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第一课_难忘的第一课分析

　　谈起来这已经是三十三年前的事了。1950年春夏之交，我刚调到中国青年杂志社不久。一天上午，社长杨述同志拿着新出刊的一期《学习》杂志，匆匆走进我们的大办公室，指着上面一篇文章对我们说：“看看这篇报道吧，这样搞思想改造，成问题，成问题……”他的态度很严肃，声音也显得有些激动。
　　原来这篇报道的内容是反映清华大学正在全校学生中，突击搞改造思想的运动，用典型引路、打“落后堡垒”等办法，硬要学生个个做思想检讨，把“个人主义”、“单纯技术观点”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立刻完全打垮，有的还要查祖宗三代。从报道中看得出，当时清华园内真有些“杀气腾腾”，学生的思想很紧张。看完报道后，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那时，我只有二十来岁，工作经验很少，理论水平更低，虽然也觉得那样搞思想改造不对，却讲不出多少道理。
　　就在那几天，杨述同志和团中央学校部副部长袁永熙同志等到北京团市委听取了汇报，又找到《学习》杂志编辑部负责同志交换了意见。证明情况属实后，社领导即遵照团中央书记处蒋南翔等同志的指示，决定当期《中国青年》特发社论。杨述同志要我起草这篇社论，时间很紧促，这对我真是个难题。我匆忙琢磨团中央领导的意见，开了一通宵的夜车，勉强写出了一篇不到两千字的很不象样的稿子，交给了总编辑韦君宜同志。韦君宜同志看了一遍，二话没说，就拿起笔来大改。经过她修改，稿子果然面貌一新，观点鲜明了，线索清晰了，内容变得有血有肉，语气也尖锐有力了。她还拟了一个响亮的标题—《改造思想性急不得》。稿子改定后送到中宣部审查，胡乔木同志阅后只加了一句话，就批示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人民日报》也在重要位置上转载了。
　　《中国青年》第三十六期发表的这篇社论，促使清华和有类似问题的学校纠正了错误的作法，对思想教育工作起了指导作用。为了进一步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社领导又让我在《中国青年》第四十期上写了《改造思想能性急吗？》的文章，对社论做了具体的解说。参加这一重大宣传，是我到《中国青年》杂志 社后上的第一堂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课。我体会最深的，就是社论中两个主要思想观点。
　　一、提高思想觉悟，要逐步进行，不能性急，不能简单粗暴。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说过：“青年们只有把自己的学习、教育和训练中的每一步骤同无产者和劳动者不断进行的反对旧的剥削社会的斗争联系起来，才能学习共产主义。”无疑的，帮助青年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是我们思想教育的总目标。但这决不能一蹴而成，必须结合革命斗争，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循循善诱，逐步提高。当时，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但还有反帝反封建的遗留任务急须完成，要进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还要百倍警惕帝国主义妄图颠覆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因此，应该配合这些重大社会斗争的实际步骤，把思想教育的着力点，放在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思想的影响上。难以设想，一个深受反动思想的束缚，脚跟还没有站在人民革命这一边来的青年，能自觉批判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要求自己成为共产主义者。很显然，进行思想教育，突击搞运动，方法简单粗暴，眉毛胡子一把抓，不论主次，不分轻重缓急，硬要所有学生在短短几天内，就与各色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彻底决裂，是根本行不通的。
　　二、提高思想觉悟必须同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结合。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既是行将全面展开的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提高青年觉悟的重要条件。列宁还教导青年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上有价值的文化成果，是具有丰富知识内容的科学体系。青年只有在学习政治理论、参加实际斗争的同时，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才能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从而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青年正处于长知识和形成世界观的时期，因此，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特别重要。如果象有些学校那样，把精力都集中在搞思想改造运动上，那不但会妨碍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严重地影响到造就国家建设的人才，还会使思想觉悟缺乏科学知识的根基，变成空中楼阁，不能得到扎扎实实的提高。
　　社论所强调的这两个观点，也是后来《中国青年》的重要宣传指导思想。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中，《中国青年》一方面结合革命斗争，有主次、有步骤地引导青年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一方面也很注意激励青年学习文化科学知识。1950年纪念“五四”青年节，杨述同志亲自撰写了社论，动员“青年要精通业务，掌握科学技术”。1952年胡耀邦同志到团中央主持工作，在团的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建设时期已经开始，“学习是青年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据此，《中国青年》更强调青年要长知识长身体，刊物上经常刊登结合科学知识谈青年思想修养的文章。范若愚同志就专门结合心理学知识，连续为《中国青年》写了多篇谈学习目的、学习态度的文章，如《多想出智慧》、《若要有兴趣，就要钻进去》、《心不二用》等，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但前进的路是坎坷曲折的。1956年，《中国青年》根据周总理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指示精神，大张旗鼓地动员青年向科学进军。但在反右派开始后的很长时期内，《中国青年》在这些方面的宣传遭到了“左”的思想干扰，被指责为“右倾”、宣传“个人主义”和“白专道路”……其间，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挺身出来，抵制“左”的错误。1961年，陈毅同志特为《中国青年》写了谈红与专问题的文章，大声疾呼：青年要关心政治，但应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学习文化知识、钻研业务上，要红专结合。1962年，邓小平同志谆谆告诫青年团要点点滴滴、精雕细刻地做思想工作。这实际上批判了思想工作中粗暴简单的不良倾向。但这以后，“左”的思想又甚嚣尘上了。《中国青年》也因此不敢多讲“专”，讲“红”也只能反右而不能反“左”。到了十年动乱时，**、“四人帮”更鼓吹什么“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知识愈多愈反动”。 《中国青年》也被批判为宣扬封资修的黑刊物。
　　然而，科学的观点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是扼杀不了的。“四人帮”终被粉碎，“左”的思想受到了有力的批判，宣传工作得到了拨乱反正。党的十二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互相渗透、互相促进。思想建设要分对象，逐步提高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温故而知新，在迎接《中国青年》创刊六十周年纪念日之际，以十二大的光辉精神来作对照，就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当初《中国青年》这两个宣传指导思想的正确性，也要求我们今后为贯彻十二大精神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