绘画的年代为1708―1761年间，是有可靠纪年的18世纪中期西藏唐卡的代表作品。
　　
　　文物赏析：萨迦班智达画像
　　18世纪西藏作品。（见图6）萨迦班智达（1182－1251年）是藏传佛教萨迦教派第四辈祖师，名为衮噶坚赞，因他通达佛学“大小五明”，是学识渊博的大学者，被尊称为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画面中是萨班的年轻形象，英俊潇洒，身着杏黄色袈裟，戴红色圆顶法帽，右臂抬起，左臂伸出，作辩经的姿态，神情安详。座前跪两位印度外道师，正前一位裸体跪在兽皮上，仰视萨班，一副沮丧无奈的表情。表现萨班调伏外道师的一段故事。萨班幼年从伯父扎巴坚赞学法，相传他9岁就为人说法，后又师从印度那烂陀寺末任座主释迦师利大师，广学显密教法，声名远播，当时有印度措切、噶瓦等外道六师，闻名来西藏请求见面辩论，萨班和他们在济咙会面，双方辩论了13天，措切等人认输，他们都削发为僧，做了萨班的弟子，相传这几个人的发辫长期挂在萨迦寺的钟楼上。画面上部天界右边白云中坐一位老僧，手持金刚铃杵，即是萨班的伯父扎巴坚赞，萨迦第三祖。旁边光圈中是红色的文殊菩萨坐像，《萨迦世系史》记载，萨班是文殊的化身。并曾亲到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巡礼。画面左下部是护法神四面永保护法，亦称玛哈噶拉、大黑天神。
　　公元1244年萨班带着两个年幼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应邀前往凉州，历时两年，1246年才到达凉州。1247年作为西藏地方代表与蒙古太宗皇帝窝阔台之子阔端会面，磋商卫藏归顺蒙古的大事，萨班写了一封公开信，即载入《萨迦世系史》著名的《萨班致蕃人书》。劝说卫藏僧俗各个地方势力接受条件归顺蒙古，从此卫藏地区加入祖国版图。萨班当时来凉州是冒着极大风险的，《萨迦世系史》记载，当人问他：“你前往蒙古有何好处？”他答道：“我为何前往蒙古供施处？若不去的话，军队即来，若军队来此，就会给雪域西藏带来灾难。为饶益众生和牲畜，只好暂时前去，无有其他裨益。总之，为饶益众生，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作为学富五车的一代高僧，有如此的胸怀和胆识，令人敬佩。萨班来凉州，促成了蒙藏、藏汉民族团结，维护了祖国的统一，他的历史功绩永远值得纪念。凉州会谈后，他一直住在凉州，曾为阔端治好了一次大病，更得到阔端的信任。他在凉州建寺讲授佛法，相传凉州4座著名的藏传寺院白塔寺、海藏寺、金塔寺、善应寺都是他所建。1251年萨班圆寂于凉州。后人为他在白塔寺内建灵骨塔，塔高百余尺，小塔50余座。白塔寺元末遭兵被毁，明清时重建，1927年毁于地震，现今大塔残基还在（见图7）。这是萨班的圆寂之地，也是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国家文物局现已决定投巨资复建这一重要古迹。并将这一工程列为西部大开发中15项大型文物维修和保护工程之一。
　　
　　文物赏析：三世达赖喇嘛银像
　　17世纪西藏作品，银制，高32.7厘米（见图8）。
　　三世达赖索南嘉措（1543―1588年），西藏佛教史中重要人物，明中期传播黄教于蒙古地区，为黄教在西藏、蒙古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像为银片槌打制成的金碟像，身着通肩式袈裟，手结说法印，全跏趺端坐在三层卡垫上，腿部遮于僧袍之内，造型简洁，法相庄严。目光炯炯生动传神，有藏族人形象特点，是一尊颇具写实性，工艺精湛，艺术水平很高的高僧肖像。此像供奉在故宫雨花阁东配楼，黑漆描金佛龛，背板刻铭文：“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初七日，钦命章嘉胡土克图认看供奉利益银造三辈达赖喇嘛。”(见图9)
　　1576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多次邀请索南嘉措到青海会面，传经说法。俺答汗是成吉思汗的第十七世孙，在明代蒙古诸部中势力强盛，多年与明朝对抗，后归顺明朝，明帝封其为顺义王。他想借助索南嘉措的宗教地位，利用佛教巩固自己的统治。
　　1578年，索南嘉措抵达青海与俺答汗相会于青海湖畔的仰华寺。索南嘉措宣扬佛教力戒杀生，慈悲安忍之义，劝说蒙古贵族废止夫死妻殉，滥杀驼马祭祀死者的陋习；劝戒俺答汗戒杀，制止各民族之间的无端争斗。这些止恶扬善反对战争主张博得了蒙古人民对黄教的好感。索南嘉措赠俺答汗“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意思为转金轮王，聪睿汗王）。俺答汗赠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意思为在佛家显教、密宗都已达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圣的海上师），从此索南嘉措这一转世系统开始有达赖喇嘛这一名号 。一世、二世达赖喇嘛是追称的。其后索南嘉措没有立即回藏，继续在甘青、蒙古等地传播黄教。他多次调解了蒙古各部、汉藏之间的纠纷，对安定社会促进民族团结起过积极作用。他曾帮助明朝劝说俺答汗返回了土默特，表示效忠朝廷，致书当时的宰辅张居正请求准许定期朝贡。明朝接受了他的进贡。1577年明朝廷敕封他为“朵儿只唱”，（意思为持金刚），赐敕印（见图10），并邀请他到北京。1588年他在赴北京途中圆寂。
　　深谙西藏佛教的乾隆皇帝专供三世达赖像是有其深意的，索南嘉措一生成就是传播黄教与蒙古各部，使明代后期蒙古族普遍信仰了黄教。清王朝成功的运用“兴黄安蒙”之策，一改历代王朝以长城设防的传统政策，绥抚蒙古，使之成为“塞外雄藩”，索南嘉措传黄教于蒙古，客观上为清王朝“兴黄安蒙”之策奠定了基础，给乾隆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恐怕就是他在索南嘉措逝去一百九十年后钦命章嘉胡土克图认看供奉索南嘉措银像于皇宫的内在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