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要什么？:到底要怎么减肥啊

　　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标准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和判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句俗语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改革中两难问题的实质。于是，今天的中国人总面临着严峻的选择——　　经过多年的实践，人们逐渐发现：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两难问题。这些问题是始料未及的，并且大大地增加了经济改革的难度。
　　让我们作一点讨论和分析：
　　首先是商品生产发展的二重后果。传统的经济形态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一种排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用行政体系统制经济活动的自然经济形态。实践证明，这种旧的经济形态不能持续推动生产力的迅速进步。所以，经济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改变行政指挥经济的方式，“让经济规律说话”。其重要途径和手段之一是尽量使生产商品化，使交换货币化，经过市场检验，以最终效益为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以这种方式进行的改革，对于提高效率、扩大生产、改进质量、完善结构有着明显的收效，它鼓励企业努力按照市场状况和消费者需求安排自己的资源和投入，最大限度地销售产品和实现利润；它也极大地调动了贤人能人的积极性，因为只有在竞争的条件下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不过，货币金钱日益增大的作用，也不可避免地将出现“货币拜物教”现象，比如唯利是图，金钱至上，不讲道德，损害他人。客观地讲，改革以前这类现象是比较少的：国家不允许自由贸易，不开农贸市场，不设个体摊贩，不准私人定价，怎么会有哄抬物价、倒买倒卖、弄虚作假、欺骗顾客的条件？但是，只靠国营商店和菜市场，由官方统购统销，又缺少灵活性，无法激发经济活力，不会有今天这样丰富的品种，这样充足的供应和这样比较多的消费者主权。既要发挥商品货币关系的决定作用，又不希望人们竭力去追逐它，这就使我们面临了一种两难境地。
　　其次，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引起社会极大关注的方面，是拉开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形成一个有强烈刺激作用的分配结构。在一个社会里，不同部门、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背景（文化程度、知识经验、家庭状况等等）的人，其谋生的手段和能力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既定的条件下，国民收入的社会分配可以有两种基本的选择：一种是平均分配，平均消费，谁好也比别人好不了多少，谁差也比别人差不了多少；另一种是依照人们的天然差别设计经济的、物质的或类似的刺激方式，根据贡献的大小分配收入。大体上看，经济改革前实行的是头一种分配方式，经济改革后采取了后一种分配方法。由此而造成的后果同样是两分的：一方面，不少人迅速富裕起来，这里面既有真正依靠自己的劳动贡献而致富者，也不乏投机钻营、谋取非法暴利之徒；另一方面，由于根据现时的贡献（而不是照顾具体困难）分配收入，当然会给子女多的人或已退休的人造成困难，更不用说可能使鳏寡孤独者或身残体弱者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况。也许有的人会反驳说，难道不可以通过制订法律限制暴富者，或者，由国家和社会兴办福利事业，给收入少的人以津贴补助或减免税收，这样去防止收入差别的扩大吗？是的，这些都未尝不是一些可行的办法，而且实际上已有了类似的措施（如实行个人收入累进所得税，建立残疾人基金会，兴办养老院，发放烈军属五保户补贴等等）。但是，第一，即便是在法律极其完备的条件下，要想不让人钻空子也是不可能的，何况在许多时候和场合难以准确地辨认区分有些人究竟是合法致富还是非法发财；第二，国家和社会的帮助毕竟是有限的，即使有一点补助，能力弱、子女多、年龄大、收入来源少的家庭和个人无论如何也无法与富裕者比肩；第三，话说回来，假使补贴过多，真正贡献大的人没有取得与其贡献一致的收入，又会使人丧失进取心，减少新的分配方式的刺激性，造成旧式的“鞭打快牛”的平均主义式的结果，这也是一个两难境遇。
　　再次，企业方面同样出现了经济改革以前不曾有过的现象。也许读者经常听到企业应“自负盈亏”的说法。应该仔细斟酌一下这个要求的含义。当经济学家把严格意义上的企业自负盈亏和劳动力自由流动作为企业潜力充分发挥的必要条件时，它意味着企业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经营状况给予工人和职员以任何数量的工资和其它报酬，而且能够按照提高生产效率的自然需要招雇和辞退人员；如果经营差、产销不对路，造成企业亏本，不能维持生产，发不出工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只好破产，工人只好失去工作。对于经济学家说来这是必要的，但从社会角度看，它的后果却并非使人轻松愉快，任何社会机构都会为处理企业破产和工人待业的棘手事务而头痛不已，谁也不希望见到这一类极端麻烦、招致各种议论的处理方式。试想，如果两个年龄、工种和技术熟练程度一样的工人，仅仅由于所在不同企业经营状况的不同，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收入高出10倍，或者一个人得到了高工资、高奖金和高福利，而另一个人处于待业状况，仅拿原工资的70％，这会造成多么复杂而强烈的社会反应？！这又是一个两难问题。
　　人的变化亦有类似的情形。人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人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和归宿。因此人在经济改革中的变化，自然应当进入我们的视野。经济改革的一个要求是，使权力由一元的变为多元的，克服 “上头”垄断权力的现象，使横向的、经济的、市场的联系决定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这对于经济行为的主体—人本身，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它要求把因循守日、唯唯喏喏、官僚气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变为积极进取、勇于创新、充分施展个人才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它要求把人的名副其实的独立自主作为新型经济体制有效运行的重要先决条件，它要求破除旧的人际关系和情面观念……商品经济愈发达，这种要求愈发强烈。换句话说，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意识与商品货币关系同步发展。这本来是很好的事情，但它也有消极的方面。因为，商品货币关系，倾向于在社会的整体利益结构中加强单个利益的地位，从而形成了集体观念弱化，人际关系冷漠和人的某种自我孤立的倾向。这在实际经济社会生活中表现为人的视野狭隘化和功利化，人较多地考虑个别利益而不是整体利益，较多地顾及短期效用而不是长期结果，较多地计算微观成本而不是宏观代价—这种结果肯定是不理想的。这又是一个两难困境。
　　类似的矛盾还有很多，比如按股分红的做法与按劳分配原则的矛盾，物价随行就市、自由波动的做法与建筑在对低物价和物价不变的期待之上的大众心理的矛盾，竞争及优胜劣汰的做法与社会公平感及有保障原则的矛盾，企业和经营者的“经济人”行为与社会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的道德标准的矛盾，等等。两难问题的种种表现，暴露出经济的效率观同社会的道德观（或伦理观）之间的冲突。这两种观念代表着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一套是以经济效率的最优化为追求目标的价值体系，一套是以社会公平和平等为主要原则的价值体系。在我们的社会经济中，这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实际上是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矛盾、相互冲突中共存共处的，谁也不能完全排斥和压倒另一方的要求，谁也不能绝对地、无条件地支配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尽管在一定时期某一价值体系可能起支配作用，但这种主导地位并不允许人们忽略甚至轻视另一价值体系的强大的、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潜移默化的反作用力。经济改革的难度和限度正在于此，即经济改革要求良好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但经济改革又往往使经济的要求同社会的要求发生冲突；经济改革解决了旧的社会矛盾，推动了社会进步，但也造成新的、必须靠与传统办法完全不同的方式解决的棘手的社会对立。在一定的时期和特定的范围内，矛盾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克服”的。发生冲突的双方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有合理的、必要的、站得住脚的理由。经济学家和（譬如说）社会学家尽可用充分的理论和实践证据确认自己一方的正确性。简单的是非判断在这里已经失去了效用。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的效率观与社会的伦理观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应验了马克思的“商品两重性”的原理—一方面，经济的商品化必然促进生产的发展、结构的改进和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它也发展了社会的矛盾，以牺牲一部分东西为代价，加剧了传统道德规范同“商品拜物教”意识的冲突。因此，如何在实践中建立起效率观与伦理观之间的适当平衡与妥协，是一门复杂的改革“艺术”。这里，还应当补充一句：“商品拜物教”意识最终是应当而且必然成为“历史的余音”的，但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只要这个过程没有结束，两难问题总是会存在的。
　　“改革需要理解”—这句话现在似乎讲得太多，不过，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讨论多少赋予它一点新的内容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