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_父亲阎又文与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1月22日，我们的父亲阎又文代表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举行新闻发布会，向翘首以待的中外记者们，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国共双方签署了“北平和平协议”，这座历史名城的命运将不再通过流血战争的方式来决定，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和这座文化古城将得以保全，北平的和平解放终于实现了。
　　众所周知，父亲是傅作义的少将秘书，同时兼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和总部发言人，是傅身边的重要幕僚，也是其最信任的人之一。然而，人们并不知道，他还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秘密使者，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
　　由于父亲的双重身份和与傅作义的特殊关系，即使解放后，他的真实身份也长期没有得到公开。其后父亲曾先后在多处军、政机关担任领导工作，但一直以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和高级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直到他去世35年后的1997年，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发表了长篇纪念文章《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父亲的真实身份和有关历史才第一次公诸于世。
　　投笔从戎，抗击日军
　　1914年7月6日，父亲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今万荣县荣河镇）郑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勤奋好学的他，先后就读于郑村小学、运城第二师范附属小学、太原并州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深得老师们的器重。在多位老师的资助下，父亲于1933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
　　山西大学始创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成立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一向以学术领先、思想进步著称。在大学期间，由于接触了马列主义著作和新思想，父亲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进步运动。1934年，父亲参加了进步组织“中外语文协会”。“中外语文协会”是由山西大学教授温健公、邢西萍（徐冰）、张友渔、杜任之及周北峰等主持，从事购买、翻译、出版及销售中外进步书籍（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宣传反帝反封，抗日救亡等活动的学术组织。其中，邢西萍、张友渔、杜任之都是资深的中共党员，其中张友渔和杜任之均系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邢西萍则是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重要领导成员之一。他们以教授为职业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父亲在该学会任干事并在学会创办的《中外论坛》月刊中担任编辑，同时在其所开的“中外书店”任副经理。
　　在此期间父亲阅读并翻译了大量中外进步书籍，撰写发表了多篇进步文章。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父亲曾撰文支持，并积极参加了太原学生声援北平学生的活动。1936年，他们接待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并在《中外论坛》发表了她的文章，结果遭到了阎锡山的封刊。同年红军东渡黄河后，阎锡山在太原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并到山西大学搜查，父亲躲到友人家中才逃过一劫。三年多的革命活动更加坚定了他的政治信仰。
　　1937年，正是父亲大学毕业的那年夏天，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父亲在太原听了彭雪枫、薄一波、程子华等人的报告，决心投笔从戎，奔赴抗日第一线。父亲辗转到达延安后，接受了邢西萍的建议，在晋西北参加了傅作义将军的抗日部队。其时，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傅作义将军积极与中共合作抗战，关系很好。而且继父亲之后，应傅的请求，延安又数次选派了一些共产党员和从“抗大”“陕公”毕业的学员到傅部工作。那时，延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傅作义将军抗战，加强傅部的政治工作，巩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底，傅任北路军总司令兼三十五军军长，驻守在晋西北地区，父亲进入傅的军政干校学习。因父亲是山西大学的毕业生，成绩优秀，表现出众，毕业后就留校任政治教官，后被派往傅的主力部队第三十五军任团政治主任。
　　1938年9月，父亲经中共特派员潘纪文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才华出众，文笔锋锐，处事干练，很快得到傅的赏识和重用。1939年春，傅作义亲令将父亲调任其私人秘书，同时任贯彻社（相当于政宣部）主任，负责抗战的政治宣传和动员，促进军令、政令的贯彻实行。父亲通过各级政工人员以及傅的机关报刊和基层连队建立的“奋斗室”，大力宣传傅所提出的各项规章和要求（如“四为”“四有”“四要”和五个一致的要求），并加以诠释和发挥，号召全体官兵坚决贯彻执行；大力宣传艰苦奋斗、团结一致和英勇抗战的精神，以此作为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及官兵抗战必胜的信心，增强了官兵团结和军民合作，为后来傅作义部队在抗战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39年下半年到1941年皖南事变，国民党当局掀起了两次反共高潮。在国民党高层的压力下，傅作义不得不将已公开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由于事出紧急，中共党组织来不及妥善安排，与父亲失去联系。与党失去联系后，父亲仍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按一名共产党员应发挥的作用进行活动。当初中共中央委员、八路军一二○师政委关向应给中央特派员潘纪文交代任务时说：在傅部“一不搞兵暴，二不搞瓦解、情报工作，唯一任务是广泛交朋友，善于在交朋友中宣传党的主张，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即使在抗战的中期和后期，傅部也是一心一意地抗战，没有像其他一些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那样与八路军和新四军发生摩擦和冲突，父亲也就按照党的团结抗战的政策，一心一意地辅佐傅作义将军抗战。父亲始终认为，无论从中华民族的利益还是从党的政策出发，这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正像董世贵在《阎又文与北平和平解放》一文中所写：“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阎又文没有进行党派活动，一直是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傅作义出谋划策，使傅部打胜每一仗。所以说在傅部与日军打的290多次战斗中，‘七七事变’后的每一仗，都浸透着阎又文的汗水、智慧和心血。在著名的收复五原战斗中，阎又文身先士卒，英勇作战，负了重伤，身上一直留有日军的弹片。”
　　经过八年患难与共的战斗生活，父亲不仅深得傅作义的器重和信任，被人称为傅的“左膀右臂”，而且由于二人的性格和人品都很接近，因而也成了亲密的朋友。同时，他平易近人、和善可亲、乐于助人，傅的许多部属遇有难题或有当面不敢向傅讲的话，通常都会找他帮助。父亲广交朋友，傅部的上上下下都对他敬重有加，这就为以后的工作建立了良好的人脉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