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香港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理论

　　 [摘要] 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基本特质和身份象征。文化认同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及民族凝聚力具有特殊的功能。香港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原因,长期处于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特别是英国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呈现出与内地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文化,面临着价值取向的差异以及文化认同问题的困惑。“一国两制”条件下,要使香港完全融入祖国的大家庭,除了在经济上维护香港繁荣稳定,还需要深入了解和认识香港人与内地在思想深处的隔阂和差异,通过建构文化层面的认同达到价值观念、政治取向的认同。
　　[关键词] 香港 价值观念 文化认同
　　
　　认同是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追问和确认,它告诉我们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文化认同则是指特定个体或群体对其传统的独特结构所含有的惯常信仰、社会礼仪、生活特征和价值观念等内在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结构中并自觉以此为标准来评价事物、规范行为的过程,是指个体对不同社会组织和文化传统的归属感,是国家认同、政治认同的基础。
　　在香港,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原因,西方的生活模式以及文化习俗渗透于社会,而香港本身的文化特性被压制,长期在中华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特别是英国文化的双重影响下,香港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被弱化。回归后,香港呈现出与内地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文化,面临着价值取向的差异以及文化认同问题的困惑,即有一部分人只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还没有建立起自己是“中国人”的稳定认同。在这种状况下,如何尽快地使香港融入祖国的大家庭,并在国家统一、民族复兴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香港移民文化的特质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英国占据多年。期间,很多外国人来香港寻找发展机会,香港乃形成一个多民族聚居之地,成为五湖四海的移民之都,而且还曾是一个人口高度流动的移民社会。它不仅不断流进很多人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不断大量流出人口。但中国人始终占香港总人口的98%以上。因此,中华文华在香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是香港文化的根和源。
　　然而,文化是一种历史、传统、民族等各种因素融合在一起的综合体,是历史和传统的长期积淀。历经英国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香港文化呈现出一些从中国传统文化“出位”现象:港人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淡漠,缺乏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了解,香港民众的文化认同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
　　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行割占香港。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英国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消除香港人民原有的中华文化认同,断绝其对原有文化根源的怀想,用西方的文化重塑香港的文化认同,使得香港人自觉在文化上有别于中国人,反而对英国文化产生了认同。他们在看待自己香港本土的文化现象时往往不自觉地被制约,套用了英国殖民者审视与评定事物的标准与理论,因而造成本身文化认同上的缺失,这便是所谓的“文化原本的失真”,由此凸显出香港文化的特点。
　　在这里,中西文化在碰撞、交流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兼收并蓄、多元共生的新文化。有如香港作家也斯先生所描写那样:香港“就像一个橱窗、复合商场、比邻的大厦,不是由一个中心辐射出来,而是彼此并排,互相连接。你可以从中环的太古广场走下金钟地铁车站,从美国图书馆走向一个超级市场,你发觉商场、酒楼、影院和政府的办公机构互相通连。你轻易地从文化空间走入商业空间,从私人的空间走入公众的空间,界线模糊,他们是互相重叠,互相渗透的。在这些空间中流连,你逐渐发现很难分辨什么是本来的,什么是外来的;什么是自己的,什么是他人的;什么是传统的,什么是现代的;什么是东方的,什么是西方的。商店的招牌,物品的标记,广告上的符号也都使用一种混杂的文字,意蕴互涉,牵叠了不同的文化脉络”。经过百余年来的历史发展和积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香港这块土地上互相碰撞、渗透,逐渐形成香港自身特有的一种文化景观:“重商轻文、重西轻中”的多元混合文化。很明显,中华文化在这里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主导地位,香港与内地文化的差异逐渐拉大,文化认同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但不管如何,根据王树人先生的分析:在民族文化发展中,除了本民族文化与外族文化的融合外,在本民族中,由于地域不同和发展不平衡,也会出现文化的差异,因而还存在着本民族内部的文化融合问题。因此,从民族文化发展的角度看香港与内地文化、价值取向的异同,便不成为难以理解的问题了。
　　文化是历史养育出来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行为规范、价值取向。香港学者关世杰教授归纳了中、美人民在文化表现上的落差:中国人注重互动和相互依靠,美国人注重自立和独立;中国人重视集体的作用、讲集体至上,美国人重视突出个人、讲个人至上;中国人偏好人际和谐、注重亲密无间,美国人喜欢个人竞争、注重保持个人隐私;中国人喜好共性,美国人喜好个性(中国人的“随大流”常与美国人的突出个人、“爱出锋头”形成先民对比);中国人注重保住“面子”,不但要保住自己的“面子”,还力求保住对方的“面子”,美国人不讲“面子”,有时也许要保住自己的面子(他们称“尊严”),但绝想不到对方的面子,等等。以上虽是中美人民文化取向的差异,实际上对于观察香港与内地人民的文化差距,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文化的差异充满着魅力,正是因为差异才需要文化的交流与沟通。香港回归13年来,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文化交流呈现出渠道增多、范围扩大、层次加深的新气象。来自文化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仅去年一年就有超过200个香港艺术团体赴内地交流演出,内地赴港演出团体超过300个,文化交流人数创历史新高。但香港与内地并没有出现水乳相融的生态环境,其深层的原因应该在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港人文化认同上的迷惘和困惑。
　　二、香港文化认同的困惑
　　越是有差异的地方,越需要认同。长期的殖民统治,使香港成为世界上少见的、在100多年里没有进行国民教育的非原始地区,香港民众国家意识淡漠、国民身份模糊,他们不断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在大陆人眼里,他们是西方,但他们与西方人之间有认同差异;而在西方人眼里,他们是大陆,但他们与生活在内地的人也有明显的文化差异。因此,香港曾一度被视为是属于没有自己的文化认同的地方。1997年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政策实际上承认了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成为中国唯一一个允许公民拥有两种国籍的城市,港人长久面临的身份认同问题并没有即刻得以解决。香港大学在2006年12月份统计了1000多港人的身份认知发现,除了一半人明确知道自己是香港人或中国人外,还有一半人则模糊地填写“中国香港人”或“香港中国人”。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曹景行说。在香港,除了社会上层阶级的少数买办等人自命为英国身份外,社会大众的身份认知一般是在“香港人”和“中国人”之间摇摆。身份认同的摇摆直接影响了香港同胞的文化认同和政治取向。
　　实际上,香港人的身份困惑大概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其一,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1841年5月香港政府公布的人口数字是7450人,到1996年6月,香港常住人口达到621万人,目前已达700多万人。香港人口的快速增长,并不完全是本港自然出生,也不是外籍人士的增加,绝大多数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条件和形式下,从祖国内地进入香港的。尤其是中华人共和国成立前后,曾出现几次大规模的从内地到香港的移民潮。“以移民为主的人口结构,加上人口高度流动的长期化和制度化决定了香港至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不可能建立起以香港本土为认同对象的‘香港共同体’。”其二,“移民社会对本土认同的形成最大的影响是,移民背负着原有的文化和认同,要他们完全融入新移居的社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要等到第二代才有可能。因此,以大多数移民人口形成的香港社会就缺少了可以建立新的本土认同的条件。”
　　香港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珠江三角洲文化一脉相承,以广东文化为主体,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省港文化网络”。新中国成立以前,香港与内地基本上是自由进出,内地居民进入香港不受限制,也不须办理任何手续,两地交流广泛而密切,两地人民生活彼此相连,不论生活习惯、风俗、传统、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文化都基本相同,没有大的分别。1950年以后,由于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港英政府制订并实施严格的入境管理制度,限制两地间居民的自由流动,香港人口趋向稳定,两地交流大幅减少。到20世纪60-70年代,香港居民中在香港本地出生的人口超过一半。为了维护统治,港英政府推出一系列新的统治措施,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教育上,割裂香港和大陆的关系:港英政府为每一位学童提供关于“英国人的理想与习俗”的“基本教育”,推行所谓“教育禁止政治参与”、“政治与教育严格分开”的政策,从文化上来疏远青年学生对祖国的认识,压制爱国人士积极倡导的国民教育;行政上也采取一些积极的政策包括扩大市民参与政府行政工作的空间,以稳定香港社会;同时,经济上,香港凭借着其特殊的历史、地理位置,二战后经济迅速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人均GDP首次超过了英国。这一系列的因素促使了战后出生的香港一代开始萌生了“香港是我家”的本土意识。“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人都有”,曹景行说。
　　伴随着香港居民本土意识的萌芽,反映香港本地特色的香港文化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作为‘香港文化’象征的以李小龙为主的香港功夫电影热潮和以许冠杰为鼻祖的粤语流行曲的创作热潮就是在这个年代涌现出来的。换而言之,香港在1949年后,尤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形成了与中国大陆截然不同的生活文化。”与此相适应,香港居民在人生观、价值观及其行为规范上与内地同胞的差异逐渐拉大。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从主权角度看,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下的特别行政区,特区的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必须依《基本法》由无外国居留权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因此,从政治体制上讲不存在“国家认同”问题。但从历史上及回归的过程来看,香港居民的身份定位的确是一个现实问题。从本土层面讲,20世纪70年代起出现香港人的本土认同与探索国民身份两条路的双轨发展,总的情况是“中、港有别”得到港人普遍的认知,也获得内地与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同时,“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特区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港人对本土认同的发展,制度化了香港与内地的国民差异性,使两地国民不能共享一套核心的道德和政治价值,香港呈现出与社会主义主体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因此,回归后港人的国民身份认同依然复杂,在国家层面,港人普遍抱有国家民族观念,但其政治现实及价值追求却像镜子一样反映着港人身份认同的困惑。
　　尽管回归以后,内地和香港间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并日益深入,两地都投入巨大热情来修补香港人长久缺失的国民身份。“但是香港与中国分割150年,要建立这种国民身份,不能一夜之间做到。”曾任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的何志平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表示,这需要一个过程,包括认识、理解、尊重和接受。
　　三、“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文化认同的建构
　　“文化认同是民族凝聚力的根基”,一个民族正是在共同的文化中获得了共同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任何一个地方的居民对所属社会或国家没有归属感,没有向心力,这个社会或国家就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稍有风浪,险象环生。尤其是在“一国两制”的社会环境下,中国香港公民需要对公民感、香港的归属感、国家认同和民族的共同文化等要有所理解。
　　“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同胞需要深入了解并重新认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重新接上中华文化的根。中山大学教授孟庆顺说,“回归后要解决的是‘续根’问题,香港文化的根本来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事实上,香港文化经过150多年来的发展,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已踏上现代化的进程,形成中西交融、多元纷呈的文化特色。在回归祖国后,其文化定位应该是在多元文化中加厚中国文化底蕴,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兼具世界视野,构建“一本多元”的文化特色,积极培养对国家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强化爱国情操。
　　因此,新形势下,我们需要积极探求香港工作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不仅要研究如何强化香港同胞的中华文化认同感,而且要研究如何使中华文化持续在香港的传承和传播,以培育有利于“一国两制”成功实施的环境和氛围。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事求是的把握香港同胞文化认同的特殊性和时代性的基础上,特别提出以下构建香港文化认同的几个策略。
　　第一,确立中华民族文化新模式,构建主导价值观念体系。
　　中华文化是生活在中国领土上的古今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从动态的角度,即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中华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呈现出多元与一体化的特点。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文化一元化的思想理念就开始出现,秦统一中国,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实际构架上形成中国一元社会,这使得一元文化得以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逐步落实,从而形成大致相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同时,各个民族仍然保持着风格迥异的物质文化和各具特色的精神文化,多样性和一体化并存将伴随着中华民族发展的全过程。
　　“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这不仅增加了中华文化多样性的内涵,而且为中华文化的整合带来新的挑战。费孝通先生说,社会问题起于文化失调。所谓文化失调,就是说任何文化都有它特殊的结构模式,新的文化特质引入之后,不能配合于原有的模式中,于是发生失调的现象。但是,文化整合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需要,只有整合才能形成不可分离的有机统一体,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才有可能保持活力和扩大影响力,才有可能长期与西方文化并行发展。当然,整合只是文化认同、国家政治身份认同的整合,决不会丧失文化的多样性,不会使一个民族丧失其独特性。
　　从香港与内地价值观念的现实状况来看,差异性非常明显,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内地是一种价值体系,香港是一种价值体系,结果悬殊很大,甚至会发生激烈碰撞。如果没有主导的价值体系,就没有共同的规范和准则,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就难以统一,中华民族也就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国家的政治利益和意志就难以得到维护。构建共同的价值观念体系是大多数主权国家所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为了保证“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首先应在价值观念层面进行整合,加强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的整合,强化现代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形成整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体系。
　　第二,强化国民教育,培育爱国情操。
　　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香港特区成立十周年庆典活动期间曾强调:“青少年是香港的未来和希望,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我们要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加强香港和内地青少年的交流,使香港同胞爱国爱港的光荣传统薪火相传。”港英政府过去百多年的殖民管治下,香港没有国民教育,香港同胞对祖国的认识变得越来越模糊,其政治观念和社会责任异常淡漠,而实用主义却极度膨胀。随着香港文化的多元化的进一步发展,种种意识形态的定位,使得不同的社会群体,开始从不同的意识形态角度来定义自身的“认同”。再加上香港与内地在社会制度、生活水平、教育制度与社会价值等各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以致很多香港人并没有很强的民族文化意识与中国认同,缺乏对祖国的依恋感和归属感,无助于爱国精神的确立和培养。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回归13年来,内地与香港经济日趋融合,正在逐渐走向一体化,且香港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倚重中央的支持和内地经济的带动,无论从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联系,还是从地缘关系,抑或从人文血脉渊缘,中国文化都应该在香港占据主导位置。然而,很多港人对民族文化、对中华历史、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仍进展不大。对此,香港社会各个阶层必须加紧文化补课工作,尤其要补国民教育课,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大力培育爱国情操。
　　爱国主义是中华文化最优秀的传统之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在爱国主义文化传统的熏陶下,中华民族不仅出现了无数爱国英雄人物,而且从爱国实践中升华出励志报国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当然,爱国主义属于一个历史范畴,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爱国主义有不同的政治内容。但我们应该清楚:当代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是同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拥护祖国统一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产业,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当今社会,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重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共识。党的十七大从国家战略的大局出发,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这对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综合国力、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门类繁多、独具神韵,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格局中占居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令每一位中华儿女为之骄傲和自豪。香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流行文化发达,且注重商业性、娱乐性。这种文化,实际上主要就是经过文化产业生产和市场营销方式输出的大众文化。因此,在香港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产业应借助这个优势,在内容、形式等诸多方面迎合港人的兴趣和心理,吸引他们主动地参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各项活动;同时,一些内容可以借助流行文化通俗化的形式和大众传播辐射范围广泛的优势,在更广大人群中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使其真正走进民众的生活,从点滴开始潜移默化,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广泛的大众基础。
　　文化是维系族群生生不息的内核和灵魂,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香港回归祖国,不仅是政治上的回归、地理上的回归,更应是人心的回归,文化认同上的回归。“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应尽快铲除殖民文化的遗毒,积极向祖国汲取中华文化尤其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养分,培养对国家、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文化认同。通过对中华文化尤其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入了解和认识,消除香港同胞在思想深处对祖国内地的一些隔阂和误解,从文化层面上达到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认同,促使两地真正的融合。
　　第四,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凝聚归属感。
　　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腾飞,政治、文化建设成效显著,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稳步攀升,综合国力大大加强,国际地位大幅提升,每一个中国人为之骄傲和自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不仅顺利回归祖国,而且在“一国两制”下继续保持着繁荣、稳定和发展。
　　心理学实验反复证明:人们都希望自己的群体比别人强,为此情愿放弃个人的一定利益。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先生曾这样写道:香港社会里面,我们的中国同胞,对香港认同感,对国家认同感,来自我们国家的持续发展,我们有了强大的祖国,每一个在香港的中国同胞都愿意当中国人。曾连续三届担任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的范徐丽泰说: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不断增强,与国家在外交、经济、科技、体育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分不开。国家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港人倍感自豪。因此,我们应抓住机会,展示国家的实力,凝聚归属感。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就非常有效的凝聚了香港人对国家民族的归属感,提升了香港人的国民身份和意识。
　　香港的命运从来就是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香港与祖国内地都是情同手足、唇齿相依的关系。目前,大陆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为香港长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围经济环境,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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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夏春平.香港文化色彩.龙门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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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林泉忠:回归与香港人的认同问题.
　　[5]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