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企业亟须重视的经营领域_全球社会责任领域的国际标准

　　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这是个看似简单，实则很不简单的一个企业使命。目前，所有的企业，在口头上都会声声提起“社会责任”，但在实际的企业经营中，却往往十分缺乏认真抓好社会责任这一核心命题。
　　按说，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对社会应尽的责任。看来很简单。但是，认真说来，这个社会责任绝不仅仅是“慈善捐献”这么一项，而是要从企业经营、企业理念、企业形象以及渗透在每个企业活动领域、贯彻始终的一种企业经营责任，包括对市场、对消费者、对社会、对环境以及对社会进步等所承担的忠诚责任。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这是企业的性质、组织、社会使命所决定的。企业是一个社会经济组织的“细胞”，是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它不仅生存、发展需依靠这个社会，而且其生命基点和使命就是服务于社会，因此，它对社会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简单说，企业品质好、发展好，则市场好、经济好、社会好；反之，如果企业不好，品质差，乱象丛生，发展无序，那么市场经济、国民经济的发展质量，社会风气的良好程度，自然环境的完好，必然受到根本性损害。
　　当然，企业毕竟一种赢利型组织，它追求利润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关键在于如何去赢得利润？如何使赢利成为企业基业长青的基础？又如何对待和利用利润等等，都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使命密切关联。
　　如果企业一味地、不择手段地逐利润最大化，会引发诸如产品质量与消费者权益、恶性竞争与公平参与、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等激烈冲突。这类现象在目前的中国是举目皆是。为解决这类问题，应积极研究、分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提高员工忠诚度、消费者忠诚度、品牌形象、企业声誉、竞争优势的相关度，充分肯定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后对企业业绩、价值、绩效和核心竞争力等带来的良好影响，使企业充分认识到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能够为企业美誉和品牌带来增值潜力和可持续收益，进而达到低成本地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实现经济崛起、社会和谐以及降低资源耗费的目的。
　　先讲一个小故事
　　就是晋商尽责公益带来社会效益的故事。
　　在山西榆次车辋村北常后街东端北侧，坐落着有中国民居“第一祠堂”之称的常家“北祠堂”。祠堂中有一个相当精美的戏楼。这个戏楼始建于光绪3年（1877年），历时3年才完成，耗银3万两。
　　光绪3年是中国灾害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山西、陕西、河南等北部省份遭受了30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颗粒无收。
　　自然灾害严重影响了晋商的商业，常家首当其冲。常家的主业是对俄罗斯的茶叶出口。大量的茶叶要长途跋涉一万多里从江南的武夷山运到恰克图。大灾之年，人畜饥饿而亡，没法组织起庞大的运输队伍，贸易量锐减。过去，每年向俄罗斯出口的茶叶为20万担左右，但这时仅有8000担。常家还要承担违约的赔偿。这时的常家已是有近800口人的大家庭，但常家不仅捐出赈灾银3万两，而且还拿出3万两银子盖了这座戏楼。向来勤俭的常家，为什么要在这时建一个戏楼呢？
　　其实，常家盖戏楼是作为救济乡里穷人的一种方法。同乡的许多人平常还是过着小康日子，因而在这样的灾年，难以放下面子去粥棚领取施舍。常家希望这些人有尊严地接受帮助，就想出了盖戏楼的方法。常家规定，只要能搬一块砖就可以管一天的饭。大灾持续了3年，常家的戏台也修了3年，而且这个戏楼是没有成本收益核算的。
　　如果说这次救灾是晋商关心社会的集中体现，那么，这次行为的基础则是晋商平日对百姓和公益事业的热心。
　　乔家不仅热衷于各种公益事业，而且他们的家风更体现了“仁者爱人”的精神，乔家善待佣人，不仅保证佣人吃饱穿暖，还尊重佣人的人格。佣人偶有小过失，从不恶语相向，更不打骂虐待。逢年过节都把面、肉、柴、煤按时送到佣人家中。对在家服务多年的老佣人都养老送终。乔家也不以富而横行乡里。乔家门口永远拴着几头牛，谁都可以无偿使用。如果乔家的狗咬了要饭的乞丐，从家里的太大到佣人，都会出来赔不是。
　　晋商大户尽管富可敌国，但并没有受到“仇富”的威胁。光绪年间，一股流窜的土匪想抢劫乔家，但在乔家找不到一个内应，在整个乔家堡村找不到一个耳目。常家的老人去世时，经常有三乡五里的人来送葬。直至解放后，这些大户人家的长工或佣人也几乎没人出来控诉受剥削的“血泪史”。
　　有了晋商的精神，才能做出晋商那样的事业；像晋商那样做人，才会有晋商的辉煌。
　　道德自律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
　　道德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根植于人们的内心信念，调整的范围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持久度上都远远高于法律，影响十分强大。因此，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需要以道德为基础，但道德主要需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来维持，通过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主流的社会价值观才能够形成。所以，舆论支持在培养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必不可少。例如，一旦发生食品质量与安全方面的事件，社会舆论应坚持社会效益优于经济效益的价值取向，对危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食品及其生产、经营者予以的揭露和谴责。
　　企业社会责任涵盖面极大，包括对债权人、政府、员工、社区、环境等义务。在食品质量与安全领域，企业社会责任突出地表现为企业对消费者的义务。从道德层面上讲，如果确立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入际交往原则，当厂商自己都不愿意消费的“地沟油”流向消费者的餐桌时，无论厂商如何申辩，都不应为道德所容忍，这实际上也为司法审判预设了价值前提。
　　从法律层面上看，一旦消费者对购买的商品行使起法律规定的知情权、赔偿权，劣质食品的提供者就有责任履行告知义务，且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或侵权责任。另外，法律解释、案例指导等方法应在法律规定有所遗漏的时候给予有效弥补。
　　企业理应自愿承担社会责任
　　现在，世界兴起一种“B型企业”，就是企业积极将社会责任自觉融入企业经营、商业运行的典型（编者按：本刊已在2012年20期有所报导。本文的有关内容从略）。
　　如果企业不能自愿承担社会责任，那么就需要法律的强制措施，但法律的实施需要付出成本，包括诉讼过程中的金钱、时间、信息等，同时也包括人际关系破裂和社会关系紧张等。有时甚至由于法律不完善，即便是想走法律程序，也会面临法律困境，如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在诉讼主体上就存在法律欠缺。
　　如果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变成企业的自愿行为，使其内化为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经营理念、市场行为规范和企业形象，并形成激励机制，则维护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总体社会成本就会有所下降。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使企业意识到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从三聚氰胺事件中三鹿集团、瘦肉精事件中双汇集团的结局来看，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如果说企业的技术能力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来实现，企业的组织能力需要加强管理来实现，那么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则需要通过与外界的交换来实现。然而，一个声名狼藉的企业想要获得消费者的认同是不可能的。
　　从另一角度看，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相对于企业运营来说是非常少的，企业却可以从其社会责任行为中获益。
　　从积极面看，企业改善经营也可从履行社会责任着眼，比如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技术资本，这种总资本从长期来讲将会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使企业产品更具竞争力，力促社会、经济的科学发展，并提高的形象与效益。另外，管理水平、企业资产的更新、市场营销等诸多因素，也都应更多从履行社会责任、为社会谋效益等角度，加大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