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诗性审美追求的一个侧面 沈从文小说独特的审美追求

　　沈从文是一位善用文字的湘西之子，他把他从沅水长河得来的一份明澈和智慧，连同他关于人生的那点固执和忧郁，凝聚笔端，构筑了一个文学的湘西世界。在这个古朴自然的世界里，水手和妓女是最微贱的两个群落，水手的世界又与妓女的生活天然相联，隐现出一个独属于湘西的人伦生态，体现了沈从文别具一格的诗性审美追求。
　　一
　　穿青布蓝布短汗褂，嘴里噙了长长的旱烟杆，白日里撑船闯滩，下水时如一尾鱼，晚上腰间塞满铜板，上岸到吊脚楼找相好的妇人，粗卤得如同一只小公牛，又与妇人烧烟听曲，像是做皇帝——这是沈从文笔下的水手。但凡有水手靠岸的地方，就有各种年龄段以出卖肉体为生的妇人，在吊脚楼或是空船上，公私不分的妓女不计其数。表面上看，湘西水手和妓女的关系，与一般露水情缘或钱色交易没什么两样，但对照湘西独特的历史文化蕴涵，就可发现，水手和妓女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委实带有某种类似人伦亲情的性质。
　　水手们是“水上无家人”，他们毫无保留地在吊脚楼分付一片真情，妓女们则像是守候着远行的旅人归来，等待水手们的归来。湘西底层社会特殊的生活方式，使水手和妓女成为肉体和灵魂上的最佳伴侣，他们相互从对方身上获得慰藉和生存下去的勇气。水手和妓女的爱并不华光灿烂，然而自有它恰当的温度。沈从文如是描写：“他们（指水手）把自己沉浸在这欢乐空气中，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女人则帮助这些无家水上人，把一切劳苦一切期望从这些人心上挪去，放进的是类乎烟酒的兴奋与醉麻。在每一个妇人身上，一群水手同样做着那顶切实的顶勇敢的好梦，预备将这一月贮蓄的金钱与精力，全倾之于妇人身上，他们却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柏子》）柏子是小说《柏子》中特定的一个水手，也是所有水手的抽象。吊脚楼的点点灯火在暗夜里闪烁，吸引着水手们歪歪斜斜的脚步，她们预备的不过是烧烟、通俗小曲和说不上美好的身体，然而重要的是那个暖热的气氛。水手带回了远方新奇的事物和见闻，带给她们湿气的粗鲁的拥抱，也带回来一份熟悉的踏实的气息。在湘西，水手和妓女们之间，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意味，甚至有点类似家庭的组织形式，虽然这不甚合乎文明世界的礼仪风化，却维持着湘西人伦生态的某种平衡。
　　一般来说，妓女的特性是“风尘气”，而沈从文笔下的吊脚楼妇人，对于水手来说，则是一种可以亲近的寻常人间“烟火气”。吊脚楼不仅是水手们岸上的停留地，也是他们精神的栖息地。沈从文几乎没有用爱情去定义这群凡夫俗子的情感，的确，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男女爱情，它包含着类似亲情的抚慰、宽容和守望。吊脚楼上的妓女和往来频繁的过客们，彼此也熟稔得如同生活了多年的乡亲。《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中，写到 “一个多情水手”牛保。牛保在即将起锚时，他的相好，一个年青妇人，在吊脚楼上露出鬓发散乱的头颅，向河下人锐声叫：“牛保，牛保，我同你说的话，你记着吗？”牛保知道妇人起身到窗边时，是还不穿衣服的，怕她冷着，就大声叫着要她快上床去，那妇人明显有点赌气，不高兴地说：“我等你十天，你有良心，你就来——”水手牛保走后，吊脚楼上的夭夭和一个邮船水手谈起他，就像谈起一个出了远门的熟人邻居，岁月就在东家长西家短中缓缓流淌。这些饱尝人间疾苦与生活磨难的人们，相互间自然而然有种淡淡的牵挂与关怀，使得吊脚楼俨然成了一个充满牧歌情调的乡村，古朴简淡的亲情构成了湘西自然人伦生态的底色。
　　二
　　1934年，阔别湘西十余年的沈从文回到故乡，沿途历时月余，有《湘行书简》记录了他此行的所思所感，回到文明世界后他又出版了《湘行散记》。当他以归来者的眼光一路望去，这里一切众生皆可悯：“妇人手指上说不定还戴了从常德府为水手特别捎来的镀金戒指，一面唱曲一面把那只手理着鬓角，多动人的一幅画图！我认识他们的哀乐，这一切我也有份。看他们在那里把每个日子打发下去，也是眼泪也是笑，离我虽那么远，同时又与我那么相近。这正同读一篇描写西伯利亚方面的农人生活动人作品一样，使人掩卷引起无言的哀戚。” (《鸭窠围的夜》)这哀戚便是对于生命本身所起的哀感，他以近于基督式的怜悯，抒写他对于水上岸边那些平凡生命的悲悯，且把自己溶于其中，他只觉得他们的生活真近于一种奇迹，“觉得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一个平常的夜晚也被蒙上一层神性的光辉：“河面杂声的综合，交织了庄严与流动，一切真是一个圣境”。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他抑制不住要对那点颜色，那种声音，那派神气表达自己的感动，然而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他反复说的是“那光景实在美丽动人”！
　　在沈从文笔下，无论是水手抑或妓女，他们并不自觉身份卑贱，只是毫不掩饰、毫不做作地生活着，践行着生命过程中的职责和情义，他们的人生虽卑微而能自重，鄙陋的人生蕴含着人性的诚实和庄严。沈从文说：“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不能用读书人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重义轻利，即是**，守信自约，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为可信。”（《边城》）比起“风雅人”来，水手们显得洒脱得多，也道德得多，水手与妓女的遇合全无风雅之意，却也没有一点轻薄的意思。他们以粗俗而直接的方式表达感情，相互骂野话，临别之际也不会执手相看泪眼，只是几斤核桃几个苹果传递彼此惦念的情意。他们的生活似乎无关乎纯洁，但在沈从文笔下，他们有着淳朴的灵魂，有着文明人所不具备的纯洁健全的人性。
　　水手守信，而妓女重情，水手轻利而妓女重义，沅江的水亘古地流，世世代代的水手自有妓女年年岁岁的守候。吊脚楼上既无需感叹“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万里行船的人也尽可把生之辛劳、恐惧和烦恼，统统卸在沿途的吊脚楼上。在所谓的“现代”，有些往桃源县访幽探胜狎妓赋诗的文人雅士，妓女们迫于生计不得不接待这些“外路风雅人”，沈从文用了一种嘲弄的语气，写道：“至于接待过这种外路风雅人的妓女呢，前一夜也许陆续接待过了三个麻阳船水手，后一夜又得陪伴两个贵州省牛皮商人。这些人说不定还被一个水手，一个县公署执达吏，一个公安局书记，或一个当地小流氓，长时期包定占有，客来时往烟馆过夜，客去时再回到妇人身边来烧烟。”（《桃源与沅州》）在湘西，除了自然的人伦生态本身呈现的生存诗意，一切外来者的风流想象都显得造作可笑。
　　水手和妓女相互依存，天经地义地相爱，这爱充满了亲情意味，他们的生命虽卑微而能自重，鄙陋的人生蕴含着人性的淳美和庄严，这即是沈从文理想中的人伦生态，一种理想化的人伦之“常”。重回湘西，沈从文终于能对湘西人伦关系作一抽象之思，他以水手和妓女为支撑，建构了他心中完美的“圣境”，将普遍的“人性”上升为庄严的“神性”。他既写实又象征地描绘了湘西水上和岸边人的生存状态，通过文字还原出沅水两岸的生存真相，展现了一幅幅湘西人伦生态的图景，将湘西水手和妓女的“活文化” ①状态升华为一种澄明之境。与五四一代的作家显然不同，沈从文不是以启蒙者姿态来审视或同情他笔下的人物，也有意回避了普罗作家式的现实批判，对于贫穷的水手和妓女，他没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反而将他们置于化外之境，使之承载他的人伦理想。在现代文学史上，以人性的淳美、庄严构建乡土社会的人伦生态，并用诗性的笔墨赋予它审美的品格，沈从文是第一人。
　　注释：
　　①指文化中既没有典籍所载，也没有口传的内容，仅仅是生活中世代相袭的生活方式及其实际的生活过程。见谭必友《试论沈从文对湘西“活文化”的六种澄明》，《吉首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