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穿越历史烟尘的“还原”与“解蔽”】 女主穿越真实历史美人

　　阅读南翔的作品，总是让我感到了一种对信念的执着和坚守，对历史幽微的触摸和反省。他曾集中笔墨创作了十几篇有关民国系列的中短篇小说，试图穿越激荡的历史的烟尘，重现生命的真实和再度凝视人性的善恶。近年来，他的创作重心又义无反顾地集中在“文革”题材上。从《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到《伯父的遗愿》，再到这部中篇小说《老兵》(载《钟山》，2012年第一期)，南翔似乎又开始沉迷于这种对历史的追溯。他就像一个探险者，带着深沉的思考和博大的“野心”，缅怀那些一个个曾经风起云涌，而今已渐行渐远的时代和个体生命的苍茫背影。
　　实际上，回望80年代至今的当代文学创作，“文革叙事”一直是萦绕着许多作家内在精神和情怀的一种挥之不去的牵挂或者情结。从最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历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世纪之交至今，许多作家，对“文革”的那段历史，都用心地倾注了他们各自的“再解读”。但是，我们的“文革叙事”，也许是因为政治文化制约下的创作心态和叙述基调的单一，迄今为止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大的文学影响和精神震撼。或许正因为此，“文革”叙事在今天已经开始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正如南翔自己所说：“现在写“文革”并不讨巧，首先是不讨杂志和出版社的巧。我的散文随笔集耽误了两年才出版，就是因为一开始要我把十几篇有关“文革”的散文全部拿掉。其次，是不一定讨读者的巧。”可见，“文革叙事”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极端敏感的文学区域，每当你拨动这根琴弦的时候，都不能不掂量隐藏在其中的有关时代和历史的巨大潜在文本。
　　从叙述的角度看，中篇小说《老兵》是质朴、简洁的。南翔似乎无意花费太多的笔墨在情节的铺排上，而是以宏大的视野将更多的关注，投向社会变革中个体生命的沉浮，探索、反思一个个小人物的命运是怎样的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南翔在谈到自己的“文革”叙事时曾说：“60年代的人，或者70、80年代的人都可以写那段历史，他们可以通过资料和想象来写。但是切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去写，心头的那种压抑和沉重可能要更甚一些。尤其是对人当时痛苦的心理状况，那种被剥夺、孤独无援和焦灼，都会贴得更近一些。所以我写出来也许会更沉痛。”显然，南翔的初衷就是真实地再现那段历史。他要用他犀利的笔削去一层层云雾般的遮蔽，透过历史和时间的镜像直抵事物的本真形态。
　　《老兵》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72年。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我”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在铁路上做装卸工。一次偶然的工伤使“我”与老兵结成了“忘年交”。这位曾是国民党中尉的老兵，成为了影响“我”人生最重要的人物。整个故事在“我”与老兵之间一个个催人泪下而又惊心动魄的细节中，缝合出了一幅残酷而真实的历史画卷。在那个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年代，一个简陋的矿石收音机，都会在这群装卸工中产生巨大的轰动。精神世界极度封闭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畸形的性饥渴。无聊的男人们每天晚上只能靠讲一些低俗的色情笑话来聊以自慰。欲望越是燃烧，压抑越是艰难而痛苦。终于，这种压抑找到一个精神和心理的双重突破口。我”与常思远、小虎、憨憨、小燕等文学青年带着狂热的激情创立诗刊《原上草》。正如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引论》一书中所指出的“我们相信在人类生存竞争的压力之下，曾经竭力放弃原始冲动的满足，将文化创造起来，而文化之所以不断地创造，也由于历代加入社会生活的各个人，继续地为公共利益而牺牲其本能的享乐。而其所利用的本能冲动，尤以性的本能为最重要。因此，性的精力被升华了，就是说，它舍却性的目标，而转向他种较高尚的社会的目标。”《原上草》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些热血青年性压抑、精神压抑曲折表达。在“肆无忌惮、挥斥方道的议论当中，我们感觉到了‘我思，故我在’，全身的细胞洋溢起冒险的冲动，全然不顾，危险其实就潜藏在我们身后。那是一种青春期生理冲动的曲抑反应?抑或，叛逆与飞翔，原本就是一群不安于现状的生命的宿命?”我想，南翔正是要通过这些源自生命本身的冲动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彰显出现实的残酷和对人性的戕害。不仅人生物性的性欲无法满足，而且人精神领域中将本能冲动转化为艺术形态的生命欲望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也就是说，无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那个时代提供给人们的都是白色的荒漠，枯萎是等待这些还未绽放出绚烂的花朵的唯一命运。
　　相比较近年来一些“文革”题材的创作，我认为《老兵》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能够将目光聚焦到那个时代最真实，人们却渐渐淡忘的一面。在近来的一些“文革”叙事中，作家往往淡化甚至隐去了“文革”背景，对“文革”做了抽象化处理。我想，倘若用充满同情的目光去关注那个时代，这样的目光自然就会流露出温暖、恬淡的一面。当然，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展示出高尚和美好，让善的光辉普照我们的心灵。但是，如果理想的光亮遮蔽了现实的黑暗，我们又如何去反思?如何去避免曾经的错误和悲剧不再重演?我觉得，还原历史、揭示真相同样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所应肩负的责任。正如南翔所说：“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使命去还原那段历史。现在太多的人遗忘了那段历史，包括一些过来人的很多阐述，我并不认可。他们那种怀旧是一种过滤性的怀旧，是出于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很多负面现象的痛恨，比如贪腐成风、不公平不正义、环境污染等等。我认为，对现实生活中的激烈批判，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到过去。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忘记过去，不仅要回忆过去，还要通过把那时候人们的生活和心理状态等多个方面表现出来，并回溯那些生活场景。”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给本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事件是必须要深入反思的。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之所以让无数读者为之感动、为之唏嘘，除了身体、性、生命之外，还有战争、屠杀和审判。在我看来，假如置换了“二战”这一时代背景，《朗读者》绝不会成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那么广泛影响的杰出作品。毕飞宇在读完《朗读者》后就曾感叹：作为一个小说家，我特别想补充一点，作为“文革”的第二代，我认为，中国文学关于“文革”的书写不仅不应当草率地结束，而应当重新开始。我认为，这一点恰恰与南翔的创作初衷不谋而合。当然，这种重新开始，不是对以往“文革”叙事的重复，而是在回首往事的时候用新的目光进行新的阐释。苏珊·桑塔格说过：“阐释本身必须在人类意识的一种历史观中来加以评估。在某些文化语境中，阐释是一种解放的行为。它是改写和重估死去的过去的一种手段，是从死去的过去逃脱的一种手段”历史是需要沉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被遮蔽的东西将变得日渐清晰，“解蔽”成为了反观过去、认识现在的必需，“还原”则可以坦率而坦然地拆解历史和政治的双重魔方。而当新的目光穿透了时间的间距，它无疑就担当起“还原”和“解蔽”最有利的工具。
　　我想，在《老兵》这部小说中，南翔超越了道德的评判。如果仅仅停留在道德的层面，那么老兵的临阵脱逃；“我”为了开脱自己对老兵的栽赃和诬陷；常思远对挺身而出、勇于承担责任者的妄加猜疑；等等，显然都有悖于道德准则。但是，南翔却用宽容、理解的态度包容了他们。道德与正义、赎罪与脱罪并不是小说的重心。道德的出现乃是基于生存竞争的压力，或者说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但是人类本能的冲动往往与道德纠结成克利特人的谎言。人的可能性和复杂性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值得肯定的是，南翔将这种展现建立在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之下。当集体意志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意识标签，个人所有的一切理念和情感最终都将臣服于这一意志。恰如被奉为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复兴的精神领袖的哈耶克所意识到的：“在德国产生了一种以纳粹主义为最高发展形式的思潮，推动这些思潮进行发展的人往往具有较高水平的道德素养和良好意愿。德国人之所以痴迷于纳粹主义，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性格中存在着本质上的邪恶，而是因为他们信奉了集体主义思想。”南翔不是在普适性的构架中来探讨人性的困惑，而是在人性的困惑中去反思一个时代的悲剧。
　　时至今日，所谓现代文明，已经将个体的“人”挤压到一个只有彻底服从规条和所谓集体意志才能够存活的境地。如果遗忘侵蚀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那么这种集体意志戕杀生命尊严的悲剧就会重演。《老兵》中最让我震撼的一个细节是黑皮的**。他睡觉说梦话的习惯，让他义无反顾地咬下了自己的舌尖。穿越文本，如同亲临，我仿佛呼吸到了“文革”期间那种阴郁、压抑、令人窒息的重金属的气息。我想，南翔是用自己的文学阐释去恢复、唤醒一个民族的沉重记忆。
　　梁海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