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走在人生边缘 浅论杨绛边缘性写作的缘由

　　摘 要：杨绛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作家和翻译家，她的成就涵盖了文学创作、文艺理论和作品翻译三大领域。就文学创作而言，无论是她建国前四十年代成就卓越的话剧创作还是建国后的散文及小说创作，都显示出杨绛卓越的创作才华。纵观杨绛的文学创作，杨绛似乎一直都在以一种边缘的姿态进行写作，这种姿态使她漠视功利性，避免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只从自己的真实性情出发，着眼人生的一般状况，希望能够接近人生真相，这种知不可为而不为的对自我力量有限性的把握，这份不肯俯仰世俗的态度，都贯穿于她一生的文学创作。
　　关键词：边缘；乐观；从容
　　杨绛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作家和翻译家，她的成就涵盖了文学创作、文艺理论和作品翻译三大领域。就文学创作而言，无论是她建国前四十年代成就卓越的话剧创作还是建国后的散文及小说创作，都显示出杨绛卓越的创作才华。纵观杨绛的文学创作，杨绛似乎一直都在以一种边缘的姿态进行写作，这种姿态使她漠视功利性，避免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只从自己的真实性情出发，着眼人生的一般状况，希望能够接近人生真相，这种知不可为而不为的对自我力量有限性的把握，这份不肯俯仰世俗的态度，都贯穿于她一生的文学创作。
　　一从社会环境来看，杨绛的文学创作都是远离时代主流的
　　在文学史上，杨绛无疑是一位边缘性的作家，这不仅因为她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和文学研究者，更是因为她的文学创作都是远离时代主流的。杨绛的文学创作并没有一贯的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幻而变幻，而是一直都追随者自己内心的心声，保持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以自己超而不脱的境界，去接近文学的本真空间。
　　抗战时期，杨绛在沦陷区上海创作了几个世态喜剧，如《称心如意》《弄假成真》等，不同于同时期的孤岛文学，杨绛很少提到当时的战争和上海这个大都市的繁华，而是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世态人情的喜剧”，作者冷眼看世情，以镜子的方式反观乱世中的丑人丑事，从而针砭世态人情，予人以警戒作用。《称心如意》描写了李君玉在失去父母后来到上海投奔亲戚时的遭遇。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君玉先后被舅母们借故送出了家门，舅母们一方面贪图君玉的廉价劳动，另一方面又担心会给他们家庭带来麻烦，剧末，历经波折的君玉总归还是得到了母亲的舅父徐朗斋的喜爱，找到了幸福的归宿。作品中的李君玉就是西方流浪汉小说中的主人公，作家竭力通过她被拒绝和被接受的过程将乱世中都市的世态人情巧妙的表现出来。《弄假成真》则将周大璋作为线索串联起上海这座都市中上下两个阶层的生活景观，作者对两个阶层的世态人情进行了全面观照，而其中作者刻画的锱铢必较、庸俗虚荣而又向往金钱的周母形象，使以周母为代表的小市民阶层第一次这样立体而又充满旺盛生命力地出现在文学舞台上，因而也成为了现代话剧史中非常独具特色的小市典型民。
　　**时期，在一片唏嘘控诉声中，杨绛依旧从容平静地写着大背景中的小插曲。在《干校六记》中，当所有人都在为**中所发生的灾难而鸣不平，愤然控诉时，杨绛的《干校六记》却写出了另一番味道。作为**那段历史的受害者，杨绛在《干校六记》中反而以朴素的笔触去描写了这一代人所切身经历过的事件，去重温那段逝去岁月中的思想流光。虽然作者对**时期那些冷酷的现实有所批露，但更重要的是作者让我们看到**伤痛的同时，更善于从中发现诗意与温暖，并且写得那么得淡雅优美，绘声绘色的冲淡了我们对那段历史的悲痛，反倒给我们以哲理的启示，让我们在困难中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这或许就是杨绛作品的魅力所在吧！如在《“小趋”记情》中，作者写了一只叫“小趋”的小狗，可爱又温驯，它陪“我”巡夜，又去迎接默存，在那个“人斗人”的世道，“小趋”和作者互相依存，确实让人感到存在于世间的一点难得的情味与温暖。而我们也从中看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高尚情怀，那就是在身处冷酷境遇时所体现出的存在的勇气——“虽九死而犹未悔”，更加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在《误传记妄》中作者的一段描写就令人感到隽永无穷，感慨不已。当“我”和默存走过菜园，回忆往昔时，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1]虽然当初回到祖国的选择让他们遭遇了**这场灾难，但是当给默存重新选择的机会时，他却依然选择回到祖国，这种对祖国的深情不禁让人动容。
　　而在《洗澡》这部与政治运动相关的小说中，作者却将这场政治运动虚化为小说的背景，对其进行了淡化处理，虚写带过。重点描写各类知识分子在这场政治运动中的人性百态，虽然**后描写知识分子的题材很多，但大多写的还是知识分子在政治风云中的挫折和磨难，而杨绛却独辟蹊径，写了知识界思想改造前后的人生百态：如余楠的自私虚伪，趋炎附势；朱千里的昏愦糊涂；许彦成的诚实率直；姚宓的娴静深沉；施妮娜的不学无术，爱出风头……而这其中以许彦成和姚宓的爱情为主线，这些都与同时期的作品不同。
　　当如今文坛沸沸扬扬、吵闹不清时，杨绛则若无其事的在那里清理私货。在《杨绛散文》卷首中，曾译到过英国诗人蓝德的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2]更加呈现出杨绛历经沧桑的浩然之气，而《我们仨》的发表更是让杨绛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为她带来了空前的声名。《我们仨》可谓是“中国式的追忆似水年华”，营造出堪称中国文学界“第一家庭”的温馨世界。这篇长文开头说：“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事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在聚聚。”[3]
　　在这个日益浮躁的中国文坛，耄耋老人的杨绛却怀着一颗宁静的心写出了《我们仨》这样的散文杰作，表现出夫妇、父母与女儿之间的挚爱，呈现出坦然、宁静，充满着幸福、满足，无疑给我们浮躁的中国文坛吹来了一股清凉之风。
　　二从作家心态来看，杨绛的心态也是使其处于边缘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从杨绛的出身和生活经历看，杨绛从小生活在一个极为和睦、充满亲情而又不乏风趣的开明家庭里。父亲杨荫杭系清末江苏省最早从事反清活动的人之一，也是民初著名的律师。杨绛的父亲对子女呵护有加，母亲也非常的开明，父母亲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融洽。杨绛说自己的父亲有个偏见即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不宜用功。杨绛在高中时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我”终于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我”某个字什么声。“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4]……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杨绛对生活总是抱着一种乐观、从容、平静的态度，即使是处于逆境之中，杨绛也怀抱着乐天达观的心态，从未放弃过对“人”和“人性’的关注和探索，并从中获得积极的力量，这就是杨绛喜剧精神的内核。如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杨绛描写道自己如何把自己要挂的牌子“精工巧制”，做好了还挂在胸前，互相鉴赏， 感觉感觉好像“阿丽斯梦游奇境！”在这样的环境中还能自嘲，
　　可见杨绛的乐观心态非同一般！[5]
　　其次，从杨绛自身的学识修养、人生经历来看，杨绛似乎将“隐身衣”哲学视为自己的人生哲学。杨绛在《将饮茶﹒隐身衣》中说：“世态人情比清风晓月更饶有滋味，可做书读，可当戏看。而且在隐身衣的掩盖下，还会别有所得，不怕旁人争夺……即穿上“隐身衣”之后，可以让人视而不见，见而无睹，然后逍遥自由。”[6]“隐身衣”哲学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精神自足，既包了对蛇阱世界的总体否定，也意味着对自我精神超越的可能性的肯定。
　　综上，正是由于创作的这种边缘性才使杨绛在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她的自由自由主义作家的姿态和努力，使她在重视功利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创下一片文化氛围浓郁、更加接近文学本真的空间，也正是这种特殊的价值才使得她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注释：
　　[1][2][4][5][6]《杨绛散文》杨绛著，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3]《我们仨》杨绛著，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2003.
　　参考文献：
　　[1]《杨绛文集》杨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杨绛评传》孔庆茂著，华夏出版社，1998.
　　[3]《杨绛散文》杨绛著，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