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足球事件”给我国体育危机处理的警示:足球直播免费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9328（2012）07-000-02　　摘 要 本文首先阐述了我国体育危机处理的现状，再以“埃及足球危机事件”为案例，分析这个体育危机事件给埃及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它产生的原因；本文旨在通过对“埃及足球危机事件”为我国体育危机处理提供一些警示。
　　关键词 体育危机处理 埃及足球事件 警示
　　“埃及足球事件”本是一起普通的足球骚乱，短时间发展成一起全球性媒介事件，给本不安定的埃及国内带去了诸多的负面影响，不得不引人深思，结合我国的体育危机处理现状，我们从“埃及足球事件”中得到一些警示。
　　一、 “埃及足球事件”及其负面影响
　　地处中东、北非地区的埃及近年来本是多事之秋，国内社会动荡不安，国际形势紧张。“足球骚乱事件”主要是指当地时间2月1日晚，在塞得港举行的一场足球比赛中，东道主马斯里队主场迎战来自开罗的劲旅阿赫利队，在比赛第75分钟时，阿赫利队的队长被罚下，主队最终以3比1的成绩爆冷击败阿赫利队。比赛结束后，双方球迷发生冲突并引发骚乱和踩踏事件[1]。本次骚乱导致多人致死、致伤，更是为国内外各大媒体提供了大肆报道的新闻点。泛政治化后的“埃及足球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小觑的。
　　（一） 加剧了埃及的政治动荡，国内社会更加不稳定。举世震惊的埃及塞得港球迷骚乱第二天，埃及国内对骚乱的反应已完全超越足球和事件本身。骚乱后，示威者聚集在埃及多个主要城市，抗议警方玩忽职守，对于塞得港体育场的骚乱事件处置不力[2]。
　　2月1日的足球暴乱，2月2日埃及人民议会就足球事件召开紧急会议，在讨论的过程中，不少议员要求总理詹祖里辞职。最后，总理罢免了塞得港省省长艾哈迈德?阿卜杜拉及塞得港安全局长伊沙姆的职务，并解散了足协[3]。这是一个体育领域的暴乱事件却影响到了埃及国内的政治格局，以及人事变动。这不得不让我们警示这一件体育危机事件给埃及带来的严重后果。
　　（二） 严重阻碍了足球的发展。埃及过渡政府总理詹祖里2日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讨论事态，塞得港省安全局长萨马克迅速被解职。詹祖里还宣布解散埃及足协，足协管理层将要面对接下来的调查。埃及足协先前已决定无限期暂停国内联赛[4]。
　　（三） 遏制了体育事业的发展。足球事业是体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埃及这个体育事业本不发达的国家来说，足球更是体育事业中的一个支柱。由于此次足球骚乱事件，不仅对埃及国内足球带来了致命性打击，同时对埃及国内体育发展也有着不可轻视的负面影响。就同足球一样，同国内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一样，埃及体育事业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处于低潮阶段。
　　二、 “埃及足球事件”负面效应的原因
　　（一） 地处中东、北非地区的埃及，受到茉莉花革命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形势动荡不安。任何一件危机事件都会引起波澜，影响到政治层面。英媒《太阳报》：“北非足球暴力事件近年明显增加，这或许与一年多以来该地区政治局势动荡有关。此次埃及球场暴力事件是1996年危地马拉踩踏事件（至少78人丧生180人伤）之后，全世界最惨痛的球场悲剧。”
　　（二） 埃及国际形势恶劣，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体育危机事件也极易被西方敌对势力借助媒体大肆造势，政治利用。西方的新闻观念，“坏新闻就是好新闻”，一场体育赛事本就吸引媒体注意，其中发生危机事件就更易被关注。媒体在体育危机事件中地处核心地位，首先，它能凸显危机并且放大危机。标题血腥、泛政治化，比如“黑色埃及，血色足球”、“埃及足球惨案和政治动荡有关”“足球骚乱刺痛埃及脆弱政治神经”等。新闻传播用语暴力化、夸张，比如美国《西雅图时报》描述说，“冲突将开罗变成了一个战区，弥漫着浓重的催泪瓦斯味道，街上散落着防毒面具和石块，埃及动荡朝向第二次大起义发展。当天下午，埃及文化部长递交辞呈，抗议政府镇压示威者。”第二，它能够定义危机。本次围绕“埃及足球事件”的报道，将普通的体育危机定义成政治危机，泛政治化明显。
　　“埃及足球事件”引发了全球媒体对其的关注，从以上各大媒体的报道角度来看，无一不将这个体育领域的足球骚乱事件泛政治化报道。一方面，渲染紧张气氛，全方位吸引受众眼球；另一方面，中东动乱的局势尤其是动荡不安的埃及是各种矛盾一触即发的地区，任何一样值得被政治利用的事件都会被西方媒体用来大做文章。
　　（三） 埃及国内体育组织对体育危机事件的应急预警能力不够。位于塞得港的埃及人队主场和埃及豪门球队阿赫利队本是宿敌，作为埃及相关的体育组织及主办方就应该提高警惕，加强安保，高度戒备以防出现球迷骚乱事件。这次足球骚乱的导火索来源于阿赫利球迷的一条侮辱性标语“塞得港队没有男人”，再加上互相掷石块导致双方不断升级。作为主办方的主管部门应立即启动安保措施，启动预警方案，及时有效的将火苗熄灭在萌芽状态。
　　（四） 埃及国内媒体的议程设置有待完善、要加强舆论导向。伯纳德科恩提炼了李普曼的思想，他认为新闻媒体远不止是信息和观点的传播者，在大多数时候，它在使人们怎样想这点上比较难奏效，但在使受众想什么上十分奏效，其实这就是议程设置[5]。据埃及《第七日报》的报道，“直至凌晨3时半，位于塞得港的火车站依旧挤满了人，救护车和民众苦苦等待着将伤员送走的火车，整个火车站就像一个弥漫着愤怒与号啕大哭的坟场[6]。”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埃及国内媒体对此的报道用语夸张、血腥，一个“坟场”的比喻将媒体的导向体现的淋漓尽致，舆论导向完全起不到安定人心的作用，反而令民众更加不安恐慌，加重整个埃及国内不和谐因素。
　　三、 我国体育危机处理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竞技体育成绩的突飞猛进，体育危机也与日俱增。如何应对体育危机，保证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的健康发展，是当前各级体育组织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从我国在处理各类体育危机来看，各方面还有待完善。比如“中国足坛打黑”问题，足协组织在名义上来似乎是一个社会团体组织，可在中国环境下，它属于体育局下属的组织机关，正是由于足协这样一个责权不分的特性，使法律对“黑哨”不能起到根治的作用。“黑哨”既不是贪污也不是受贿，收了别人的钱践踏了公平，却找不到依法惩治的依据。“黑哨”事件竟动用的是司法解释渠道，最后问题才算勉强得以解决[7]。再比如“王濛打架门”事件，第一时间将事件披露出来的不是相关部门的官方渠道，而是被微博广泛传播，影响巨大；另外国内媒体的泛娱乐化报道将事件的负面影响增至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