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失衡很辣手,“首关”考起新特首】贫富关在 人我山立

　　最近，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了用来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显示香港目前出现了40年来最严重的贫富差异情况。香港目前贫穷人口有50万人，有11万人甚至还住在一平方呎不到的笼屋中。如果计算财产收入，更怵目惊心，最有钱的一成人，掌握着超过四成财富；最穷的一成人，却连财富的1%都没有。贫富失衡，成了港府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7月1日，梁*英就任香港特区第四任行政长官。新一届政府表明，将以扶贫为工作重点。除了马上着手落区去体验民情外，将推出包括重设扶贫委员会在内的多项措施。据此，梁*英和新一届政府对扶贫工作的重视可见一斑。
　　基尼系数 冠绝发达城市
　　根据用来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基尼指数，小于0.2代表绝对公平，大于0.6代表差距过大。目前，据香港政府统计，中国内地为0.55、美国为0.45、中国台湾为0.342。这份《主题性报告：香港的住户收入分析》显示，香港的基尼系数基数本就不低，在过去10年间更持续上升，由0.525上升至0.537。香港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富悬殊问题日趋严重。同时，香港的基尼系数10年的升幅高于其他先进经济体系，冠绝加拿大、英国、新加坡等地，较10年前上升了0.012，创下历史新高。
　　每个地区有各自不同的现实问题，但对于香港而言，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已到了危险关头。按联合国相关组织的定义，基尼系数若超过0.4已被视为“警戒线”。超过这条“警戒线”，容易引起社会阶层的对立从而导致社会动荡。目前全球基尼系数最高的地方是非洲的纳米比亚。作为发达城市，香港已成为发达国家及地区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
　　此外，《香港的住户收入分析》报告还指出，在全香港236万多个家庭中，最低收入的一成住户每月收入的中位数只有2070元，较10年前下跌两成半；相反，最高收入的一成住户每月收入中位数却较10年前上升近两成，达到9.5万元。两者相距亦由10年前的27倍，进一步拉阔至近45倍。与此同时，月入少于4000元的低收入家庭亦大升5.9万多个，至22.6万多个，比例由10年前的8.1%，增加至9.5%；而收入逾4万元的富裕家庭则增至近54万个，比例由18%激增至约23%。
　　还有机构在亚太地区10个城市进行居民收入调查，以网上问卷形式访问5000多名来自亚太区包括香港、北京、首尔及新加坡等城市的人，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已成为亚太地区内的“悲情城市”，81%受访港人预计香港未来10年贫富悬殊会加剧，20%受访港人估计届时收入将变差，这一数据比竞争对手新加坡高6%，更较上海高出17%，悲观程度仅次于东京及首尔，排名第三。
　　简单措施 难达扶贫目标
　　香港回归15年，经济增长强劲，各方面发展均取得瞩目成就，但不争的事实也摆在眼前：全港的贫穷问题长久以来一直没有获得真正有效的解决。作为世界最富有的城市之一，香港坐拥近万亿储备，每年政府开支高达数千亿元，仍然会出现如此日渐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实在令人费解。
　　平心而言，扶贫工作并不是在新一届政府才受到重视。回归后，三届港府似乎都看到此问题的严重性，并曾作出多次努力。董建华曾以多个“委员会”、“派糖”形式扶助弱势人群； 2005年，曾荫权专设一个由25人组成的“扶贫委员会”，推出了成立类似“儿童发展基金”等措施，稍有成效。虽然该委员会2007年停止运作，但到了2010年，曾荫权再度设立“关爱基金督导委员会”，进一步落实扶助低收入人士的措施，受到各方好评。
　　回顾这段香港“扶贫史”，说明政府注意到了扶贫问题，可长期以来，解决之道却多以救济方式为主。救济式的扶贫目的只是扶助贫穷，而不是去消灭贫穷。事实上，香港贫穷问题既源于经济转型下的产业单一化，也源于低税制下政府缺乏收入再分配的能力，令香港在处理扶贫问题上更加困难。正是由于先天不足，港府过去在应对贫穷问题时，大多沿用短视的一次性应急思维，只注重一次性的纾困措施，虽每年都大手“派糖”，却始终无助于长远改善基层收入。而全盘的扶贫政策却付之阙如，导致近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些年来的努力，证明了单靠发展经济及基层的漏斗效应是不可行的。
　　香港的贫穷问题并非一两项措施可以根本改善的，如何平衡当下的救济需要和长远的教育诉求，才是对付贫困问题的切入点。这都需要长期的不懈努力及极具针对性的措施。
　　对症下药 寻找治本之道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贫富差距扩大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但香港的情况却较其他发达国家及地区严重，症结在于香港的经济结构。香港一直以低税制吸引各国的企业及资金到港营商，最终成为今日国际级的金融中心。香港绝不会贸然改变低税制的优势。然而，在低税制之下，香港也减低了收入再分配的能力。同时，产业结构偏重金融等高增值行业，制造业等可创造大量职位的行业却不断北移，产业空心化问题逐渐恶化。从事金融等行业的雇员每年收入都录得可观增加，而低学历低技术人士只能靠最低工资基础上维持一定加幅，导致香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目前要解决的不只是贫富悬殊问题，扶贫也绝不是“均富”，重中之重乃是低收入人士的生活问题。这种办法，不单单是救济可以解决的，将更多涉及到提升所得和财富分配上，即增加人的市场竞争力及进行税制上的改革，以此作为社会的调节器。
　　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根本，在于促进经济、创造就业。“授人以鱼”只能治标，“授人以渔”才是治本之策。有许多香港市民认为，针对长者、伤残人士等提供福利补助，是扶贫的应有之义。其中检讨综援和生果金制度等，透过税收和福利优化财富再分配，将是港府未来的工作重点。他们认为，基尼系数只是反映收入差距，比较而言，针对改善贫困一族的生活质素，无疑是更加重要和迫切的任务，应作为港府制订政策及调配资源的优先考虑。“扶贫”重要，“脱贫”更重要；“分富”之前，必须更好“创富”。把经济和财富之饼做大，实乃一切扶贫工作的大前提；然后，才是把饼分好，让更多市民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许多香港市民的企盼。
　　落区交流 把握民情脉动
　　所幸，从梁*英日前重启“扶贫委”的举动来看，新一届政府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更已明确解决问题的方向，令人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梁*英亲自挂帅成立了由七人组成的“扶贫委员会筹备小组”，已于7月1日开始运作。新组成的扶贫委员会除了就眼前的迫切问题提供意见外，更重要是为香港的长远扶贫工作提供思路，制订全盘扶贫政策，全面解决香港的贫穷问题。
　　除成立“扶贫委员会”外，矢言树立“亲民特首”形象的梁*英，带领旗下班子更在上任翌日便全力投入工作，其第一步就是走向基层，马不停蹄地落区，一天内走入六个区听取民情民意。这六个区包括筲箕湾、观塘、大角咀、屯门、葵涌、将军澳。这些区域均是普通市民居住集中区，居民的意见和要求也五花八门，但都与民生有关，涉及千家万户。
　　面对日趋政治化的社会环境，梁特首率问责团队积极落区，展现出新政府的施政新风，不但有助于更广泛地吸纳民间智慧，令政策制订贴近民情，而且有利将来施政得到更多的民意支持。将“走入群众”风格贯彻落实，定期与市民接触交流，把握民情脉动，这也是回归15年来的新鲜事，显示出香港新领导班子的工作态度，也是香港社会民主转型的基础。至少，新一届港府扶贫的这些举措，已让香港市民看见政府正着手处理贫穷及贫富差距问题，看到了未来会逐渐丰裕的生活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