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载人航天_飞天，飞天：中国载人航天20年的珍贵历史片断
自1992年9月21日中国政府决定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已经过去20年了。2012年6月16日，“神舟九号”飞船载着景海鹏、刘旺、刘洋等三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发射升空；6月29日，“神九”在完成了与天空一号自动和手动交会对接及一系列科学实验任务后，载着三名航天员平安返回地面。此时此刻，就让我们回放那些与载人航天工程有关的历史片段，以此勾勒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青春岁月，也让我们对它的前途充满希望与祝福。
100亿元拨款吓了专家一大跳
1986年3月，航天老专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人联合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3月5日，邓小平看到四位科学家的建议，马上作出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找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这就是著名的“863计划”。从此，中国的高技术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1986年10月，中央决定拨出专款100亿元实施“863计划”，这个数目远远超出科学家们的预想。杨嘉墀院士回忆：“张劲夫同志有一天早上把我们四个人叫到中南海去商量这个问题，他问我们要多少经费，我们几个人好像也说不准多少。王淦昌同志稍微有一点经验，他就说了个1000万。张劲夫马上就说这个经费肯定是不够的，国家批准了100个亿。我们四个人都吓了一大跳。”
“863计划”的实施，使我国载人航天研究列入国家重点发展计划，100亿元经费中有40亿元用在航天项目上，代号为“863-2”。因此可以说，“863计划”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起跑线。
中国载人航天该如何起步？为此，中央汇集了国内航天领域的顶尖专家，从1987年开始，相关论证持续了整整5年，专家们逐步达成共识：航天飞机造价昂贵，技术复杂，中国当时还不具备生产航天飞机的技术条件；载人飞船既可搭乘航天员，又可向空间站运输物资，还能作空间站轨道救生艇，经费较低，适合中国国情。
1992年9月21日，江泽民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专委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批准我国载人航天飞船工程（后改称载人航天工程）上马。于是，1992年末，被称为“921工程”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
中国“航天员”带来新名词
其实，早在“863计划”之前，上世纪70年代，时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的钱学森就向中央提出大胆的设想：中国应该搞载人航天。1971年，毛泽东主席在国防部五院和空军联合起草的《上马宇航工业》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计划在1973年底发射第一艘载人飞船，起名为“曙光一号”。
国外的航天员一般翻译为“太空人”或“宇航员”，但钱学森建议，我们还是叫“航天员”好，因为我们有天、海、空的领域划分，这样称呼比较规范。于是，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就秘密展开了，并从1840名飞行员中选出了20名预备航天员。但“曙光号计划”最终搁浅，有关选拔航天员的材料也被作为绝密资料而封存起来。
2003年，杨利伟在参加一次电视节目时，见到了那20名前辈中的一位。杨利伟从老人的目光中，看到了那一代人不曾泯灭的飞天梦想和爱国情怀。这位老同志紧紧握着杨利传的手，含着泪说：“作为国家载人航天工程最早的响应者，我们虽然没有真正飞向太空，但能亲眼看到“神舟五号”飞天，除了为你们高兴之外，我们也同样自豪。”
不仅这位航天老前辈如此，整个中华民族都为之自豪。伴随着“神舟五号”中杨利伟历史性的太空之旅，一个新造的名词“taikonaut”也问世了。这个词的前半部分“taiko”类似于中文“太空”的拼音，它的后缀部分“-naut”与西方语言中代表航天员的词“astronaut”的尾缀完全一样，代表水手或航行家。这个词被收入新版牛津简明英语辞典等主流英文辞典，成为世界媒体对中国航天员的专用称呼。
“馆长同志，再见！”
2003年10月15日，中国航天员杨利伟首次搭乘“神舟五号”飞上太空。这一巨大成功的背后，是对巨大压力的克服。“神五”发射前，杨利伟离进舱还有十几分钟时间，大家都默默无语。因为这是我国首次进行载人航天飞行，所以，大家都很紧张。不知谁为了缓和气氛，说了句：“我们给利伟说个笑话，让他放松放松心情吧。”可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说不出来。
这时，一名负责关舱门的工程师打破沉默，他说，俄罗斯曾经有个关舱门的工程师后来当上了航天博物馆的馆长。这本来不是个什么笑话，杨利伟看大家那么紧张，就开玩笑回应这位工程师说：“馆长同志，再见！”在大家的笑声中，6时15分，杨利伟接到命令：“神舟五号进舱。”
最终，杨利伟光荣完成任务，并在后来为改进“神舟六号”提出了中肯的建议。“神舟五号”在起飞过程中，火箭抛掉逃逸塔之后近10秒的时间里，强力的振感让杨利伟非常难受。而在此之前，箭体的振动频率被认为对航天员是没有影响的。回来后，杨利伟和设计师交流了感受。
针对杨利伟提出的建议，在“神舟六号”的设计中，设计人员反复亲身体会，不断改进。两年后，发射“神舟六号”的火箭就采用了新方法，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几乎没有感觉到振动。中国的载人航天技术就是在这样日积跬步的过程中不断完善。
“神六”曾遭蜻蜓“入侵”
尽管技术水平不断发展，但有时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比方说，蜻蜓曾经“入侵”过“神六”。
“神舟六号”发射前，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测试站副站长、发射场系统火箭测试发射指挥员王学武发现，火箭里有上千只蜻蜓在飞舞，原来是夜间气温骤降，蜻蜓找到了这里。如果这些蜻蜓进入飞船，就可能引发事故，但舱内洁净度要求很高，不能打药，怎么办？经过反复研究，他们终于想出了降温这一招，让蜻蜓飞得迟缓，再小心翼翼地一只一只捕捉，终于赶在发射前一天，将1000多只蜻蜓全部捕获。
赶走了蜻蜓的“神六”终于可以如约升空了。与“神五”只有一名“乘客”、不存在分工和配合不同，“神六”的飞行是由两人小组完成。在升空过程中，一名航天员将担任指令长，根据操作程序表，指挥作为操作手的同伴用手中一根操作棒进行各项操作。