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镜纹饰【汉镜纹饰变化探释】

　　［摘要］汉镜是我国古代工艺美术的珍品，在整个铜镜发展史上地位特殊。它多样的制作形式和丰富的纹饰变化不仅继承了战国镜的辉煌，而且开启了唐镜新风。本文从早、中、晚期具有代表性的汉代铜镜入手，对其纹饰变化进行探释。
　　［关键词］汉镜；铜镜；古代工艺美术
　　［中图分类号］K8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4-0038-02
　　一、汉初“山”字纹镜的消失与四分法布局的形成
　　“山”字纹镜是战国时期铜镜的主要品种，一直流行到西汉中期。其镜背纹饰特征是在细密的地纹上，以右旋或左旋的类似“山”字图纹构成主题纹饰。从考古发掘来看，它上起春秋后期，下至汉初，流行时间很长。90%以上的“山”字镜都出自楚地，故又被称作楚式镜。
　　在我国铜镜发展史上，有许多纹饰寓意成为难解之谜，其中就包括“山”字纹。纵观以往对“山”字镜纹饰的研究资料，可谓观点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山”字纹是“以字代形”，也有人认为“山”字纹镜的“山”字是“楚伐中山的明证” 。笔者认为，作为地区性文化即南方楚文化构成部分的“山”字镜及其特殊纹饰的形成，主要还是应该从楚国特别是其南境青铜文化纹饰艺术的产生、演变、发展中进行探索。
　　铜镜初出于祭祀，是一种祭天礼器，春秋战国时期才替代鉴而广泛使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最早的铜镜都是圆形素镜，其形制源自于远古人类“天圆地方”的朴素宇宙观，即使铜镜饰有少量图纹也必然与宇宙天象相关。因此，笔者同意孔祥星、刘一曼的关于“山”字纹“与殷周铜器上的钩连云雷纹有关”的观点。①
　　一种风行相当长时期的纹饰为何会突然消失，的确很让人费解。因为战国时期的纹饰在汉代几乎都得到了传承，惟独“山”字纹这种主流纹饰却消失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经过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之争，西汉建立时，社会经济已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天子不能钧驷，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国力十分贫弱。因此，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经济的“休养生息”政策和措施。汉文帝刘恒更是大力推行廉政，提倡生活节俭。由此，器物设计、装饰艺术也崇尚朴实、简洁。西汉初，铜镜纹饰还基本残留有战国镜的主纹和云雷底纹相重叠为特征的严谨细密的装饰手法。但到了西汉中期时，细密的云雷底纹已完全消失，装饰趋于简洁明快。“山”字纹作为一种形态特殊的几何纹，当铜镜失去底纹后，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它已不再适合单独作为主纹。二是“山”字镜是标准的楚国器物，是地区性文化的标志。楚国作为南方“蛮夷”，文化性质与中原相异。秦汉一统后，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力求在南方推行中原文化。西汉中期，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铜镜文化的装饰风格在汉朝疆域范围内趋向于统一，这时作为南方楚文化标志性器物的“山”字镜的消失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具有“汉式”风格的四乳草叶纹镜、四乳星云纹镜、四乳四虺纹镜、四乳四神纹镜等铜镜几乎在各地区同时出现。它们的装饰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以四乳为基点将镜背均匀分成四个部分，在里面布置主题纹饰。这种装饰图案四分法格局的形成明显受到我国传统道家宇宙观的影响。道家认为宇宙分五个方位，即东、南、西、北四方加中央。“五方”对应“五行”，即东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中央土。道家认为，宇宙万物皆由这五种物质相生相克变化而生。东、南、西、北 四方又对应“四象”，即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四象”原意指天象，后渐渐演变为保卫中央（中国）的四方之神。铜镜以钮孔为中心，用四乳划分四个区域，从而构成了与以前“心对称”不同的“轴对称”格局。这种构图形式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四乳四神纹镜，用极具文化内涵的“四神”来装饰，不仅体现了汉人地理、五行、季节的观念，而且也传达了汉人企求四神“镇四方、辟不祥”的美好愿望。
　　二、规矩纹镜的出现与装饰的简而复繁
　　新莽时期流行规矩纹镜。规矩纹是出现在西汉后期的一种新的纹饰，它和“山”字纹一样，在铜镜纹饰史上颇具神秘色彩。
　　规矩纹镜以镜背纹饰中出现“TLV”符号为特征。这种铜镜一般为圆钮，它的基本布局格式在传统的“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思想指导下，在钮座外设计一方框来代表大地。方框有的排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铭文，再从镜钮外方框十字线延伸出“T”形图像，对向铸有“L”形和米字线延伸出“V” 形图像。用“TLV”符号将铜镜内区分为四方八等分，八等分中有的设有“四神”，有的配以羽人禽兽，有的装饰蟠螭、蟠虺。
　　对于规矩纹的来源和神秘的“山”字纹一样，也是众说纷纭，东西方学者各执己见。有人认为，规矩纹来自御伞、华盖的装饰，或是墓室内天花藻井的架样。也有人认为，规矩纹是模仿汉代日晷刻画而成，“TLV”符号的含义与时空相关，代表着一种宇宙现象的循环。还有人认为，规、矩本是一种木制工具，用此作为铜镜的主题装饰，其意为规天矩地，忌犯不轨的寓意。
　　目前流行一种规矩纹来源于古代六博棋格式的观点，②笔者对此也表示赞同。“刻镂博局去不羊（祥）”，不仅铜镜铭文说明了规矩纹与六博棋的关系，而且在山东费县出土了石制的六博盘，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也出土了全套博具。其博局上就有“TLV” 符号，据《古博经》记载：“博法，二人相对坐向局，局分为十二道，两头当中名为水，用棋十二枚，六白六黑，又用鱼二枚置于水中，其掷采以琼为之，二人互执采行棋，行到处即竖之，名为骁棋，即入水食鱼，亦名牵鱼，每牵一鱼获二筹，翻一鱼获二筹。”六博这种游戏的历史非常悠久，到了西汉中后期开始盛行，善博者在社会上受人尊敬，六博棋艺已渗入社会生活，当时不仅铜镜流行采用这种古老的博局纹来装饰，就是在日晷、压胜钱等器物上，也广泛采用。
　　从艺术表现看，经过汉初“休养生息”政策后，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汉武帝之后，更是进入了鼎盛阶段。王莽建立新朝后，托古改制，装饰艺术又向繁复细密的方向发展。纹饰题材除新出现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之外，还有犀牛、玉兔、鹿、蟾蜍、雄羆、瑞鸟等禽兽题材。表现手法沿用传统阳线钩勒轮廓，但布局常用同心圆形式环绕多层装饰带。西汉早、中期的铜镜基本上还都是宽缘素边的布局，铜镜纹饰集中于镜钮的四周。新莽时期注重用一些锯齿纹、流云纹、射线纹、波纹等来装饰镜缘，从而使铜镜设计的艺术趣味更加浓厚。另外，在铜镜铭文的字句中还出现了通假字、减笔字等现象，说明了铜镜装饰设计的布局对于文字的应用是独具匠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