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磋琢磨　乃成美玉:切磋琢磨

　　中国是世界上用玉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玉器也是中国早期文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玉在中国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都占有重要位置，人们赋予其丰富的象征意义和多层面的文化内涵，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表现形式——玉文化。东汉著名的文字学家许慎所著的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对玉的定义是“玉，石之美者”，所以玉又称作玉石。
　　玉石是石中的高级质料，在自然界中稀少难得，其加工技术又繁难不易，所以早期人类并未大规模地加工和使用玉器。迄今所知，我国玉器的最初萌芽是距今70-20万年前的“北京人”用水晶制作的工具。不过，在整个旧石器时代，人类对玉石的加工和使用更多的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直到距今1万年前后时，由于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石器加工技术的进步，人类开始有意识的选择玉料、加工玉器，原本作为生产工具的玉制品，逐渐失去其实用意义，成为豪华的奢侈品。在新石器时代，玉器并非一般成员所能拥有，只有氏族公社内部的上层重要人物、氏族首领或宗教领袖，才能拥有这种高级的玉制品。而随着史前社会历史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分层的日趋明显，玉器逐渐成为财富、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具有了礼器的功能。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有两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是以发达的玉器著称于世的，即南方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和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而处在南北两大玉系中间的山东地区，虽然没有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那么发达，仍然表现出了自己鲜明的地域特色。
　　山东地区的原始居民加工和使用玉器，目前最早可追溯至北辛文化时期。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一件北辛文化时期的玉锛，通体磨光、表面光滑，器作长方形扁平体，平刃、偏锋，一侧留有残半的两面钻的穿孔。从形制判断，这件玉锛应是一件实用器，与一般石器处于同一地位。到大汶口文化时期，玉器数量明显增多，制作技术也有了较大进步，发展到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地区的治玉技术达到史前阶段的巅峰，不仅能做出器形较大的玉刀，也能对玉器进行刻划纹饰、镂孔透雕等精细加工。
　　总体上看，史前时期对玉器的加工要经过切、磋、琢、磨四个步骤。“切”即解料，就是用软性的麻绳、兽皮或者硬性的砂岩片、燧石片，配上砂粒和水，单向或往复双向或多角度，直接对玉石进行切割加工。“磋”即整形，就是将切割好的玉料，用石英、黑曜石、燧石的石片或石核等工具进行初步整形。“琢”即修治，就是用比较坚硬的石锤、石锥等在玉器表面敲击，以进一步对对玉器整形，然后用有韧性的木片、竹管、兽骨等工具配上湿砂对玉器进行研磨纹饰或钻孔。“磨”即整修与抛光，就是用坚硬的石片或木头、竹片等工具对玉器的表面进行磨平、磨细，然后用兽皮、树皮、麻布等直接对玉器表面进行抛光处理，使玉器表面形成光泽。在拥有精湛技艺的先民的精心制作下，山东地区的史前玉器出现了很多精品。
　　1959年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了一件黄玉铲，长17.8厘米，宽7.2厘米，厚0.7厘米，黄玉质，呈淡黄色，顶部弧状凸起，有一圆孔，通体磨制光滑，刃部锋利(图一)。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石器制作技术已经非常发达，对同时期的治玉工艺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出土的玉器中几乎都可以找到与其相同或相似的石质工具，这件黄玉铲也不例外。那这件玉铲是不是与石器一样用于农业生产呢?虽然玉的硬度很高，但是质地极脆，在具体使用过程中极易损坏，而且玉材极为难得，随着人们对玉的认识不断深入，玉质工具逐渐从农业工具中分离出来，成为礼仪用器，这件黄玉铲保存完好，没有使用过的痕迹，且厚度极薄，通体磨光，形制精美，可以认定它是一件礼器。这件玉铲最为人称道的是它的沁色与钻孔技术。经有关部门的鉴定，这件玉铲材料来自山东地区，其上有大片的黄色沁浮于表面，形似漂浮的云朵，像是刻意勾勒上去，以增添它的优美与神圣。沁色的形成与玉质、埋藏时间、埋藏土质都有密切的关系，这件玉铲的沁色与玉质搭配得如此协调，华丽而不显繁缛，自然形成的美感实属难得。新石器时代的玉器一般都为有孔玉器，有些是造型本身带的孔，如琮、璧，有些是为了穿绳佩戴而打的孔，因而在制造玉器时，穿孔技术不能不占有相当的位置，这一时期玉器的穿孔大概有这样几种：第一种是单面钻孔，系用石锥等尖状工具在玉器表面转动钻孔，孔径越来越小，纵截面为梯形，适于较薄的装饰品；第二种是对穿孔，较厚的玉器或筒状玉器穿孔一般采用这种方法，但钻出的孔不圆、不直，有时两面的孔还会出现不能完全对应的偏差；第三种为管钻孔，是用竹管、兽骨管等工具配上湿砂在要钻孔的位置往复旋转，逐渐穿透成孔。这件玉铲所用的钻孔方法就是单面管钻，钻出来的孔既圆又直，外径与内径几乎相等，没有明显的管钻螺旋纹，整体也打磨得光滑细致，实为不可多得的精品。
　　1963年，山东大学考古学家刘敦愿教授在日照两城镇采集到一件两面刻有纤细兽面纹的玉锛(图二)，现藏于山东博物馆。这件龙山文化时期的玉锛长17.8厘米，厚0.75厘米，刃部宽4.9厘米，通体抛光，光滑润泽，玉料呈墨绿色，因曾断为两截，上下沁色明显不同，上半段呈现乳白色斑，下半部分几乎完全被沁为乳白色。器作扁平长方形，背部平直，刃部稍宽，双面刃，一面刃的坡面较宽，应为主刃，另一面较窄，应为辅刃。上部近顶端两面皆以单线阴刻兽面纹样，以旋转形双眼和头上的特殊装饰为其特征，形象威严，线条纤细流畅，刚劲有力。这件兽面纹玉锛质地优良、做工精美，没有使用痕迹，礼器特征十分明显，因此也被称为“玉圭”，而其上阴线刻的兽面纹也被认为是商周时期青铜器上常见纹样饕餮纹的雏形。
　　1989年在临朐西朱封遗址发掘了两座龙山文化时期的大墓，墓中出土的玉器数量之多、制作之精美都是同时期的其他墓葬中所未见的，其中一件通体雕镂的冠状玉饰更是玉器中的精品，代表了龙山文化乃至整个史前时期玉器工艺的最高水准。这是一件双色双件嵌合的玉冠饰，由一件高约5厘米、宽约8.8厘米、乳白色半透明的玉佩形饰及一件长约18.4厘米的墨绿色圆柱体玉笄嵌合而成，全长23厘米(图三)。玉佩形饰整体镂孔透雕，以椭圆形、折角形、卷云形镂孔显示出双眉、双目、鼻、口，并饰以阴纹线刻，玲珑剔透，两面各镶嵌两颗绿松石小圆珠，从而使整个佩形饰显现出上部对称的分层卷云翘角的兽面形象；圆柱体玉笄通体有减地凸雕的竹节状弦纹，一端为尖状，另一端与玉佩形饰镶嵌在一起。出土这件玉冠饰的大墓中还清理出了大批精美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随葬器物，墓室中有一棺一椁，设有边厢。墓葬的规模之大、结构之复杂、随葬器物之丰富，在已发掘的山东龙山文化墓葬中也是首屈一指的。该墓的主人绝非一般的氏族成员，而应当是具有特殊身份、地位显赫、高居于当时社会组织上层的显贵人物，或许就是当时统治该地区的权力集团中的“王”，而这件玉冠饰就是王冠上的一件装饰物。
　　如果说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黄玉铲还具有实用性与礼仪性的双重性质的话，龙山文化的兽面纹玉锛与玉冠饰则已经完全脱离了实用工具的性质，成为一种纯粹的象征统治者威严与权势的礼器，这是山东地区原始社会的一大进步，标志着文明社会曙光的到来。
　　进入历史时期，伴随着青铜和铁器工具的广泛使用，人们的活动能力大大加强，寻找玉料的能力已经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玉器的制作技术更加精湛，用玉也不再是最高统治者的专属，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这时的玉器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自春秋末年起，随着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政权，从社会理念上大力提倡“以玉比德”的玉德思想，强调玉的可贵并不在于其外在美，而在于其内涵与人的精神世界能彼此相通，息息相关。许慎《说文解字》中记玉有五德，即仁、义、智、勇、洁。古人把玉当作修身的标准，当作反映美德的镜子。玉的坚致象征智慧，圆润象征纯洁，瑕疵象征真诚，玉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社会道德含义的特殊物品，充满了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体现了世俗对高尚人格的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