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理解 再历史·社会主义经验的视觉见证

　　如果对近30年的中国当代艺术进行考察的话，不难发现，政治性是早期当代艺术发展的主要视觉叙事特征。在当代艺术的视觉书写中图像记忆中的生命与政治恰恰构成了当代艺术史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词。特别是在图像时代全面来临之际，图像化的生存方式、表达方式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图像时代人类生存的境遇与现实关怀。而图像时代创作观念和创作手法的变化，特别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带有明显后现代观念艺术倾向的艺术创作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视觉表达方式，比如对红色经典图像符号的借鉴与利用，个人的视觉经验和历史记忆相杂糅所开发出的社会主义经验式的视觉表达方式，既展现出对历史的重新思考与反思，亦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切入。他们透过历史的图像再去对历史进行描述与回顾，在再现历史的同时，亦再现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又没有去还原历史，而是对历史去再发现与重新评价，实则是对历史的再创造。这又构成了与历史、文化、政治、社会、集体经验与个人经验相交织的多重历史语境，进而深刻地表现了中国当代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现实，回应了中国当下的变化。
　　社会主义经验的文化记忆及其文化表征，在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艺术理念深深地影响着出生于上个世纪50-60年代人的思维观念和表达方式，而这代人恰恰又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力量的主体。北岛和李陀在《今天》杂志“七十年代专号”的编者按中，着重说明了这代人对中国社会的意义。“我们这里说的一代人，是比较具体的，主要是指在70年代度过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一代人，这代人正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里成长起来的，这种成长的特殊性造就了很特殊的一个青少年群体，而正是这个群体在‘**’后的中国历史中发挥了非常重要和特殊的作用。”于美术界，一批艺术家以图像叙事的方式对他们的社会主义经验的文化记忆进行了历史的反思，如王广义、方力钧、马六明、陈文令、张培力、岳敏君、武明中、南溪、袁晓舫、傅中望、薛松、魏光庆等。这些艺术家之所以能构成一种文化现象，也源于他们个人艺术历程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进程而发展的。他们以自我差异化的视觉表达，和多元、丰富的个人叙事，成就并发展着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的镜像。他们的命运，他们的经历，抑或说他们的视觉讲述无疑是和这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透过这些艺术家不断变化的视觉景象背后，也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结构的转型所带来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变化。
　　探寻这些艺术家的发展行迹，不难发现，两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和“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则构成了他们视觉叙述的主要路径。在他们的视觉叙事中所呈现的对历史的反思，文化的批判，特别是充斥其间的社会主义经验的生存方式和文化记忆，则唤起了一代人共有的集体记忆。但难能可贵的是，弥漫其间的精神召唤，文化的重建与利用，都市化进程中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困惑，昭示出他们的历史使命与文化关怀。在他们视觉表征的背后，他们有意识地建构了自我的图像体系。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在对传统进行批判和扩充。应该看到，在当代视觉文化体系中，这些艺术家们以各自独有的视觉语汇，在表现自我、彰显自我的同时，也把对当代社会与艺术人生的激情思考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王广义的《大批判》已然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标志性语符，“**”式的图像表征和当代社会消费符号的重构，让我们深深地思考政治性对艺术、对人性所带来的那种无法抹去的记忆。方力钧作为玩世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他的视觉图式彰显出一代人的无聊、肤浅、苦闷、彷徨，这恰恰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精神困惑。他的颠覆性强烈的个性特征，及个人经验的内心体验，无疑成就了这代人的光荣与梦想。马六明最早以行为方式进入当代艺术界，并确立了自我独特的鲜明的艺术图式，在其图式背后，实则隐含着是对生命、政治、欲望的一种表达，近期则以架上油画的方式作为表达自我对当代艺术与社会人生的一种思考。陈文令以草根的立场、社会边缘人的文化身份和底层叙事的文化关怀，为当代艺术界带来了“小红人”、“幸福生活”、“英勇奋斗”、“紧急出口”、“中国风景”等叙事母题。南溪则智慧性地将摄影、图像通过笔墨转换到宣纸上，它的视觉图式带有一种非绘画性的数码成像风格，数码网点取代了传统的水墨话语，又被人称为“南氏晕点”。
　　张培力是中国大陆最早做录像艺术的，他的视觉方式伴随着社会进程的转型与发展不断变换，但每一次变换都透露着一股极强的创新欲。他的激情和想像及对历史与文化的认知，也使他总能适时把握住这个时代的敏感神经。岳敏君选择《开国大典》作为自我在艺术上的一个突破口，这也源于他的一种独特的政治判断力和敏锐的艺术感知力。
　　武明中虽然仍以传统的写实语言作为自我视觉表达的特征，但在写实表象背后，也凸显了他近一阶段的浪漫想像和激情思考，视觉表达仍沿袭了他的关于“易碎”概念的思考，并且适时地回应了一种回归传统的文化热潮。袁晓舫着力在探讨自我的个人经验与社会制度对抗的一种方式。知识是在《早读》的重复训练和不间断的实践中体现出了同权力及整个社会控制体系的关系，这也印证了福柯的一种观点，即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不同时代都被严格地通过各种制度和仪式的规定而被社会化和文化象征化。
　　傅中望的《物以类聚》则凸现了他近一阶段的思考，再一次彰显了他充分驾驭材料的天分，当吸铁石锈钢板、钳子、斧头、钥匙、镰刀，多种生活现成品以一种分离散乱和不确定的方式进行组合时，融入其间的诗性与才情、学问与思想、人生经历和生活记忆便多角度散发出来。薛松的视觉表达带有很强的波普特征，重构、并置、碎片化的历史记忆，同时，也传达出历史的碎片化这一文化特征，薛松的视野是开放的，弥漫其间的既有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思绪，亦有对当代文化的一种渴望，还有对于激变的动荡的国际局势的一种冷眼旁观与忧虑，但时空的穿越，地域的穿越，不同的文明方式的碰撞，特别是注重历史记忆，尤其是社会主义经验的一种视觉记忆与图像叙事方式，更为薛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来源。
　　魏光庆带给人们的《对照—朱子治家格言》，不仅凝聚着他的创新的激情与不懈的追求，带给人们的更是在经典、传统与当代、社会人生、道德规范与艺术之间的不断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