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美军战俘营 回忆我在美军战俘营的经历

　　我叫冯景良，1920年9月出生在山西省娄烦县罗家曲村（当时属静乐县）。我于1939年夏天参加革命，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曾任静乐县牺牲救国同盟会青年救国会宣传员、抗日小学教师。1948年7月参加人民解放军，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八纵队第二十三旅先后任文书、文化干事和团政治处青年股干事，参加了晋中战役、临汾战役和太原战役。我们二十三旅在临汾战役中英勇奋战，首先登城，被华北军区授予“光荣的临汾旅”称号，1949年4月24日打完太原战役后在太谷县整编为第六十军一七九师，我被调到五三六团二营五连任副指导员。1949年6月我们部队南下四川，参加了歼灭胡宗南残部和清匪反霸的战斗以及改编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工作，在懋功的一次剿匪战斗中我荣立一等功。1950年美国出兵侵占朝鲜，并且将战火烧到了我国边境的鸭绿江边。10月8日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当年冬天，我们六十军从四川北上东北，在军长韦杰、政委袁子钦的率领下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当时我任一七九师五三六团二营五连指导员。
　　1951年4月，我六十军在朝鲜伊川一带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在战役的第一阶段，我们打了大胜仗，完成了割裂美军第二十五师、土耳其旅、美军第三师之间的联系，西插釜谷里、东豆川里，断敌退路，协同兵团歼灭了敌人的主力。
　　在5月16日开始的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中，我们一七九师五三六团的一营和二营配合七一○师作战。一开始，我们打得很好，面对的是美军王牌军陆军第一师，我们连炸毁了美军的一辆坦克，活捉了四个美国兵，营长徐永绿和营教导员杜学贤表扬说：“五连打得好！给连长和指导员都报一等功。”但是第二天晚上，我们连突然和营部及所有上级机关都失去了联系，用步话机喊话好长时间都没任何回音。到傍晚7时许，我们才知道我连与整个七一○师全部被敌人包围了，我命令通信员到各排阵地通知全连结集待命，然后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对策。当时我们全连共有183人，连长叫郭启宏，山西临汾人。在支部会上，大家一致表示：“宁死不投降敌人，宁死不当俘虏，销毁文件，组织突围。”由郭连长带领尖兵排冲在最前面，由我带领其他同志断后。在夜幕的掩护下，我们急行军向前挺进。此时，敌人的机关枪、步枪和冲锋枪的子弹不断向我们射来，炮弹片也不时飞来。敌人的照明弹和探照灯的光亮，隔一会就要照过来。突然，前面传来话说：“连长牺牲了！”我立即命令副连长即山西运城人桑海天任代理连长，继续带领突击排前进。在突围过程中，我的双腿也被美军的子弹和炮弹片击中负伤，但当时自己并不知道，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当天色蒙蒙亮时，通信员周福云发现我负伤了，说：“指导员，你的腿负伤了！”当我注意自己的腿时，双腿已是鲜血淋淋，这才感到了剧烈的疼痛。周福云立即捡来战场上扔着的一个美军急救包为我包扎腿伤，在包扎过程中，周福云的脚部中弹也负伤了。当时我带着一支20响的匣子枪，周福云背着一支卡宾枪，我俩互相搀扶着前进。看到前面有一条河，我们决定把枪扔到河中，然后投河自杀。这时我们看到，满山遍野都是戴着钢盔的美国兵，“叽叽呱呱”地乱叫着朝我们包剿过来。当我俩跳到河中后，我当即就被河水灌得昏死过去了。可能是因为河水太浅，我没有被淹死。有四五个美国士兵进入河中把我俩抬出来，又抬到他们的汽车上，这样我在昏迷状态下当了美军的战俘。美军把我们拉到朝鲜半岛最南端釜山的一个美军战俘收容所。下了汽车后，在从车站到收容所七八公里的路途中，尽管有大批的南朝鲜士兵和美国宪兵押送，但在我们这支尽是拄着树棍的重伤员组成的队伍中，首先由朝鲜人民军战俘唱起了《人民军进行曲》和《金日成将军之歌》，我们志愿军战俘也唱起了《东方红》和《志愿军战歌》。敌人的皮鞭、枪托、木棒雨点般地打在我们身上，想让歌声停止，但是歌声随着打骂声却越来越响亮了。
　　在收容所里，有美国人、南朝鲜人和日本人组成的军医为战俘伤员做手术，他们大部分是实习医生，有许多伤员不是被他们弄死就是被锯掉腿、胳膊，造成终身残疾。我还算幸运，遇到了一位既讲道义、医术又高明的美国军医，他为我认真地做了手术，使我保住了双腿，但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半个月后我的腿伤好了一些，就被押上汽车转到了位于济州岛的美军第八十六战俘营。和我们同时被拉出的另一汽车上的志愿军战俘被送到了巨济岛的第七十二战俘营。
　　济州岛位于朝鲜半岛南端离海岸100公里以外的海洋上，现在是韩国极具代表性的旅游度假胜地，但在20世纪50年代，这里却曾是美国、南朝鲜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监禁、虐待和屠杀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战俘的人间地狱。在到处都有岗楼和美军士兵站岗的层层铁丝网内，我们每三四十人甚至50多人住在一个狭小的临时帐篷里，帐篷中间的地上挖了一条40厘米深的沟，沟两边潮湿的土地就是我们睡觉的“床铺”，每个人平均只有30厘米宽的地方，身底下铺着杂草，身上只盖着发给的一条旧军毯。吃的东西，开始是大米团，后来是带壳的大麦粒，每顿每人只有半小碗。一进战俘营我们就被换上了黄色的背上印有“P·W”字样的夹克服，即“战俘服”。我们曾经绝食拒穿。管理各战俘营的总头目是美军的杜德中将，站岗的看守全部是美国兵。八十六战俘营是个联队，共有两三千名战俘，下面有两个大队，每个大队有一千多人；大队下面有三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三四百人，中队下面是小队，每个小队有几十人。从联队到小队的负责人，全部是美军指定由战俘中的原国民党军队中被我军俘虏后参加我军的人员（即我们常说的解放入伍军人）担任。后来我们知道，这些人员中也有不少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利用所担任的“职务”，为掩护战俘营中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和同志们的安全做出过重大贡献，比如我们八十六联队的副联队长杨文华原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学员，他就是这样的人。但是，也有一些是地地道道的叛徒和败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台湾国民党当局给战俘营中投入了不少假战俘真特务人员。这些特务混在战俘营内与叛徒败类相勾结，同美军一起残酷虐待、迫害、屠杀志愿军战俘，最后还胁迫一部分志愿军战俘到了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