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之困|中国留学生迟到

　　美国特拉华大学新学年伊始，几十名新生走进了国际学生中心的大厅。很多人穿着时尚的暗色牛仔裤和漂亮的运动鞋；一些人安静地玩着智能手机，另一些人则在热烈地交谈着。然而，如果一个美国学生要想偷听这些学生的谈话会相当的困难，因为这里除了一名满脸茫然的哥伦比亚学生之外，所有其他的学生都来自中国。
　　
　　来自上海的范逸苏便是其中一员，到达特拉华大学的当天他说自己兴奋地无法入睡，整晚都在期待着英语语言学院的新生入学介绍会。同几乎所有特拉华大学的中国学生一样，范逸苏收到的是有条件的录取通知书，也就是说，他只有通过英语课程之后才能正式开始大学生活。他打算主修金融，毕业之后回家到父亲的建筑公司工作。他戴着时尚的黑框眼镜，脖子上挂着一条雕刻着中国龙的项链。范逸苏说，他之所以选择距离家乡7000英里之外的大学上学的原因是“美国的教育水平非常高”。很多中国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这也是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数量三年之内增长了两倍的一部分原因，而中国留学生如今已经成为美国院校中最大的外国学生群体。尽管韩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多年来也向美国输送了大量的留学生，但是中国学生申请人数令人吃惊的增长还是在各大美国高校引起了轰动。很多设立了专门的英语语言课程的大型公立学校特别喜欢中国学生。比如特拉华大学，在那里就读的中国学生从2007年的8人提升到了现在的517人。
　　这些学生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迅速崛起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能够支付昂贵的全额学费，对于最近几年一直面临着严峻的预算赤字的美国大学来说，这无疑是天赐宝藏。这种情势乍看之下是一种大学和学生双赢的局面，但是仔细观察之后你会发现，事实并不如想象中的完美。
　　美国的大学渴望保持多样性并且提升其国际吸引力，因此它们纷纷从中国招生。中国学生在报考国内大学时要面临极其激烈的竞争，而迅速发展的留学咨询行业为这些学生们提供了很多到美国留学的机会，因此中国出现了一股留学热潮。美国大学里的招生负责人和顾问们表示，他们收到了很多不真实的申请材料，这意味着学生的个人陈述（通常是由代理人写的）和口语成绩不能反映学生的真实情况。美国大学刚刚进入中国市场，它们还在努力地试图分辨出优秀的申请人和“过于优秀”的申请人。在美国课堂上，英语能力有限的中国学生们努力想要跟上讨论的节奏。尽管他们总是很努力，但仍然还是赶不上美国同学的水平，有些教授说他们不得不为此改变教学的方式。虽然美国大学并不擅长在面对复杂局面时进行调整，但如今它们正在尝试一些让学生更容易适应大学生活并且能够解决申请问题的新策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中国顶尖中学之一）的副校长兼国际部主任江学琴说：“美国的大学不高兴？这是因为中国的学生跟家长都不高兴。什么都不会改变，除非美国的高校将必须讲明的一切向学生和家长解释清楚。”
　　唐文婷很喜欢笑，她听“红衫军乐团”（The Red Jumpsuit Apparatus）和Ok Go这样风格激烈的摇滚乐队，她在自己的Facebook上将自己描述为“非常非常搞笑”、“非常非常严肃”。唐文婷是特拉华大学国际贸易管理专业的三年级学生，虽然她的英语并不是很完美，但她说话时却很自信。她并非一直都这么自信，当她申请特拉华大学的时候，对自己英语的评价是很糟糕。
　　唐文婷是在上海读的高中，当初申请特拉华大学的时候她并不确定自己能获得录取资格，毕竟特拉华大学是一所拥有21000名学生的公立大学，申请成功的概率也不高，还有美国副总统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这样的杰出校友。唐文婷的妈妈希望她能进入美国的大学读书，因此她们拜访了十几个出国留学的中介机构，耐心地聆听他们的承诺和成功案例。她最后选择了一家建议唐文婷去特拉华大学的代理机构，这家机构帮助唐文婷完成了入学申请，他们在整个过程中给她指导，不然唐文婷一定无法独自完成那些繁复的申请程序。由于唐文婷的英语水平还达不到写个人陈述的水平，所以这家中介机构的员工用中文问她问题，然后为她写了一份英文申请，这份入学申请的服务费用是4000美元（入学考试还要另交3300美元）。
　　虽然现在她已经能自己用英文写作，但当初确实是留学中介帮她写出了一份超过她当时水平的个人陈述。不管怎么说，这份申请达到了它的目的：她被特拉华大学录取了，在开始大一的课程之前她学习了六个月的英语语言。至于让留学中介帮自己写个人陈述的事情，她认为那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决定，她说：“那时我的英语可不如现在这么好。”
　　根据爱荷华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大学招生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文章，大多数就读于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都寻求过中介机构的帮助，帮助他们完成整个申请的过程。很长时间以来，留学中介在将中国的学生送往国外读书方面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当时中国禁止美元流通，只有留学中介能够弄到足够支付学费的美元。留学中介的专家说，他们能够提供代理申请之类的重要服务，包括那些用英文书写的需要频繁打印的申请资料，为学生虚构一些兴趣爱好和课余活动（中国学生通常没时间做这些课余活动），并帮学生代写个人陈述（很多学生从来没写过个人陈述）。在一个高中很少有辅导员的国家，从辅导员那里寻求留学建议没有任何意义。很多中国学生和家长都以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是官方排名（美国没有任何官方的大学排名）。
　　尽管留学中介的个人申请大部分都是正规的，但欺诈行为也还是时有发生。北京一所高中的行政主管说，曾经有中介机构伪造了其学校的信纸，篡改成绩单并伪造了学校出具的推荐信，该学校却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一名学生家长给学校打电话抱怨说学校怎么连出具资料也要收费时，她才意识到这个问题。詹姆斯·E·刘易斯是堪萨斯州立大学国际招生部门的主管，他说自己曾经收到了一大堆明显是由同一个留学中介机构提交的申请材料，因为尽管申请的学生来自相隔很远的中国城市，但所有的申请费用都是由同一家银行的分行转账的。他还说，那些申请中有好几份成绩单上的成绩都是完全一样的。
　　Zinch中国是一家向中国学生推荐美国高等院校的咨询公司。去年，该公司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是根据与250名留学美国的北京高中生及其父母、十几家留学中介和招生顾问的访谈记录做成的。Zinch中国在报告中总结到，90%的中国申请人提交了不实的推荐信，70%的中国申请人的个人陈述是代理写的，50%的中国申请人修改了自己的高中成绩，10%的中国申请人展示了虚假的学术奖励和其他成就。这份报告预测，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前往美国留学，“申请欺诈潮”只会变得更加糟糕。
　　汤姆·梅尔彻是Zinch中国的主席，同时也是该报告的作者。他说：“这并不仅仅是中介机构的错，事实上，这些欺诈是应学生和家长的需求而生的。”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如今很多的大学生都是独生子女，因此他们刚刚富裕起来的父母们（很有可能还有他们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们）为了他们的成功投入了巨大的教育成本。澳际教育集团是一家立足于中国的大型高校咨询企业，在它提供的服务中，最受欢迎的就是保证入学的打包服务：为学生申请五所大学，如果这五所大学都没有接受申请的话，它们就会向学生的父母退款。北京澳际教育集团美国招生部的工作人员凯瑟琳·欧赫尔说：“当学生的申请没有通过时，家长们会在大厅里闹事，他们不要退款，而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去常青藤联盟的学校上学。”
　　在应试文化盛行的中国，学生们将高中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准备高考上，而每年一次的高考是学生们进入中国大学的唯一通道。所以，那些想要求学美国从而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为美国的SAT考试和托福考试做准备的学生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退路的。
　　爱荷华州立大学招收了1200多名中国学生。帕特里夏·J·帕克是这所大学招生部门的助理主管，她说，曾经有中国的学生骄傲的告诉她自己记住了数以千计的英语词汇，但这些学生在面对问题时却只能做出照本宣科的回答，他们依靠总结出的考试经验猜出了正确的答案。
　　她曾经见过有的学生在一个暑假之后托福成绩提升了30到40分，但是口语能力却没有显著的提高。她说：“学生们都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他们觉得自己的目标是通过考试而不是提升实际的英语能力。他们为了考试而学习。”帕克准备与美国教育考试中心取得联系，她认为这家在招生季节负责调查可疑分数的非盈利性机构应该做出改变。
　　去年年秋天，在堪萨斯州立大学，几个中国学生出现在了课堂上，但是他们的样子却与前几个月参加托福考试时拍摄的照片不一致。美国教育考试中心随后采取了专门的防范措施，比如收集笔迹样本从而减少学生雇佣他人在中途休息之后代替他们考试的机会。如果作弊一旦被教育考试中心发现，考试成绩将会被取消，但是教育考试中心拒绝透露作弊发生的频率和地点。堪萨斯州立大学也没有对惩戒性措施做出评论，而是却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起草处理托福考试中作弊的政策。国际招生部的主管刘易斯说：“在美国，我们很难判断哪些是舞弊的。”
　　不久前，在特拉华大学纽马克校区的迎新介绍课上，英语语言学院的院长斯科特·史蒂文斯站在几乎挤满了人的剧院舞台上，他身后的大屏幕上播放的是一张两个白人大学生坐在课桌前的照片。男同学正俯身偷看女同学的试卷。史蒂文斯博士用谦和但带有警告意味的语气对主要是中国学生的听众们说：“你们所有人都非常聪明，但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对地方。”
　　自从1982年以来，史蒂文斯博士就一直在英语语言学院工作。在过去的几年间，随着学生人数日益膨胀，英语语言学院也随之有了很大的发展，拥有了自己的主楼，另外，教室的空间也扩展了。史蒂文斯博士现在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他也为自己颇受好评的学院感到骄傲，而且他非常关心学生。他向学生们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并且告诉同学们可以在需要他的任何时候给他打电话，甚至在半夜也没问题。
　　
　　但特拉华大学面临着中国学生人数从几个人增长到几百人的挑战，史蒂文斯博士对这个问题非常坦诚。在学校守则的前几条中就有反对剽窃的内容。史蒂文斯博士记得曾经有一名学生背下了四条维基百科的条目，因此做出了非常优秀的课堂论文——如果善加利用的话，这会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才能，但是中国来的学生通常很难理解美国对知识产权概念的理解。（史蒂文斯博士表示，由于语言课程中的导师倾向于在课堂中解决剽窃问题，因此正式的纪律处分并没有因中国学生到来而激增）。
　　就像对原创作者的认识受文化的影响一样，关于权威的观念同样也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史蒂芬博士说：“这不仅仅是语言和文化的问题，而且还与政治因素有关。中国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与美国处于敌对状态，因此他们对于美国的描述并不是很正面。如果一个人人生的前18年是在中国度过的，那么当他遇到究竟该相信谁的问题时，他们会相信自己人，他们尤其不会相信我们。”
　　史蒂文斯博士说，有些大一新生不愿同随机排序的美国同学住在一起，即便交了住宿费但还是在校园外租房子住，这违反了学校的规定。此外，他们还很少参加学院的活动。在今年夏天举行的一次聚会上，只有10个中国学生参加了这个有来自40个国家的近400名学生参加的聚会。据史蒂文斯博士说，中国的学生们不愿意留在学校顾问为他们分配的班级里，他们频繁地换班以便与他们的同胞们待在一起听课。
　　珍妮弗·格雷根-帕克斯顿博士便是这些顾问中的一员，她是商学院学生顾问办公室的课程协调员。她对于中国学生的彬彬有礼印象深刻。他们会给她和其他教授带一些小礼物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不久前她还收到了一把折扇、一条项链和一条丝巾。她并不对中国学生们希望跟其他的中国学生待在一起的想法感到惊讶。她说：“即使有中国学生想要摆脱这样的群体束缚，他们的努力也不一定会得到热情的回应。”
　　市场营销专业的唐文婷回忆起了在一门课上，教授只听美国学生的问题，故意不理会她提出的问题。另外，在社会学课程的小组项目中工作时，她也受到了冷落。她说：“他们（外国学生）假装欢迎你，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这样的遭遇让她难以忘怀。她说：“我一辈子都会记住这些遭遇的。”
　　去年，肯特·E·圣皮埃尔教授的中级会计课上有35名学生，其中17名来自中国。两周后，18个美国学生中只有3人还在坚持上课。为什么美国学生离开了？圣皮埃尔教授回忆说：“他们说课堂太安静了。”自认为秉承了20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精神的圣皮埃尔教授也表示，虽然他自己完全赞成校园的多样性，但是“沉默的中国学生”将对学校带来非常致命的打击。
　　在亚洲的很多学校，课堂上互相交换意见的热烈讨论并不常见。正如圣皮埃尔教授指出的一样，如果把美国的学生放在中国的课堂中，那他看起来无疑就像是一个话痨。
　　尽管对于美国的课堂风格并不熟悉，但是在特拉华大学，中国学生的平均分与其他学生相比并不落下风。这从某种程度上反应了中国学生在数理分析能力上的高超天赋，这种天赋使得他们在像商务和工程（中国学生最喜欢这两门课程，另外，在这两门课程中，是否精通英语不是那么重要）这样偏数理的课程中占据了有利的位置。事实上，一些中国的学生优秀到完全能够在美国最好的大学中觅得一席之地；2010至2011学年，哈佛大学录取了约40名来自中国的学生。
　　但是有些教授抱怨道，为了适应中国学生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教学方式。现在，在考试的时候圣皮埃尔教授会要求所有学生把书本放在教室前面以防作弊，这种预防措施在他之前20年的教学生涯中从来没有实行过。他的课上，出勤率占总成绩的比例也在相对减少，因为有一些外国学生因为中国学生到来变得不再喜欢去上课。在过去，他会要求自己的学生每学期做两到三次自我展示，如今他只会要求他们做一次。他说：“我曾经听美国的学生说他们听不懂中国学生自我展示的内容，这让他们感到很无聊。”
　　罗伯特·施韦策是金融与经济学教授，他在使用一些十分基本的术语词汇时常会感到忧虑。施韦策博士说：“曾经有学生对我说‘我不明白‘升序’的意思’。他们做错题的原因是没听懂我教的内容还是没听懂我说的语言呢？”
　　教授在尽力地理解学生，反过来也是如此。马达明正在学习的是被语言中心称为衔接课程的课，这意味着尽管他还没有完成语言课程，但是他的英语水平已经好到能够开始正常上课了。马达明非常渴望在美国学习，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怀揣这个梦想了。现在，他认识到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学术差异。马达明说：“中国所有一切都是抄袭的，我的同学会花两个小时写出一份25页的论文，然后得到优秀的评分。”他在上美国大学的第一堂课时感到非常紧张，尽管那堂课是对中国古代史的介绍，几周之后他还在同语言障碍做抗争。他说：“我能明白70%的内容，但是在细节和词汇的理解上仍有问题。”
　　
　　很多来特拉华大学上学的学生希望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对英语课程的学习，但是最终却在语言学院花费了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而且每八周就得支付2850美元的课程费。小徐和小丁已经在特拉华大学上了一整年的英语课程了。他们的英语往好里说也只能达到勉强交流的水平。小丁说自己向一个代理支付了3000美元来帮他准备入学测试，填写入学申请和撰写英文的个人陈述。个人陈述上写了些什么？小丁早就已经忘记了。小徐刚刚完成了英语课程的学习，如今已经开始学习大一的课程了。而小丁还没有通过最后的测试，他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开始大一的课程。
　　语言课程班级中大约有5%的学生在开始大一的课程之前选择了退学。张成坤是特拉华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前任主席。他说：“曾经有几个同学向我抱怨，他们认为英语语言学院的课程不过是在骗他们的钱。”
　　特拉华大学一直都在推动招收更多的外国学生，因为这是该校校长帕特里克·T·哈克提出的“走向卓越”计划的一部分。5年前哈克博士来到特拉华大学时，该校只有不到1%的大一新生是国际学生。他对于多样性给课堂带来的挑战有着直观的认识，因为他每年都会给大一新生上一门课程。他说：“他们是非常好的学生，努力地学习适应美国的习语和美国的文化。”哈克博士说他知道并不是所有中国学生的申请都是真实的，但他同时也指出，这不仅仅是特拉华大学，而且还是其他很多大学都在努力克服的问题。然而哈克博士并不同意特拉华大学在中国努力招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钱这样的观点。他说：“来自新泽西州的学生也得付钱。我们真正考虑的的确是学校的多样性。”
　　尽管如此，特拉华大学的大多数国际学生都是来自中国，该校的招生主管路易斯·L·赫斯说，他正在努力改变这种不均衡的状态。特拉华大学正在尝试打入中东和南美市场。
　　对于那些想加速全球化的大学来说，中国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招生地。当俄克拉荷马基督教大学打算从国外招生时，专门雇佣了三名招生专员。俄克拉荷马基督教大学的国际课程主管约翰·奥斯本说：“我们决定将中国作为目标市场，因为它是一个如此之大的国家。”如今，这所2007年招收了第一名外国学生的学校拥有了250名海外学生，其中四分之一来自中国。
　　事实上，在中国打开招生大门的美国大学所期望的是持续而稳定增长的学生人数，但它们得到的是井喷般的人数剧增。去年，俄亥俄州立大学收到了差不多2900份来自中国的本科就读申请。曼荷莲女子学院招收的中国学生完全可以组成一个大一的班级。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外国大学咨询会吸引了超过30000人参加。
　　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让美国的大学难以驾驭，甚至是望而却步。尽管很多美国的大学同中国的大学建立了长期的联系，确保了研究生层面的交流，但是大多数美国的大学并没有与中国的高中建立牢固的关系。当只有很少的优秀学生出国读本科时，美国的大学很容易就能将目标集中在少数精英学生上，但如今这些大学的招生人员必须在数千名高中生里找到一个合适的学生。这对每年只访问中国一两次的美国招生人员来说非常困难。
　　
　　包括特拉华大学在内的许多大学因此雇佣了海外代理，这是在美国国内招生时明令禁止的方式，因此成为了美国高校招生咨询协会的讨论重心。尽管海外代理代表着美国的院校在咨询会上推销自己并且征求申请，但是却无法保证院校知道申请的来源，也不能确定申请人成绩和分数是真实的。
　　对于那些已经在中国开始行动的美国院校来说，一个日益凸显的问题是美国的院校在尚未真正弄懂的时候就进入了中国的市场中。不久之前，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教务长联系上了Zinch中国的汤姆·梅尔彻，他想招收250名中国的学生。梅尔彻问他原因，教务长说他的学院面临着庞大的预算赤字。为了填补赤字，学校需要能够支付全额学费的国际学生，而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学生。对此，梅尔彻评论道：“你认为是预算紧缩推动了大学匆忙的全球化吗？事实确实如此。”
　　如今，特拉华大学的官员们正在尝试新的策略。他们开始实行一个全新的计划，将中国的学生与其它国家的学生配对，同时在导师的帮助下让他们轻松地过渡到美国的学术生活中去。除此之外，英语语言学院为那些课堂上有中国学生的教职工开办了研讨会。其他学校也在重新思考它们对待国际学生的方式。坐落在印第安纳州的瓦尔帕莱索大学开始为留校察看的国外学生提供特殊的课程，为他们提供英语和学习技能上的额外帮助。
　　
　　同样也有很多方法能够改善招生的过程，其中包括与申请人面谈，从而对他们实际的英语能力做出评判，并且发现更多考试分数之外的学术能力。少数几所大学，其中包括弗吉尼亚大学，会让校友和学生对申请人进行面试，有时候会在原籍国进行，有时候会通过视频电话进行。国际教育交流协会是一家非营利组织，如今开始提供面试服务。这样的变化得到了一些教育家的欢迎。北大附中的江副校长相信，面谈能够让美国的院校更准确地了解到学生们进入美国课堂前的准备状态。
　　有些大学，也聘请了海外的评估人对申请人的成绩单进行审查，或者在中国开设办事处聘用能够发现不真实申请的当地员工。但是，考虑到申请数目的庞大，对每一个申请人进行面试和全面的评估将会是一项极其繁重且昂贵的任务。
　　对于像史蒂文斯博士这样近三十年来一直都在同外国学生打交道的官员来说，中国的大学生就像是他如今还在尝试破译的密码：“我们如何与他们取得联系？我们又该如何录取他们？这是一直让我夜不能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