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退出历史舞台 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发展方式转变与农村改革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转变发展方式，重要的是把13亿人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以形成消费主导的基础条件：一方面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使城市成为构建消费大国的主要载体；一方面需要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把7亿多农民的潜在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十二五”期间，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乡一体化，都绕不过“农民工”这个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既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头戏，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因此，“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应当成为“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
　　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
　　过去我国城市化最大的教训就是双重剥夺农民。第一重是对农民劳动力的剥夺，农村源源不断的向城市提供了初中以上的合格劳动力，但是这些劳动力进城以后不能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不能享受平等的待遇，他们付出大的劳动，拿到的报酬却非常少，并且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第二重剥夺是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圈地化，造成了第二次对农民的剥夺。
　　这种对农民的双重掠夺造成三个严重后果：第一个后果，城市化没有把二元社会变成一元社会。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城市化都是把农民变成市民，相反，我们从二元社会结构演变成三元结构，农村和城市。还再加上2亿多的农民工。第二个后果，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没有因为城市化缩小。反过来扩大了。第三，一些政策不断受到社会质疑。
　　孙立平(清华大学教授)：
　　当前，我国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恩格尔系数大幅降低，导致城市居民的收入大部分不向农村流动，资源绝大多数集中到了城市。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城乡统筹给我们几点启示：第一，当前城乡二元结构是由原来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和今天正在形成的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叠加在一起的。第二，这种由新的市场化因素造成的二元结构使得城乡关系雪上加霜，而原来那种行政主导型的制度化的二元结构又堵住了以城市流动和城市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道路。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市民化”是指既要获得市民的身份，还要享有市民的生活，而不能是身份和生活分离的市民化，也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户籍制度改变的市民化。因此，单纯用所谓的户口制度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可能需要重新思考。
　　没有市民生活的市民户口没有实质意义。要解决所谓“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首先第一条必须要有就业，要有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第二，住房，假如只是有了工作，没有住房，农民工也很难在城市立足；第三，农民工孩子的教育问题亟需解决；第四，市民生活所需要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公共服务。
　　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应该坚持的原则是“可以可以也可以”，不是“必须必须还必须”，即要给农民工选择，给他一种自由。他们既可以选择进城，也可选择留在农村。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应该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不应该进城后就不能选择回村。同时，不能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由去剥夺他们已有的利益，譬如土地。陈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过去10年，我们是依靠农民工给城市人建城市。今后10，20年，依靠农民工给农民建城镇的时代到来了。当前，许多问题和城市化、农民工密切联系，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提出将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在城市中就业和落户作为城市化的重要任务，无须质疑“十二五”和此后一段时间这个问题将摆在下一阶段城市发展的面前。解决好农民工进城问题，是扩大消费内需，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矛盾，解决城市和农村发展矛盾的关键。因此，城市化这个“化”字就落在农民工进城上，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是“伪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