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宗旨是什么【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与西方师范教育理念的引介与实践】

　　[摘要]晚清民国西学东渐，但熟悉新式教育的教师匮乏，教师水平良莠不齐，基督教学校亦是如此，师范教育尤为必要。以协调全国基督教教育为已务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对于师范教育不遗余力，利用自身覆盖全国的地方教育会网络，将自晚清以来逐步清晰的师范教育理念变成现实，通过全国及地方不同层面的“三年”“五年”及“区域性”教师培训计划，期待为基督教教育培养师资。然在内有协调机制的乏力与外在民族主义的双重压力下，教育会的工作步履维艰。尽管如此，其积累的经验教训仍有借鉴价值。
　　[关键词]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基督教教育，师范教育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6-0026-08
　　传统中国尊师重教，职业化的塾师早已有之。科举之后，学堂兴起，无论新旧，无论政府或民间，追求知识的多元乃时势所需，传统的塾师日渐疏远。在此情况下，对受过西方新式教育，以分科治学为基础的专业化教师的需求更为迫切。1920年，陶行知指出如果中国要推行国民教育，至少需要20万中学教师，200万小学教师，但当时中学教师只有1万，小学教师18.5万，在这19.5万教师当中，受过师范教育的不到1/4。可见，当时中国教师的缺口之大，师范教育的任务之重。
　　这种教师匮乏的状况在基督教学校那里也同样存在。1920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公布的资料显示，他们需要为5400所基督教初小，900所高小，270所中学的47000名教师提供培训的任务。1924年，河南教育会公布的资料显示，在该省基督教学校教师当中，仅有10％的教师受过师范教育，仅有20％的教师受过中学教育。同年，华西教育会公布的资料显示，在该省基督教学校教师当中也仅有30％受过师范教育，其中20％在教会师范学校中接受培训，10％是在政府开办的师范学校当中。不仅如此，学校教师的水平也良莠不齐，1912年5月，监理会福州传教会对福建地区的小学教师进行了一项统一的水平考试，结果在参加考试的48名教师当中，仅有10人达到要求。基督教学校力推新式教育，但传教士的力量毕竟有限，所以他们不得不借助于受过新式教育训练的华人，这些华人教师的背景不一，水平参差不齐，这对于提高教育质量，推广新式教育，构建统一的基督教教育系统大为不利。所以，基督教教育界对此问题给予了持续的关注。作为基督教教育的全国性组织协调机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对于教师培训不遗余力，并利用自身覆盖全国的地方教育会网络，将自晚清以来逐步清晰的师范教育理念变成现实。
　　一、晚清时期中国教育会对于西方师范教育理念的引介
　　早在中国教育会(EducafionM Association ofChina，即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前身，成立于1890年)时期，就有不少的传教士指出了基督教学校缺乏教师的问题。1896年传教士帕顿(W.Paton)指出：“目前差会最为缺乏的是教师，特别是那些受过良好训练的。很少有学校进行教师培训的工作，培训年轻教师的任务只能靠有资历的教师个人去完成。如果他们能够系统的学习到一些教学艺术和原则，教育的功能将会大大提高。我很惊讶为什么我们如此多的人能够忍受那些没有受过培训的教师。”三年之后，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指出：“教育工作最为需要的是人，良好的教育效果更多是靠人而不是方法。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努力培养有能力的人成为教师。当前，特别需要的是通过教师将新的知识生命带给中国，当然，这些教师应该是基督徒。”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戴维斯(A.L.Davis)，1902年在中国教育会第四次三年大会上，她指出：“目前最为需要的是给学生传授知识的本地教师，随着教师数量的增多，标准也会跟着提高，我们就更应该通过各种途径为教育工作提供教师。”
　　对于教师培训的方法，不少传教士都指出应开办师范学校。1896年，考比特(H.Corbett)指出：“开办师范学校使男女青年接受培训就可解决对教师的需求。假如对教什么，怎么教都不清楚，就不是真正的教师。只有经过彻底的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的人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教师不仅要懂得他所要教授科目的内容，而且对教学方法、管理方法，以及一切有关学校的工作都要经过专门的培训。”1902年戴维斯也认为：“一所好的师范学校是促进当地教育水平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学校学习，教师对于教育工作的尊严和重要性的理解都会提升一个档次。我们应在一些教育中心开办两类师范学校，一种是男校，一种是女校，所开设的课程要尽可能适合教师的工作。”
　　但中国基督教教育的现实是办学的多宗派性，这就使得不同宗派在开办师范学校时需要进行合作。1896年，考比特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在教师培训的问题上，我认为在相同的地区各个差会都去建立单独的培训中心是浪费生命和精力的事。我强烈建议各邻近差会不应只按照自己的方式，研究自己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忽视其他差会，而是应该对彼此的目标和方法都要有彻底的研究，互相协商，相互协作，以有限的人力获取最大的收获。”1905年，柏尔根(Paul D.Bergen)在中国教育会第五次三年大会上提交了一篇主题为《教师培训》的论文，他也讲到：“我们要比以前站在更为广阔、更为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如果要让我用三个字来表达我今天所要表达的主题，那就是‘联合、联合、联合’，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不仅是在言论上，在中国教育会时期部分差会就已经开始开办师范学校，从事教师培训的工作。1896年，帕顿报告说美国北长老会的齐鲁神学院开设了师范教育部，在那里不光进行常用的科目教授，还进行辩论以及教学方法的学习。同年，美国长老会还在广州开办了一个教师培训班；巴色会也在他们的大学课程中加入教育学。这些由单个差会开办的教师培训机构主要是为各自差会的教师所办，其他差会教师难以共享这一成果。有鉴于此，作为跨宗派的机构，中国教育会1902年组织了首次全国教师会议，与会教师聆听了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讲座，听取了部分教师的模拟教学，并对相关教学问题进行了研讨。为进一步促进各差会在教师培训上的合作，1905年，中国教育会组织了专门的“师范培训委员会”，传教士瑞吉(W.Sheldon Ridge)任主席，杜威(R.G.Dowie)任总干事，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全国组建联合的师范学校。但在后来未见到该委员会的任何报告，联合师范学校的计划落空了，也由此可见在晚清时期基督教学校的师范教育仍是以差会单独进行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