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轩：人世的苦，大多是说不出更是不想说的苦] 世轩

　　5月初，70岁的亮轩(木名马国光)存大陆出版了简体版《飘零一家》(台湾版书名《坏孩子》)，书中他用生于抗战、长于海峡彼岸的个人成长史，映照出一个流离时代的初始与终结。从父母的出生、婚姻，写到他的童年年与少年。这本“小书”由一篇篇小文连缀起来，短而灵动，比起那些掷地有声的重量级“大书”，亮轩笔下简简单单的文字背后，纵有令人心惊的痛苦过往，却也计他写成了豁达。
　　初夏的一个午后，我和亮轩坐在京尔一家浸满书香的咖啡店聊天，谈起这本“小书”中没有惊天动地的写史企图或强大使命感，亮轩说道，“我只是一个大时代的小泡沫，有幸活到现在，苦难都由父母替我们担了。人世的苦苦，大多是说不出更是不想说的苦”。
　　流离时代的初始与终结
　　1942年，亮轩生于重庆，父母都是留日的知识青年，父亲马廷英是驰名国际的地质学家，但两人婚姻维持了没几年。母亲生下姐姐，肚里又怀了亮轩时，夫妻已水火不容，原本打算打胎的，那纸父亲签好的堕胎同意书，却是让父母的朋友、知名历史学者杨家骆登门偷了去，才保下他的命。台湾光复后，马廷英被派往台湾负责接收台湾大学，不久母亲把姐姐和他带来台湾，独自回到大陆，从入学那天起，亮轩便没了母亲。直到1988年，他到北京探亲与母亲重逢，却对眼前的母亲完全陌生。亮轩在书中这样写道：“我是我妈80岁生出来，一下地就40多岁的孩子。”读来让人感慨不已。
　　《台声》：听说你写《飘零一家》这本书时，也是受到齐邦媛那本《巨流河》的触动，4个月就挥笔写完，当时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亮轩：10年前就有把我之所见所感写下来的打算。离开世新大学教职后，我就想把余生用来读书与写作。几年前，在纽约拜访文坛前辈王鼎钧先生，临别时，老作家给了我一句话：“跟写作无关的，都不用再管了。”这话如当头棒喝，一下子唤醒了我。马上去做，这个想法很重要，年纪大了，我已经没有资格说，以后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什么以后了，只有当下。要说写作的动机，这一点醒悟最明显。我的想法是，要是我没有写下来，从前没有这一本书，以后也不会有这一本书。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当然自觉很珍贵的感受，那些笑声泪影，就直接化为虚无了，为了这样的感触，我决定得马上写下来。
　　当时台湾有几本回忆从前的书，齐邦媛的《巨流河》、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张婉典的《太平轮1949》，我都看到了。看的时候觉得非常熟悉，这3本书里都有我认识的人，都有我熟悉的事情，好像就是我熟悉的生活。齐邦媛跟我们家的关系非常密切，我叫她齐姐姐，我们两家在重庆时就开始来往一直到现在。但是我写的不是她们那么大的气派，也许是小历史、微历史，就是小小的那么一个点，它可以变成大历史对照时需要的一个准心。
　　《台声》：读你这本书时，前部分给我的感受是流离与颠沛，后半部分感受着你的成长与喜怒，读罢全书会让人有种笑中带泪的感慨。你在书中也写得非常坦诚，小时的逃学、偷窃、撒谎都不避讳，你是希望透过这种真诚来传达一种真实吗?
　　亮轩：每个人都会说“我很诚实”，但诚实是很深刻的。法国作家卢梭晚年曾创作过《忏悔录》，这个创作源于他和作家伏尔泰的一次吵架，书的开头写得真好，“我之前，没有任何人这样写过，在我之后也不会有人能够写下这本书，我现在把它忠实记录下来，我的书，应该会不朽。”他无非就是要表示，要用诚实的态度来面对生命，这不应该仅限于书写过程的诚实，还有更困难的，就是内心的诚实。你很诚实地爱一个人吗?你很诚实地面对你的责任吗?你有荣誉的时候还是诚实地做你自己吗?我希望自己有这样的诚实。
　　“我的回忆不是眷村式的”
　　亮轩在书中所书写的那个巨变年代有慈爱呵护的学界长辈、有耳鬓厮磨的儿时玩伴、有义字当先的江湖兄弟、有激情杀人的书店老板……大多是随国民党搬迁到台湾的外省人。因描写的具体生动而格外令人触目惊心、印象深刻。而书里的亮轩，也变成了近乡情更怯的青年。语言的力量、文字的力量或许是微弱的，但读之细细体味之后，方能感受到历史有着怎样的真实和过往，方能体会时代太巨大、太残酷而个人太渺小，轻轻一个拨弄便粉身碎骨。
　　《台声》：书中你总在使用有限的视角看待过往，对这些过往你是否充满无奈?
　　亮轩：每个人都有无数的无奈，我并不是特殊的存在。现在年纪大了，真是感觉到，人是到这个世界上来受苦的，无论你是富贵还是贫贱。而且人的尊贵是因痛苦而来，不是因享受。我不太把自己当作一个辛苦而又可怜的人，我也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说明很多人比我辛苦、比我可怜。我觉得人一辈子的修炼，不一定要达到俗话说的所谓爱的境界，而是无恨。我很爱吟老舍的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描写我总是时时遇到，这两句是“论人莫逊春秋笔，入世方知圣哲衰”。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常常想到他的这两句诗，算是当作面对历史的态度吧。
　　你从书中细节的地方去读、去体会，会发现很多事情都对得上。我相信在台湾很多的外省家庭，应该都有很多故事，只是写下来的，大概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我代表的人可能不太一样，大陆很多人对外省文化创作的理解就是眷村文化。我的回忆不是眷村式的，我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传统的读书人家庭出身，时代的动荡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太多的波折。
　　《台声》：在海峡两岸都有人认为，中华文化在大陆有断层，台湾反而对传统继承得比较好，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论述?
　　亮轩：这种论述随着两岸往来频繁之后，确有很多人在讨论。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在台湾是历史的，在大陆是地理的，我不同意这种论述。大陆经过了一些政治运动，有过一些苦难，但仍然可以有一个重新万苗齐发的阶段。我在大陆看到很多人对于文化的渴求是很真实的，我很感动。北京对我最好而言的是，书店真好，买不完。我每次来都买一大堆往家寄，有一次买了两车，结账结了一个多钟头。北京的书店是其他地方比不上的，荣宝斋、琉璃厂，全都是有关中华文化的书，这样的书店只有北京有。读这些书的时候，不断的感受到“原来如此”的震撼。许多的“原来如此”中有我的个人历史，这可能是年纪轻的朋友体会不到的。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哪怕是少数的读书人，对于中华文化都有相当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